《真正的复兴》试读:第一章 戴维斯和“复兴”的含义

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es)的讲道事工虽然历时不长,却泽被后世。他的工作在同辈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这些同辈在世的时间比他更长(40年或更长),其中一些人一直生活到19世纪早期。后来,通过所出版的讲章和关于其一生的少量零散记录,戴维斯的属灵传统在大西洋两岸得以延续。一位循道宗信徒在1842年写道:“在从事基督教讲道事工的伟大人物之中,很少有人(任何年龄的人)比戴维斯更受尊崇。”1847年,约翰·安杰尔·詹姆斯(John Angell James)首次出版自己关于基督教讲道事工的经典著作,在这本书中,他解释了自己如何通过阅读戴维斯的讲章,渐渐明白讲道时情真意切、使人警醒是何等重要。从那时起,他便立志:“我已经将带领执迷不悟者信主作为自己事工的终极目标。 ” 钟马田在1967年的威斯敏斯特神学讨论会上,敦促从事讲道事工的学生们阅读戴维斯的讲章,并称戴维斯是“从这个国家中产生的最伟大的传道人”。 人们对戴维斯早年生活的了解是极其零散的。在戴维斯的圣经中有笔记写道:“1723年11月3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纽卡斯尔县。”当时,特拉华州诸县(纽卡斯尔县即其中之一)与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联合,组成了“中部殖民地”(The Middle Colonies)。这四块殖民地在18世纪初期总共有六万五千左右的移民。尽管戴维斯的父母是威尔士人,但在后来,他却以“自由而生的不列颠人”(free-born Britons)称呼自己和自己的听众。 塞缪尔是一位敬虔母亲的独子,他从自己所在的浸信会牧师阿贝尔·摩根(Abel Morgan)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加入了长老会,他也因此转到了另外一所“离家有一段距离”的学校。我们知道,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是“英国人威廉·罗宾逊”(The Englishman William Robinson)的古典式小学校的一名学生。1740年,罗宾逊辞去校长之职,转而开展牧养事工。可能是在这一时期,或者稍晚些的时候,戴维斯转到了位于费各曼诺(Fagg's Manor)的塞缪尔·布莱尔牧师(Rev. Samuel Blair)的“木屋学院”(log college)。布莱尔于1729年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纽卡斯尔县以北)的乡下,住到了一群长老会信徒中间。他对这群人的属灵状况并不乐观: 他们并不了解新生命的本质,也不知道新生命是不可或缺的。大多数人也不清楚这样的教义:圣灵使人认罪,将律法启示给人的良心,使人因基督得救……总体说来,他们自以为义,却不依靠基督的义得救,而他们自己却未尝意识到其危险性。天主教信徒(Papist)和贵格派信徒(Quakers)很容易犯这样的罪,但长老会信徒不应该。 1740年,无论是在费各曼诺还是更远的地方,这样的属灵状况都经历了一次剧变,进而影响了美国后来的整个历史。当1757年戴维斯在弗吉尼亚州讲道的时候,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大约16年以前,在北部殖民地地区,关注信仰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大部分人昏昏沉沉地死在罪中,往好了说他们也不过是徒有其表——有敬虔的外貌,却背离了敬虔的实意。当时,国家处于和平繁荣的时期,远离战乱之灾,也无瘟疫流行,简而言之,没有人特意提出我们有悔改的迫切需要。然而,突然之间,对永恒事物深切而全面的关注席卷了全国,罪人们从梦中惊醒,戒除了自己的恶习,并开始呼求:“我们如何才能得救?”预备进入将要到来的永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重中之重。那时,福音大有能力、无往不胜,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扎进了人们的内心。我曾见过数以千计的心灵在福音的感化下融化,人们都渴望听到关乎生命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曾湿润。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反悔,信仰也归于无有,或退化到仅仅拘泥于形式。但是,赞美上帝,仍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荣耀的日子里成为闪耀的丰碑,记念上帝恩典的大能。 戴维斯在大觉醒之前就成了一名基督徒。15岁的时候,他就确信自己已经出死入生,并且立志一生从事传福音的工作。在费各曼诺师从布莱尔的这段时间里,他获得了受用终身的宣教理念。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分享给自己的同学们: 我们全神贯注地坐在他的脚边, 如饥似渴地汲取涌流而出的知识, 哦,布莱尔,那值得赞美的温柔名字, 你是我的父亲、导师、牧师、兄长和朋友! 预告大觉醒来到的,是一种全新的讲道方式,这一讲道方式满有权柄、感情炽烈,直扎人的心底。最显著的结果就是,采用这一讲道方式的传道人数量倍增。戴维斯之前的老师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就是最早采用这一讲道方式的传道人中的一员。1741年8月,他接受了新布伦瑞克长老区会(New Brunswick Presbytery,新泽西州和宾西法尼亚州的福音派影响力中心)的按立,从此,“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像一颗闪亮的流星,闪耀着上帝的光辉”。“对上帝和灵魂的爱,这一无法抑制的冲动激励他勇往直前,胜过一切的软弱和障碍。”罗宾逊放弃接替内沙米尼溪地区(Neshaminy Creek)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ent)的职位,却选择远行至西部和南部那些人烟稀少、尚未被福音化的地区。从弗吉尼亚州大峡谷,经过蓝岭(Blue Ridge Mountains),直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许多人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福音。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是在美国教会史方面极其敏锐的评论家,他在19世纪40年代写道:“罗宾逊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使许多灵魂因他得救。从人数上看,他领人归主的数目可能不逊于本世纪其他任何牧师。” 有件事与我们的故事颇有关联:1743年7月,罗宾逊来到了弗吉尼亚州汉诺威县(Hanover County)的汉诺威(Hanover),在此地传了4天福音。这个地方距离里奇蒙德(Richmond)约19公里远,地处一个相对繁华的区域。它是17世纪早期弗吉尼亚州出现定居者之后,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之一。这里的人并非没有受过教会的影响,因为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讲,按照法律,在老自治领(Old Dominion,弗吉尼亚州的别称)每个地方都会设立圣公会。17世纪40年代,大约一千名清教徒从此地迁移到了北方,于是,所有的弗吉尼亚人都缴纳十一奉献,而英国国教的《公祷书》也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但是,1739年,他们中的一位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在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殖民地首府)讲道的时候,当地的英国圣公会信徒却发现,他的信息听起来非常陌生。 4年后,一本怀特菲尔德的讲道集传到了距离威廉斯堡80公里的汉诺威县。以塞缪尔·莫里斯(Samuel Morris)为首的一群人读过这本集子后,决定停止参加已有教会的正式礼拜,而是聚集在一处他们称之为“阅读室”的地方,“聆听”前一个世纪的清教徒传道人的讲道,如博尔顿(Bolton)、巴克斯特(Baxter)、弗拉维尔(Flavel)、班扬(Bunyan)等人。这就是1743年7月罗宾逊到达此地时的情况。汉诺威县4天讲道的效果惊人。莫里斯写道:“在这4天里,大批的听众几乎没有人不曾受到讲道的影响。人们回来时都担忧起自己危险的境况,认清自己先前完全忽视了信仰,并焦急地询问,自己如何才能得救。我有理由相信,这4天讲道的果效,将不亚于此地之前及之后一切讲道果效的总和。” 罗宾逊离开汉诺威县之前,当地的人硬要他收下一笔慷慨的捐赠。罗宾逊坚持不收,但在临行前的清晨,他发现自己马鞍上的背包比平时更重——这笔钱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了里面。他只能微笑接受,并保证说,这笔钱一定会派上很好的用场:“我认识一位既聪慧又虔诚的年轻人,他现在正在学习,并有意从事讲道事工。不过,他的情况非常窘迫,没有资金的支持,困难重重。这笔钱一定会缓解他的窘境。” 罗宾逊所特指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塞缪尔·戴维斯。1746年,在罗宾逊去世的时候,他也将自己的图书馆遗赠给了戴维斯。罗宾逊从事讲道事工的短暂岁月,虽然未能与大觉醒同步,却紧随其后,而且,他的工作证明,当其他区域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个别区域也有可能发生强有力的复兴(如1743年的汉诺威县)。1745年,即罗宾逊去世之前的那年,他邀请戴维斯来马里兰州的萨默塞特县(Somerset County)帮助自己,当时,那里发生了同样的复兴。在戴维斯的记忆中,这一时期,“上帝的恩典在马里兰州极为荣耀地彰显”: 我在那里待了大概两个月,当时正是事工的高潮期,我从未见过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与会人数如此之多,虽然是在极冷的寒冬,他们却对讲道毫无厌倦之意。他们中很少有人不露出悲伤或喜悦之情。哦,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最令人欣慰的日子! 这样的机会要求他全力以赴,而为了尽快获得讲道的资格,他一直刻苦学习,结果可想而知——1747年,戴维斯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乐观。那一年2月19日,纽卡斯尔长老区会任命他为传道人,要求他把讲道事工的注意力放在弗吉尼亚州。大概两个月后,他来到汉诺威县的“阅读室”,向那里的信徒讲道。戴维斯早已从罗宾逊和其他人那里听说过此地的需要,不过,他这样写道:“我的负担其实不仅仅在这里,同时也在世界上最偏僻的那些角落。”无论是对当地人还是对这位传道人来说,他的这一次拜访都令人非常愉快:“尽管后期人们的热情有所减弱,我的工作也似乎并未像我的弟兄那样蒙福,但是,我有理由期待,这些工作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用的。”戴维斯的听众迫不及待地将他带到了邻近的县,不久,方圆一百公里内能邀请他的地区,都差不多已经请他去过了。 由于感到自己“稚嫩而缺乏经验”,在宣教的重担之下,戴维斯的健康状况崩溃了。有许多夜晚,他深受发烧的煎熬,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陪他坐到天亮。1747年8月,他对汉诺威县的首次拜访结束了,身体也已康复,可以骑马回到160公里外的特拉华州。然而,9月15日,他却眼看着自己怀孕的妻子突然离世。悲伤和痛苦让他的身体状况忽然恶化了:“从弗吉尼亚州回来之后,有一年的时间,我忍受着痛苦的煎熬,真希望死亡早日来临。”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上帝的旨意,为将来进一步使用他而作预备。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在另一本书中写道:“对一位年轻的牧师来说,太多的掌声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戴维斯不久就会经历许多成功,但在此之前,他经历了深刻的磨炼,从而明白了自己是多么软弱,也知道了属世的一切都将转瞬即逝。 1748年,汉诺威县的人们又像前一年一样,竭尽全力地邀请戴维斯做他们的牧师。最终,迫于“人们的迫切需要和请求”,戴维斯接受了这一职位:“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些预备工作,以待更合适的继任者来到。我宁可因疲劳过度而无法继续工作,也不愿意在这段任职期间玩忽职守。”当时,他在自己的圣经上写下这样一句简短的话: 1748年,定居弗吉尼亚州汉诺威县。 当时,戴维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多么有纪念意义。他并没有怀特菲尔德那样的预感。1739年12月16日,当怀特菲尔德来到弗吉尼亚州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在他所安排的时间里,在美国南方兴起美善的工作。现在,和北方比起来,南方虽然在上帝里面死气沉沉,却并不那么偏见重重。” * * * 在汉诺威县,150多名家长签署了戴维斯的号召书,在“阅读室”的附近建起了一处聚会场所。那是“一座平实质朴的、能够容纳大约五百人的木制建筑”。除此之外,在汉诺威县和恩里克县(Henrico County)还有另外3处讲道场所。但不久之后,地方就不够用了。1749年5月23日,约拿单·爱德华兹在信中对朋友说:“我最近听到了一条可靠的消息,在弗吉尼亚州汉诺威县,有大批的白人和黑人悔改信主,这一不同凡响的工作源于戴维斯先生的讲道事工。他是一个聪明而虔诚的年轻人,刚刚在那里定居。”不久,讲道场所增加到了7处,而到了1750年,第8处也应运而生。 戴维斯移居此处之后3年,领受圣餐的会友就达到了300人,而到了1753年,各地“只能聚会尚不能领圣餐的教友”已达到五六百名。虽然教区的边界已经如此广阔,但是,戴维斯对未及之地的关注,使得他仍然感觉不满足。他准备好了行遍弗吉尼亚州各处,甚至时不时走到更远的地方。有时,他两个月之内要赶800公里的路,其间讲道40次。而旅途之中所结的果子,即个别的信徒,又成为新教会的核心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就是爱德华王子县(Prince Edward County)的布莱里教会(Briery,这个名字稍后将会提到)。这就是他讲道事工的地理疆域。到1755年,弗吉尼亚州长老会在这里建立第一个牧区,当时5名牧师才勉强能够服侍戴维斯先前独自一人服侍的地区。 戴维斯之所以可以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工作,他的第二任妻子功不可没。在妻子的照料之下,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戴维斯与威廉斯堡的简·霍尔特(Jane Holt)1748年10月结婚,他们的结合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他的岳父是殖民地首府的前任市长,在当时阶层意识强烈的社会中,他从岳父那里得到了富裕家庭的支持。据W·H·福特(W. H. Foote)说,威廉斯堡“是品味、时尚和优雅之都,财富、衣着和谈吐意味着一切”。虽然戴维斯的个人魅力常常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为他赢得青睐,但毫无疑问,他与霍尔特家的关系也让他受益匪浅。在这座城市中,公理会当局不断试图限制他的影响力。想在威廉斯堡传播新的思想,必须遵守1688年颁布的《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中所规定的“非国教信徒”应遵守的规条——通常,想要获得允许,需要经过艰难的争取才行。殖民地的圣公会代理主教在给伦敦主教的信中写道:“由于戴维斯先生获准在如此众多的场所讲道,许多会众脱离了我们的宗派。我相信,他的追随者大部分是从我们宗派中脱离出去的人。” 戴维斯与霍尔特家的关系,还进一步带来一项重要的便利。他的内弟约翰·霍尔特(John Holt),与殖民地的大众印刷商和《弗吉尼亚公报》(Virginia Gazette)的出版人共事。内弟的支持使戴维斯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出版界,戴维斯的讲章和诗歌频繁地出现在《弗吉尼亚公报》上,或者在内弟的帮助下单独印刷。戴维斯也乐意将一切文学润色工作交到他内弟的手中。1751年8月13日,他在信中对内弟说,威廉斯堡“忙碌的生活”和“丰富的娱乐活动”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在自己的乡间退修会期间写道:“上帝的创造让我欣喜不已:我享受着生活中的一切必需品和大部分便利条件;我可以安静地学习,避开周遭世界的忙碌和嘈杂;已逝的圣徒在图书馆中等候我,我们相谈甚欢……我怀疑,弗吉尼亚州是否还有比我更安静、平和而满足的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戴维斯教会中不断增多的会员里,许多人确实应当归入圣公会代理主教所抱怨的脱离教派的一类。不过,确实有一些人,与其说是脱离其他宗派而来的,不如说是从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变成了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听到这位汉诺威县传道人的话就相信了——如果你在生活中不把上帝置于最重要的位置,那么,这种冷漠的信仰就不会将你带入天堂! 这种冷漠的信仰多么常见、多么流行啊!这是我们国家这个时代中最严重、最常见的罪。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有多少白人就有多少基督徒,但是,他们大都是老底嘉教会的那类基督徒,不冷不热。我们首先要关心的是,这种冷漠的信仰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让会众们想一想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这种冷漠的基督徒?你的敬拜生活是否火热、活泼?你是否将一切能力都用于其他方面的追求? 1747年戴维斯第一次拜访汉诺威县的时候,有两位当地的贵族悔改归信,从此,这一阶层的人便纷纷悔改。主教曾经抱怨说,戴维斯“只在工作日向穷人——他唯一的追随者”讲道,这些人是被生活所迫的弱势群体。而这位牧师回应道:“在我的听众中,很多人拥有许多奴隶,他们并不需要辛苦地工作。他们是从流行的挥霍和过度的娱乐中省出了时间。我的会众彰显出了欣欣向荣的生命力,这表明,劳动的信仰在我们中间享有神圣的地位。” 令人吃惊的是,戴维斯的讲道,在黑人奴隶之中和农场主之中同样引起反响。理查德·韦伯斯特(Richard Webster)注意到:“戴维斯在两个极端的人群中都获得了成功——贵族和奴隶。”大量奴隶参加他的礼拜。在他定居之后3年内发展出的300多名领受圣餐的会友中,有40名是刚刚相信基督的黑人。1755年,在一封写给伦敦信仰知识普及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Religious Knowledge)的信中,戴维斯谈到了自己的黑人听众: 在特定时间内参加我教会礼拜的人数并不确定,不过,大约有三百人稳定地参加礼拜。当我看到聚会场所中的一群黑人时,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们通常衣着整齐地坐在那里(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全神贯注地听每一个字,常常热泪盈眶。其中相当多的人(大约一百名),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学习并表现出明显的、令人信服的新生命之后,已经受洗,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熟知基督教的重要教义,更因为他们将这些教义深深地铭刻在脑海中,并在严格、虔诚而圣洁的生活中将其体现出来。 如果说汉诺威县的巨大改变源于福音讲道,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福音的广为传播,不仅得益于讲台,还得益于转变之后的生命给人留下的印象。戴维斯不仅从圣经中学到了这一点,也在生活中观察到这一真理,所以他才会说:“在这世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信徒的好行为更有力地在地上的列国中传扬基督教。”家庭蒙受祝福、生命得以洁净、教育开始普及,而幸福则加倍降临。许多先前对严肃的基督教书籍毫无兴趣的人,如今求之若渴。他看到“穷苦的奴隶”在收到好书的时候感激涕零,他们愿意将自己读到的真理用诗篇或赞美诗的方式唱出来:“各式各样的人在我的厨房里过夜,有时,当我在清晨两三点钟醒来的时候,一段和谐的圣乐涌入我的房间,让我的思想直奔天堂。在这圣洁而美好的操练中,有些人彻夜不眠。” 邻近的里奇蒙德县的一位通讯员在1755年写道:“当我走进戴维斯先生的会众中间时,我发现,他们的信仰如此欣欣向荣,仿佛天堂降临在人间一般。我看到贵族们晨祷或是晚祷,而他们的奴隶们也虔诚地加入其中,这是多么美好的情景啊!” * * * 在汉诺威服侍5年之后,戴维斯的工作被一段插曲打断。这段插曲让他记了19个月的日记,这是18世纪信息量最丰富的一本日记。1753年12月至1754年12月,戴维斯与吉尔伯特·坦南特牧师(Rev. Gilbert Tennent)一道,代表新建立的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访问英国。在下文中,我们将要谈到这一学院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此提一下它卑微的开始。 在大觉醒的时候,相比一些更老的学院如哈佛和耶鲁(他们当时对复兴持批判态度)等,木屋学院的这批人,如内沙米尼(Neshaminy)的威廉·坦南特和费各曼诺(Fagg's Manor)的塞缪尔·布莱尔等,在培养能力出色的人参与牧养事工这方面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不过,中部殖民地长老会的福音派或“新光”(New Light)领袖们,察觉到这批有能力的人需要进行更高水平的学习,而这是众木屋学院的牧师们无法提供的,尤其是当他们所牧养的会众“充满精力、团结而又不断长进”,甚至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接班人”的时候。1746年,新泽西学院获准开办,乔纳森·迪金森(Jonathan Dickinson)被指定为校长,然而,那时他们缺乏财政支持,这就意味着和其他木屋学院一样,迪金森家里的学校不会比其他木屋学院发挥更大的作用。新泽西学院开办于1747年5月,但迪金森5个月之后就逝世了,学生们不得不搬到他的继任者、新泽西州纽华克市(Newark)的阿伦·伯尔(Aaron Burr)家中。1752年,纽约长老会会议选定普林斯顿为学院的永久所在地。为了募集必需的资金以保证学院真正得以建立,他们同意了学院理事会的请求,让吉尔伯特·坦南特和塞缪尔·戴维斯“就建立学院之重大事宜前赴欧洲”。早在1748年,乔治·怀特菲尔德就催促他的美国同胞进行筹款之旅。在听到会议的决定之后,他马上写信道:“我很高兴坦南特先生将和戴维斯先生一同来访,如果他们的热情不减当年,那么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成就奇迹。” 戴维斯当时只有29岁,却要参与一次责任如此重大的访问,他有些担心,尤其是读到一封伦敦的来信时,他更加惴惴不安。信中说:“新泽西学院所教导的原则,在英格兰的非国教信徒看来,陈旧而不合时宜。”坦南特和戴维斯于1753年12月25日到达英国首都,在那里待了几周后,他们确信,大部分英格兰长老会确实持这一看法。长老会“人数最多,也最富有”,而且是“不信奉改革准则的全体非国教信徒”的领导者。英国的一些人散布消息说,这所新建立的学院拥护加尔文主义,并且被掌握在一群“偏执者的手中”。这使得这两位来访者既无讲台可站,也无善款可筹。戴维斯注意到,独立派(Independents,即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和浸信会“总的来说比长老会更倾向于加尔文主义”,这两个宗派反倒更加欢迎这两位来访者。但是,这两个宗派的力量非常弱小(“公理会如此之小,以至于向他们讲道甚至会扼杀一个人的热情”),这与戴维斯在他们中间察觉到的“枯燥的正统观念”和“反律法主义”不无关系。约翰·吉尔博士(Dr John Gill)愿意伸出援手,不过“他谦虚地表示,他的名字并无太大的帮助,而且不幸的是,浸信会总体来讲不太看重学习的重要性”。 不过,能够帮助这所学院的,并不仅限于英格兰的非国教信徒。在伦敦的时候,戴维斯在1754年2月1日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属灵复兴主要发生于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圣公会教会。”就英格兰方面来说,戴维斯和坦南特从这一个教会及其“循道宗信徒”那里获得了很大的帮助。怀特菲尔德是他们的主要领袖,不过,他们也从其他牧师,如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John and Charles Wesley)那里获得了不少帮助,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神学上的分歧。在英国待了10个月之后,戴维斯如此写道:“循道宗受人轻视,也的确存在着缺点,可是在我看来,他们比这个岛国上的其他任何一群人都更具备信仰的精神。”他们访问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对这些热爱“实践性信仰”的人感兴趣。在经历了最初的困难和失望之后,戴维斯将后来的成功看作“上帝恩待学院的奇妙工作”。在英国,他们总共募到了大约4000英镑奉献款。 访问团募到的钱,使得学院的建筑(拿骚楼)得以在普林斯顿建成,惠及后世数代。而对于戴维斯来说,他相信,布道事工的一次大丰收即将来到(虽然他未能亲眼见到)。1754年5月7日,他在日记中记述: 我常常从早到晚走在伦敦沉闷而拥挤的街道上,直到筋疲力尽,再也迈不动一步。而由于持续的忙碌,我很少有机会与朋友谈心,以放松自己——当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时,精神已经疲倦之至,于是我变成了一个乏味的伙伴。忙碌也使我无法成为一个好奇的游客,不能仔细地欣赏伦敦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艺术成果。不过,因着我们取得的成功,这一切缺陷都得到了补偿……在一个无用之人的短暂生命中,他能为上帝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但是,能够参与一项惠及全人类的奠基工程(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确实令人感到振奋。如果我这个无用的人可以活得长久,那么,我最大的价值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体现。 1755年2月15日,当戴维斯终于满怀喜悦地回到汉诺威的家中时,新泽西学院却仍然需要他。学院的校长阿伦·伯尔于1757年去世,其岳父和继任者约拿单·爱德华兹也于次年离世。理事会于是选定戴维斯这位来自汉诺威县的牧师继任。戴维斯时年35岁,由于他们的决定,他陷入了生命中最难以取舍、最焦虑不安的一个阶段。他的会众和长老区会恳请他不要离开。戴维斯自己也希望留下,并且一度拒绝了这一邀请,不过,正如他对自己的听众所说的那样,接受这一邀请对他的生活是很有好处的: 假如是为了获得利益,我应该毫不迟疑地选择年薪200英镑的工作,而非区区100英镑的;假如我为了获得荣誉,我应该坐在拿骚楼的校长位子上,而不是继续在弗吉尼亚州做一名受人轻视和诽谤的“新光派”传道人;假如我为了生活舒适,我应该选择学院生活,而非忙碌的、让人精疲力竭的巡游生活。 不过,新泽西学院理事会依然不断地邀请戴维斯,而戴维斯也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决定是否正确。他很清楚,引导自己做出选择的,应当是自己是否能发挥作用:“对我来说,服侍上帝、服侍人,并不限定于某个区域。我希望自己能够定居在一个能够让我在服侍中完全发挥出自己优势的地方,无论是在汉诺威也好,普林斯顿也好,抑或拉普兰(Lapland),哪怕是日本。”最终,当初促使他长途跋涉前赴英国的动力,对他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新泽西学院的异象(怀特菲尔德先前称之为“宏伟计划”),使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1759年7月1日,他在告别讲道中提醒汉诺威的会众:“新泽西学院虽然是个新建立的学院,但它对广阔而人口众多的殖民地地区的信仰和教育至关重要。”戴维斯对悲伤的人们说,他的离开,正如他当初在他们中间定居一样,是自己始料未及的。他全心全意地劝勉他们,一定要保证那已经开始的善工得以继续下去: 我的(非国教信徒)弟兄们,你们所拥护的,是自由和福音的事业,而非一个分裂出来的群体。这是上帝的恩典,而你们站立在其上。我活得越久,就越确信,我所实行的简单的崇拜方式(这一方式抛弃了人所创造的各种仪式),以及我所教导的关乎恩典的教义(这些教义反对人的骄傲,在我们的时代和国家里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才真正合乎基督的纯正福音,才是蒙上帝喜悦的,才有助于你们的得救。我绝不会让你们为着和平的缘故而放弃这一事业,相反,我以上帝之名庄严地劝勉你们,一定要热心地坚持、拥护这一事业。 再见了,你们这些永活上帝的圣徒,你们这些在汉诺威“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你们将会凡事顺利。那拥有全地并充满全地的上帝,乃是你们的上帝,他一定会看顾你们的福祉。这位上帝将永远是你们的上帝,他会引导你们,直到你们离世。他会引导你们度过生命中的各种崎岖,而后接你们到荣耀之中去。在圣经之中寻找上帝所应许你们的神圣宝藏吧!你会发现自己如此富足,这发现将令你驻足惊叹、心醉神迷。看,基督的宝血为你们赢得了丰厚的基业……你们将来会如何,现在还未显明出来。我所认识的你们,是伤心欲绝的悔改者,是诚实、勤劳、时常流泪的寻求耶稣的人,是虽不完全却竭力遵从基督旨意的人。你们这些可怜的必死之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时颤抖,有时喜乐,有时豪迈地不屑一顾。但是,我希望看到你们更崇高的样子:荣耀的永生之身,完全圣洁,健壮而明亮,虔诚,“就像撒拉弗般崇拜、燃烧”,得以在天上的殿中进行更庄严、更神圣的崇拜。我希望那时我能够在你们中间找到一个卑微的座位,与你们共度蒙福的永生、共享永恒的友谊,再也不必害怕分离。所以,我且向你说声再会,因我们不会永远分离。也许会是几年,或者几个月,或者几天,直到死亡将我们接到共同的家中——我们天上的父的家中。我在服侍中遇到了许多挫折,时常疲惫,但你们是我生命中的喜乐;而我在你们中间所享受到的安适、所取得的成功,皆仰赖于你们的祷告。 在普林斯顿,戴维斯仅仅为学院服务了短短的18个月。1757年,他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而到了176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在1757年生病期间,他给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 以前我希望活得长久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预备进入天堂,但是,现在我并不很看重这些了,理由是非常特别的:在长时间的尝试之后,我发现这个世界真是个不太友好的地方,它不利于一切神圣的、属天的东西成长。我恐怕,就算自己活得再长久些,也不会比现在更适合进入天堂。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对自己能够在圣洁上获得长进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就算我命中注定要活得和玛土撒拉一样长。我的确看到身边的基督徒取得了一些进步,虽然他们的进步是蜗牛式的。我从12岁的时候开始立志,当时对自己将来的长进抱有非常乐观的希望,而从那时起,我却几乎待在原地没有动过,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万分沮丧。哦,我的好主人(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你的话),我真害怕,在这世上,在完美的天堂之下,我永远无法更好地服侍你。这一想法让我感到悲伤,让我感到心碎,而我却几乎无法期待情况会得到改善。但是,倘若我的心中还有一丝真正的虔诚,我就不该总是这样满腹抱怨地工作。不,我的主,我还是要服侍你,服侍你直到永远——精力充沛、满怀热情,像那“崇拜、燃烧的撒拉弗”一样完全。 带着“我死了就有益处”的信念,塞缪尔·戴维斯于1761年2月4日离世,享年37岁。在陪伴他离世的人中,只有他母亲说过的话被记载下来:“这是承载着我的祷告和期望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赡养者,但是,他的离开是上帝的旨意,我感到欣慰。” * * *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若干次地使用了“复兴”这一词语。此处,我们必须稍作停留,澄清一下这一词语应该如何理解。虽然在18世纪40年代之前,这一描述性的词语只是偶尔被使用,但它所代表的思想,早在两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相当普遍了。改革者从圣经中重新发掘出那已被人们遗忘的真理,即基督的救赎工作并没有随着他的升天而结束,而是要通过教会和人的力量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基督仍然是所有权柄、生命和能力的源泉。基督保守了他的会众,使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不过,基督的讲道事工需要借助圣灵才能开展,圣灵的工作是将基督在加略山上赢得的福气赐给会众。戴维斯同意宗教改革中的保罗神学,他说: 人远离了上帝,不断地悖逆上帝,且“乐此不疲”。人拒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也不恢复当有的忠诚。只有从天上而来的能力才能征服人刚硬的心,亲切地使人顺服,将上帝的爱和他对一切罪的深恶痛绝启示给人。为此缘故,上帝将圣灵赐下世界;也为此缘故,上帝世世代代一直在对人心做工。 圣灵顺服于基督,并且没有“限量”地单单居住在基督里面(约3:34)。只有借着基督作为中保和他身体的头,圣灵才能被不断地赐给教会,其“实际影响”才能为人所知。因此,虽然圣灵最初是由基督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教会的,但其影响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圣灵每次被赐下的时候,其程度是不同的。在《使徒行传》中,教会的几次快速属灵增长,都可以循迹至圣灵又一次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徒4:31-33,11:15-16,13:52-14:1)。因此,纵观基督教历史,教会获得新的能力、取得新的成功,都是因为“在特别的、充满怜悯的时期……上帝的灵赐下,比平常的日子更加动人心魄”。此处,我们要进一步引用约拿单·爱德华兹的话: 上帝的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快了,在这样的时期,通常会有大批人突然悔改归信。在使徒的时代情况也是如此,那是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次圣灵浇灌!当时的人悔改归信多么快、多么突然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何时,只要上帝的灵异乎寻常地降下,情况大致都是如此,复兴的规模与圣灵浇灌的程度成正比。 这段话所传达的对复兴的理解方式,在18世纪的福音派领袖之中占据统治地位。爱德华兹的措辞和其他所有人如出一辙。怀特菲尔德将始于1739年冬天的美国剧变,看作“未来的预兆,预示着上帝的灵要在这些地区更充足地降下”。塞缪尔·布莱尔也写到这一次剧变:“1740年春天,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他的圣灵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浇灌了下来。”乔纳森·迪金森评价这一时期道:“上帝的灵以异乎寻常、显而易见的方式降下,再一次临到他们。”在这些人眼中,“降下”、“洗礼”和“圣灵的浇灌”都是“属灵复兴”的同义词。“属灵复兴”这一词语,直到18世纪40年代才开始作为标准化措辞被采用,人们也总是按照这一含义来理解它。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情况持续近一百年,而后这一词语才被误用。 这些福音派领袖虽然如此评价圣灵在复兴中发挥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轻看圣灵每日在教会中进行的常规工作。他们也不认为,真正的基督信仰只能通过1740年的这种方式得以传播。他们只是确信,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圣灵的降下是异乎寻常的,而且这样的时期可能会突然来到,甚至出现在教会普遍死气沉沉、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圣经和信仰漠不关心的时候。戴维斯说,有些时候,只有圣灵大大地浇灌下来,世界上才会出现“整体性的变革”。所以,在以《圣灵浇灌的美好果效》为题解释《以赛亚书》32章13-19节时,他说:“只有在圣灵被浇灌下来时,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才能被挽回——举国性的灾难和悲剧才会被有效地阻止,持续而稳定的和平时期才会到来。” 并非每个时期的新兴大国,都可以像18世纪的北美那样奠定自己的基础。如果美国人不相信上帝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赐下特别的帮助,如果他们并没有从清教徒和改革者那里获得神的话语方面的大量基业(这基业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才得以形成的),那么,美国的历史进程将与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大相径庭。 说到复兴的含义,还要注意的是,戴维斯和他的同胞们对复兴的看法,并没有偏离他们的信仰主体,也没有添枝加叶,反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论。人在罪中的光景如此不堪,若没有圣灵的直接影响,他就不可能得救。重生,以及由重生而来的信心,都是上帝的恩赐。因此,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悔改归信的人数倍增,其原因一定不是由于什么人,或是由于什么有利的条件,而只能是因为上帝的灵充分地发挥了作用,这才使得教会的见证发挥效用。关于复兴,没有任何其他解释可以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吻合,即“人的全然堕落,上帝白白赐下的恩典,基督的神性和他宝血的救赎,以及靠着圣灵重生并成圣”。 这些传道人认为,上帝为了福音的拓展而确定了圣灵的工作方式,即教导上帝的话语,并恒切地祷告。人的努力无法保证事情的结果。上帝的一切作为都有着至高的主权,他从未应许要按着他百姓的努力程度赐下与之成比例的祝福。正如一个人悔改归信不是由于传福音者的一系列工作一样,复兴也不是由“条件”的成熟导致的。“特别的怜悯时期”是在天上定下的。因此,某一本现代有关戴维斯的传记中称布莱尔“于1740年开启了一场信仰的复兴”,其实是与这些传道人的想法相悖的。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传道人若听到自己被称作是“奋兴家”,也一定会感到不悦。戴维斯在一篇题为《因着上帝的工作,讲道事工取得了成功》的讲章中,详细地分享了这一主题: 在教会历史的不同时期,同样的恩典所带来的历次成功足以显明,上帝满有恩典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人才会悔改归信。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场合都验证了这一伟大的真理。有时,一篇讲章就可以使一名冷漠的罪人觉醒;而其他时间,大量的讲章和雄辩的讲道都毫无效果。有时我们看到一批罪人彻底觉醒,迫切地寻求上帝;而另一批人,虽然听到的是同一篇讲章,似乎也与前者一样敞开(甚至更加敞开),却仍像以往一样无动于衷。若不是因为特别的恩典,为何会有这些差别呢?我们看到一些人被某些教义深深触动,这些教义他们已经听过一百遍了,在这之前却毫无反应。 这篇讲道的听众清楚地记得,上帝如何在他们中间开始自己的工作——通过大声诵读出来的圣经真理。1752年,当戴维斯在恩里克和加罗林(Caroline)讲到同一篇信息时,这篇曾经在汉诺威取得巨大成功的讲章,在这两处地方却收效甚微。但是,到了1754年,当戴维斯远赴英国的时候,正是在这两处“他认为自己徒劳做工的地方,福音工作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怀特菲尔德的宣教工作在更大的尺度上验证了同样的真理。尽管这位传道人终其一生(直到1770年)一直被上帝使用,但他从未见到与美国的大觉醒时期同样规模的丰收。不过,他并没有气馁,却认为这种差异与上帝恩典的工作是完全一致的。1749年,他在写给朋友威廉·麦卡洛克牧师的信中,说:“我很愿意听到堪布斯朗(Cambuslang)的复兴,不过先生,你已经看到了百年不遇的事情了。” 从上面这些事例中可以进一步发现,复兴之中发生的事,与教会的日常事件之间并不存在天壤之别。差别在于程度不同,而非性质不同。在“圣灵的浇灌”中,圣灵影响的范围更为广泛,人的信仰更加深入,感受也更为强烈,但这一切都只是在普通的基督教信仰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已。真正的复兴确实“异乎寻常”,但复兴时期信徒的属灵经历与其他时间信徒的属灵经历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别。圣灵还是与所有信徒同在的那一位圣灵,只不过在复兴的时期,他的祷告更为“恒切”。 因此,戴维斯和他的同胞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复兴使教会获得了神奇的恩赐。他们认为,复兴的意义要比这个更为重大:复兴使更多失丧的人得救,让基督徒更加明白自己的救主有何等的荣耀。圣灵赞美基督,因此,圣灵在信徒之中发挥的作用越充分,信徒就越发愿意为基督的荣耀而活。当我们看到戴维斯、怀特菲尔德(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卓越基督徒)、阿伦·伯尔爵士(他是永远赞美上帝的活祭),以及复兴时期的其他众多人物时,我们会忍不住地想,他们所信的基督教与我们所信的不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像托马斯·墨菲所写的那样,“圣灵的洗,使(美国)新生的教会展现出了最炽烈的虔诚”。这位作家评论这些传道人说:“他们相信从天上降下的更新力量,他们的灵魂感受到了这样的力量,他们渴望获得更大的力量……这些光明而高尚的灵魂被深深地触动,并享受到了无穷无尽的福气。他们苏醒过来,获得了新生,这种觉醒并非在性质上革新了,而是在程度上与一般情况下发生的觉醒完全不同。一个崭新的前景,真真切切地铺展在我们的教会和国家面前。” 如果复兴只是教会在已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恩典——在普通信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那么,判断复兴真伪的依据,应该也是判断基督教信仰真伪的依据,这依据是永久不变的。新约圣经中首先列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爱上帝、爱人的依据。无论何时,对于一个真正的信徒来说,基督都是“宝贵的”。关于这番话,戴维斯讲道: 他爱基督,所以他渴望完全以基督为乐……对他来说,基督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基督的利益也就至关重要。他渴望看到基督的国兴旺,看到所有的人被基督的爱感染。他爱基督,所以他爱基督的一切命令——他愿意听道,因为这是耶稣的话;他愿意祷告,因为这样便能与耶稣相交;他愿意坐在圣餐桌旁,因为这是对耶稣的纪念;他爱基督的百姓,因为他们也爱基督。 要判断复兴的真伪,我们只需要看它是否也在同样的恩典上更进一步。爱的力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爱是所有基督徒所共有的“积极因素”,它也可以炽烈地燃烧。被圣灵充满的人,也会被爱充满(弗3:16-19),而“爱的圣火”(戴维斯语)会影响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冷漠,而会“灵里火热”: 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爱,它将天上的火花散布各处,点燃温柔的火焰……让一位基督的传道人登上讲台吧,他的心中闪耀着对灵魂的爱。这是怎样一幅亲切而动人的场景啊……爱使他的话语有了光滑而锋利的刃,爱激励着他去进行一场雄辩的讲道。爱弥漫在他的呼召之中,让人无法拒绝。爱点亮了归信的证据,甜蜜地催促着尚且犹豫不决的灵魂…… 我满有恩典、曾谦卑降世的主,给了我最让人欢喜的工作,就是爱的工作。他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成为一个爱灵魂的人。他深爱这些灵魂,并要救赎这些灵魂;天父也深爱这些灵魂,并要用自己儿子的死换来这些灵魂的得救;与我同工的上帝的仆人,就是那些蒙福的天使,也深爱这些灵魂,并要向他们传福音。这些灵魂无比宝贵,比整个物质的宇宙更有价值。在永恒之中,这些灵魂要享受最大程度的幸福,或忍受最大程度的痛苦。借着共同的人性之纽带,这些灵魂与我有关,而我必须在灵魂的大牧者面前,为这些灵魂交账。哦,我怎能不爱这些灵魂呢?为什么我的心中并未时时刻刻充满对这些灵魂的爱和热情呢?为什么我主和天父的爱如此炽烈,天上的天使都被爱火点燃,而我却无精打采呢?我所爱的对象是多么宝贵、多么有价值啊。人们常常并不爱惜自己的灵魂,这些灵魂可能会因为被忽视而永远失丧。哦,难道我不应该爱这些灵魂吗?难道我的手不应该被爱牵引,将他们拉出水深火热的境地吗?是的,我要爱他们,我必须爱他们!我要更多地爱他们!我的热情,发光吧!我的爱心,燃烧吧!我的舌头,发声吧!我的血液,奔涌吧!我所有的能力,全都释放出来吧!如果必要的话,让我的生命成为拯救灵魂脱离死亡的祭物吧!让辛苦成为快乐吧!在这场礼拜中,让苦难也显得满有荣耀、引人入胜吧!哦,爱的上帝啊,在我冷漠的心中点燃爱的火焰吧!我将欣然工作,并取得成功! 在冰冷的印刷品上,这段话看起来似乎有些矫揉造作,但那些见过戴维斯、听过他讲道的人,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知道,戴维斯不仅相信自己所讲的一切,而且可以感受到这些话语中的力量。这样的话语,正是复兴时期的特征。约翰·H. 赖斯(John H. Rice)是戴维斯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他收集了保留到19世纪的第一手资料。他说:“戴维斯的讲道将庄严、悲怆、激励与对灵魂最温柔、最炽烈的爱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的灵被大大地赐下,如果不是因为像保罗所见证的那样,“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5),这样充充足足的同情和怜悯该怎么解释呢? * * * 如果说爱是圣灵的恩赐,那么,基督徒之间的爱有多深,圣灵的工作就会有多大。教会若是太过狭隘,就无法承载大大赐下的圣灵,因为圣灵充满的乃是基督的整个身体,而不是某个宗派。仅仅关注自己宗派的利益,这样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属灵低谷的时期,而绝不会出现在这大大蒙福的时期。因此,戴维斯就像怀特菲尔德和其他福音派领袖一样,对宗派的差别持非常宽容的态度。他曾经写过一段极为热情洋溢的话,表明他有意建造从弗吉尼亚州的圣公会中退出的非国教信徒。在给伦敦主教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这一问题: 我的大人,请容我进一步分说几句。我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切讲道中,绝没有一句是在批评现有的教会,也并没有心口不一。我并没有把心思用在这样的事情上:责备现有的牧师,揭露他们的缺点,或是抨击他们的品格。不,我的大人,我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投入自己的热情、时间和力量,就是让人悔改归向上帝,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顽固刚硬的人幡然醒悟、让放荡不羁的人改过自新、让伪善的人不再自欺欺人、让下垂的手举起来……这是我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我偏离了这样的目标,转而关注仪式性的琐事,那就让我的舌头贴住上膛吧。 戴维斯进一步声明,他并非想从圣公会中把真正的基督徒拉过来。如果有些人并未归信,却待在长老会教会之中,他反而希望这些人在一位圣公会教士的讲道影响下,“成为得胜教会中的一员,以蒙受信仰之福”。但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弗吉尼亚州的牧师并没有预备人们进入永生: 让我感到悲伤而吃惊的是,就牧师们日常的表现和公开的讲道来看,他们全都表现出愚昧的平静和冷漠,仿佛他们的听众正摩肩接踵地进入天堂,没有任何危险情况发生一样。他们冷血地让大批的人走向毁灭,却不告诉他们灭亡的痛苦是何等可怖;他们不用庄严的、满怀怜悯和爱意的话警告自己的听众;他们虽然是基督在这垂死挣扎的世界上的使者,却不以使者当有的权威、温柔和敏锐劝诫自己的听众;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世人当有的良知;他们平常的谈话,也体现不出心中有活泼的信仰。他们并没有刻苦地学习,或是挨家挨户地教导教区的信徒,却将时间浪费在闲散的拜访、琐碎的交谈、慵懒的放松和属世的琐事上。显而易见,在这块殖民地上,一定要有人起来兴起一次变革(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否则,大批的人就要永远地灭亡了。除非这里的牧师愿意改变自己,否则,从他们的身上我几乎看不到一丝希望。就我以往的观察,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属于圣公会,因为即使他们属于长老会教会或其他的教会,我对他们的成功也不抱任何希望。问题的根源是他们的讲道方式和行事方式。 我的大人,这一想法非但没有让我感到愉快,反而无时无刻不让我深受痛苦的煎熬,我的痛苦之中夹杂着怜悯和热心。如果我可以忍受这无尽的冷漠、任凭我的邻舍陷入平静的愚昧之中,我就不必忧郁度日,但我的生命也就无法进入天堂。我的大人,我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成就可以夸口,若站在您高贵的地位上看,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是,我敢说,我无法看着自己亲爱的同胞走向灭亡却漠不关心。我也敢于承认,我心中想的,只不过是脱离这灼烧之苦,免得它一旦熊熊燃烧,就再也无法熄灭。我的大人,这就是这里发生的情况,我把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块让人苦恼的、不知感恩的殖民地。 这一段话中体现更多的是对人的怜悯,而非宗派间的彼此宽容。不过,正如戴维斯在其他场合所说,这两者其实是形影相随的。戴维斯相信,一名信徒若是真的把关注点放在带领其他人成为基督徒上,他最大的愿望就不会是自己宗派的扩展。戴维斯的亲身实践当然也证明了他的这一信念。他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讲道,为许多人成为基督徒预备了道路,这些基督徒或属于浸信会,或属于循道宗,或属于与所在教会相关的其他宗派。几年之后,一名浸信会教会的信徒很有可能会说:“某时某地,我听到戴维斯牧师的讲道,深受触动。”如果戴维斯更加看重自己教会的发展,那么,长老会的人数无疑会因此增长。但是,戴维斯所关注的是投身于更伟大的事业,他也试图让自己的听众为同样的事业发起热心。在以《“基督徒”这一称呼的神圣起源》为题,讲解《使徒行传》11章26节时,戴维斯说道: 由于某些人或是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基督教世界中出现了无数种宗派,致使基督教四分五裂,而基督徒这一名字却几乎无人提及。新教各教会采用了各自宗派的名字,而实际上,各教会所信奉的都是基本相同的基督教信仰。在比较重要的信条上,大家并无分歧,只是在细微的地方,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如今,一个人成为一名基督徒已经不够了,他还必须更进一步,成为这个或那个教会的积极拥护者…… 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要和某个特定的教会一道,不仅需要赞同比较重要的信条,而且需要完全地赞同某些并不重要的信条。因此,他也有义务加入该教会所属的宗派。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使用那个教会所使用的名字,以示与其他教会的信徒有别。我并非要指责这一切。但是,以某个特定教会所属的宗派为荣,并将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特征;看重长老会或其他宗派的名字胜过基督徒这一圣名;由于自己欣赏某一宗派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将该宗派在一些细节上的观点作为检验一切信仰的标准;将自己的热心用于劝说他人脱离其他宗派,而不是让那个人成为基督徒;纵容自己宗派的缺点,却无视其他宗派的优点,或者不公平地诽谤、诋毁其他宗派……等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理应得到上帝和人们的共同谴责,它们源于顽梗和分裂的灵,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直接相悖,是颠覆基督教的行为。这种思想会阻碍严肃而真实的信仰的发展,将人的关注点从永生和基督教的本质,转移到关乎琐事的徒然争论之上。于是,基督教被宗派纷争吞没,其基础也迷失在细枝末节之中…… 竭尽全力地去发现真理吧,即使细枝末节也不要放过,只要这一真理对你的行事为人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但是,不要将这些细枝末节作为自己信仰的全部,或是主要部分。不要对其过分热心,也不要蛮横地将其强加于其他人,以致破坏了教会的和平。你在这些有争议的小事上有信心,“就当在上帝面前守着”,却不要用这些小事来搅扰他人。你如果喜欢,可以称自己是长老会信徒,或非国教信徒,同样,你也应该背上这世界加在你头上的一切含有指责或蔑视意味的称号,不要觉得羞愧,也不要怨恨。一方面,你不应该苦待自己;另一方面,你也不应该夸耀自己。基督徒!基督徒!让这个名字成为你最高尚的名字,成为你辛苦劳作之后配得的名字。上帝不允许我在讲道中将你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去。 如果这一点正是新约圣经所强调的,那么,我们不禁要疑惑:为什么许多传道人在讲道过程中,并没有像戴维斯或怀特菲尔德那样去着重强调这一点?答案是,在上帝的灵被浇灌下来的日子里,教会就会有更多的爱,信徒就会有更大的宽容度。在复兴时期为上帝做工的领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按照上面对复兴意义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得出最后一个实际性的结论。如果上帝的灵为了荣耀基督而大大地降下,而复兴因此得以继续,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信徒对属灵事物的敏感会一直持续。这一点并不是只有在认罪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事实是,基督徒能够意识到主就在他们中间,一种奇异的感受油然而生。引用A. J. 戈西普(A. J. Gossip)的话,此时的信徒确实“充满敬畏,庄严肃穆,他们面对面地见到了全能者,永恒事物的静谧淹没了世上的一切喧嚣,浸入了他们的灵魂之中”。这种与上帝同在的感受,让人永远拥有一颗谦卑的心。他们不会谈论自己的经历和成就,只会和塞缪尔·戴维斯一同说:“我只有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真正的信仰……可能,三四个月之中只有那么一次,我的讲道可以达到自己的预期……我服侍的是如此良善的一位主,我自己却如此反复无常,想起这些我就痛苦不已……往好了说,我也不过是一块冒着烟的亚麻布,在基督教会的烛台上奄奄一息……而上帝爱的火焰,在我这破败不堪的心底深处燃起,火苗颤动、熄灭、又被点燃,看起来已是气数将尽了。”这番话并非出自一个消沉、内向的人之口,而是一个曾经见过自己救主伟大的人的感受。如果戴维斯知道,自己被后人铭记,不是因为传记,而是因为自己的一首赞美诗,他一定会倍感欣慰: 伟大而奇妙的上帝,你的道路无与伦比,属天而神圣, 而你恩典的荣耀,更加圣洁,永远卓然闪耀: 永远饶恕的上帝啊,有谁能像你? 谁的恩典如此丰盛,却白白赐下? 天使及世人啊,你们要高唱怜悯、同情、仁爱和恩典, 耶和华的名会因此得着荣耀的冠冕,闪闪发亮: 永远饶恕的上帝啊,有谁能像你? 谁的恩典如此丰盛,却白白赐下? 哦,愿这奇异的、无与伦比的恩典,这圣洁的爱之神迹, 充满全地,激起感恩的赞美,并让天上的天使歌唱: 永远饶恕的上帝啊,有谁能像你? 谁的恩典如此丰盛,却白白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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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复兴

真正的复兴
作者: 伊恩·默里
isbn: 7512610017
书名: 真正的复兴
页数: 402
译者: 张宇栋
定价: 48.00元
出版社: 团结出版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