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文库》试读:序言

陆机的《文赋》是古人探讨写作艺术的开山之作。此文所用文体或许可称为“散文诗”,当然,这里的散文诗不可按照英语中的定义来理解。《文赋》与艾伦•金斯伯格的诗作《嚎叫》极为相似,诗句虽无规律,却是按照诗的段落来谋篇布局,不同之处在于,《文赋》同时还讲求押韵。陆机虽非赋体的创始人,却是将其进行革新运用的第一人。 《文赋》问世之前,“赋”作为一种流行的文体,几乎都是用闲散的诗歌形式描写历史,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文赋》出现之前,第一部探讨语言使用的著作是孔子的《大学》。孔子认为,所有的智慧全在于学会如何正确地为事物命名,而一个人只有做到了“正名”,才可能不断地领悟人生。这一看法可谓真知灼见,因为在当时,孔子所在的国家鲁国,其语言发展最为成熟,如语言中大量使用象征性短语、委婉语、双关语以及多层次的多义模糊语。约公元175年,即东汉末年,《大学》作为“石经”之一,被刻在了当时的都城洛阳。最初,它只是《礼记》的一个篇章,后来,陆机在3世纪晚期将之作为儒家思想的部分进行研读,又过了将近七百年,《大学》才独立成“书”。老子与庄子都乐于指出有关信仰的谬论,正如爱德华•赛义德近日所言,“语言是人类栖居之所”。老子的《道德经》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庄子则是笑看那些宣扬儒家“善”的思想的人。每一位稍有文化的中国诗人都严格地受过儒道经典的熏陶。每一位杰出的诗人在理解了老子是如何花上洋洋洒洒几千字来解释语言是无法言明道家思想精髓之后,都会力图让自己的作品在语言上达到儒家思想层面的精准。陆机,公元261年(即希腊化时代希腊结束不久)生于江南。陆机是否对古希腊有所耳闻,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从来自边疆的消息中听说了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陆机很可能觉察到了在他们最西端的邻国——“野人”之国中,犹太教和基督教文明正在发展。陆机对《论语》颇有研究,并在《文赋》中多有回应。“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徼如也,绎如也。以成。”又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文赋》从内容到风格以及其中的几处比喻,皆得益于《论语》。陆机的祖父陆逊是东吴的开国之臣,父亲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北防魏国。同样来自北方的陆家历代将相辈出,且都忠贞爱国。然而,陆机却立志做“本土诸神的侍者”。和父亲一样,陆机钟爱江南的文化和风景。江南的季节更迭,风土人情,陆机无不知晓。陆抗19岁就担任军职,他撒手人寰之时,陆机只有十二三岁,还有五个兄弟。陆机和另外两个兄弟继承父志,入了伍。陆家家产丰厚,在江南一带有沿江的稻田和桑树林,在靠近杭州西湖的群山上还有竹林。陆机身强体壮,高八尺有余,思维开阔,勤奋好学。陆机在父亲去世后成了陆家军的掌门人,并在此后的五年内研习兵法。尽管陆抗生前多次上书谏言要防范北方的侵略者,生性怯懦的吴主孙皓却没能整顿涣散的部队,最终,敌人入侵,生灵涂炭,而陆家兄弟对此早有预见。陆机有两个兄弟战死沙场,陆机和他疼爱的一个弟弟逃过此劫,去了华亭,在那里,兄弟俩“闭门勤学”。眼看国破家亡,陆机从自身出发寻找答案,中国的圣贤也大多如此。陆机兄弟俩的自我流放长达十年,在这期间,他们不仅醉心于儒道释的经典著作,而且熟读了中国文学史。放逐期间,陆机著有《辨亡论》,详述了东吴灭亡的原因,言辞辛辣刻薄,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在审视自身寻找国难原因的时候,陆机发现当务之急是学会正确地为事物命名,即使正名的结果是将责任归咎于国君或是自己的兄弟。舞文弄墨是会给陆机招来杀身之祸的。陆机有诗《泰山吟》:粱父亦有馆,蒿里亦有亭。幽岑延万鬼,神房集百灵。陆机在诗的末尾觉得必须要“慷慨”长吟。只这一点,足以让他锒铛入狱。然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动摇诗人“我手写我口”的责任感。祭祀在中国已有上千年历史,陆机在诗中大胆质疑它的道德性,继而责难位高权重的国君。陆机所召唤的,是诗人和先知的亡灵,他们曾从泰山——中国佛教的中心,汲取灵感。李白和其他许多唐宋诗人都曾寄情泰山,吟诗作赋,这些诗又多与陆机的《泰山吟》遥相呼应。陆机兄弟俩终于在公元290年重返北方,投奔一个集权日益分散的新兴朝廷。陆机在洛阳出任尚书,然而,官场尽是明争暗斗,陆机和其他许多诗人一样深有体会。虽然陆机称都城洛阳为异国,但他不屈不挠,直到296年被任命为将领,统领一支军队,征讨蛮夷。陆机才思敏捷,有勇有谋,不久就晋升为国君的私人秘书官。然而,世事难料:陆机侍奉的君主不仅没有纪律观,而且墨守陈规,国家很快四分五裂,演变为“八王之乱”。公元300年,赵王以下犯上,发动了长达六年的战争。陆机和司马乂的军队在洛阳城三十里开外狭路相逢,据说尸横遍野,河水断流。陆机因叛国罪被捕,草草审讯之后便被处决,时年42岁,不久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处决。陆机身后留有三百余篇诗歌和几篇散文,他与同时代的文人尽管相识,但只和自己的弟弟最亲,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隐士,这可能也和他犀利的批评理念有关。比如谈及颇负盛名的左思,陆机有言: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陆机视名利如浮云,怀疑所有红极一时的人和事,所以他穷其一生,钻研《诗经》、《论语》、《易经》、《庄子》和《老子》,并在《文赋》中彰显经典。当时的社会神学盛行。尽管佛教在公元1世纪就从印度传入中国,中国人思想上仍然非常讲求实际,所以他们将佛教的智慧融入了实用的儒家思想中,正如之前儒家和道家的联姻。人们常说,到了中国就要变得中国。短短一个世纪后,随着鸠摩罗什巧翻佛经,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学思想在中国遍地开花。随着《左传》的诞生,历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人们的研究对象。《左传》写于公元前4世纪,集史实、虚构和预言于一体。古时的《诗经》、《庄子》等经典都是卷轴书的形式,这些经卷风靡一时,随处可见。受过教育的人应是“学富五车”。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不包括《易经》)政策,当时的文学界想尽办法要保护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卷。在当时,一个人若是诗人兼学者,只听这身份便可知其处境危险了,而陆机无疑正是这样一位诗人,学者,有着保护传统文化的使命感。陆机考虑再三,在自己的思想中又加入了“心”,意为统一、一体。在一个个性融为“一体”的人那里,情和理合二为一。陆机所了解的传统文化中,诗和理是不分家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理性和非理性也并不像现在这样界限分明。儒家思想的方法论遵循的是类似西方苏格拉底式的传统,即师生之间的问答。陆机在自己的韵诗中借鉴的正是这种问答式,他先发制人,不等别人提问,早已在文中做出了回答。陆机的文章饱含哲学和美学思想,长短不定,韵脚不一,可称作押韵的散文或赋。当陆机同时代的诗人还在追求典雅的诗歌传统的时候,陆机早已决心在创作风格和目的上另辟蹊径。陆机的赋属于骈文体(双句体),这种文体讲究排比,句式两两相对,词义模糊:藏若景灭,行犹响起。”陆机借具体的意象抒发情怀,警醒世人,而且常常认为读者都和他一样深谙中国古典音乐和文学经典。总之,他的潜在读者文学修养是不一般的。“文”是最古老的汉字之一,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萨满教和甲骨文时期。在甲骨文中,文”通“艺”,包括文学和造型艺术。一般来说,文”是这样一种样式,它将意义和形式相结合,使二者难以区分。此外,在最常见的与“心”有关的语境和表达中,文”还指“写作”或者“文学”。宽泛来讲,“文”通常指“文化”。文明正是伴随着书面文字诞生的。正如陆机的言辞总是有一定的社会寓意一样,他的文章取名《文赋》,这里的“文”同样有着多重寓意,他用“文”暗指文学艺术。然而文学艺术又无法与社会责任截然分开,比如讲真话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正是儒家社会的“正名”思想的体现。陆机意在为韵文辩护,因为学会正确使用韵文是文化的根本所在,而文化——我们在陆机的思想和诗歌中可以看出——需要的正是文字的记录。宇文所安在雅作《中国传统诗歌和诗学》(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5)中说道:“这种看似程式化的文学形式并非只是简单的模仿,而是诗人表意的终极步骤。诗人并非是在‘再现’外在世界,他事实上仅仅是一个将现有世界和未来世界连接的媒介。”诗人通过诗歌表达追求个人转变、社会转型的诉求。诗艺是诗人送给自己的厚礼。诗人们知道,丰富的情感,过人的才智是接受或赠予这份礼物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些在陆机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作家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文赋》出现的时候,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佛教在公元1世纪来到中国,在陆机的时代影响力是最弱的。道教和儒教一样,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想,但却过多地被一些神秘的典礼仪式和人们唯心的想法所负累。随着官僚作风的产生,社会陋习的形成,思想的僵化以及伪圣贤的道德败坏,道教同儒教一样变得腐败。道教同时还是那些算命者、巫师术士和妖魔鬼怪的庇护所。陆机取三家之精华,去其糟粕,创作时恪守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在他看来,也许我们现在所说的“空”即是“心”。只要躬行实践,每天进行自我训诫,一些行为准则必将融入我们的生活。回首往昔是为了更好地体验今日,栖居现时。每天都是新的一天。陆机坚持不懈地做到了孔夫子提倡的“正名”,思想上逐渐领悟了佛教的禅学思想。在善恶的问题上,他再次从三家思想中吸取了力量,在自己沙场将领的角色和内省的学者生活这对矛盾中找到了平衡点。纵观中国文学史,陆机的地位有如亚里士多德在西方的地位,唯一的区别在于,4世纪之初的中国诗人几乎都已熟读《文赋》。陆机同样备受传统主义者和新兴的经验主义者尊敬。 20世纪50年代早期,北美读者已经通过译作接触到了陆机的《文赋》。E.R.休斯所做的大量研究中就包括了一篇译文,遗憾的是,译文没能很好地再现陆机的思想。1952年秋,方志彤翻译了《文赋》,发表在《新墨西哥州季刊》上,同年,陈世骧的译本出版发行400册(由缅因州波特兰市的Anthoesen出版社出版),再版时被汉学家白之编入了《中国文学选集》。这三个译本之所以引起众多诗人的关注,激发他们的灵感,是由于庞德对《文赋》序言的著名评论。庞德还对加里•斯奈德的《斧柄》进行了评论,这首诗是对庞德翻译的“纠正”。然而,陆机也许会指出,用斧头去砍树做成斧柄,方法近在眼前,然而新斧柄尽管是依照旧斧柄的样子而得,却会与之截然不同,他在《文赋》序中表达的正是此意。陆机引导我们去寻找现有的典范,知道不管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典范,我们自身的创作仍会是全新的。此外,陆机的“斧柄说”也是对《诗经》中相关说法的直接升华。霍华德•奈莫洛夫有诗《致陆机》,威尔纳也写过《〈文赋〉沉思》,C.凯泽1965年出版诗集《叩寂寞》,这些作品都包含了对《文赋》早期英译本的思考。陆机的诗简洁隽永,饱含常识,别具一格。笔者从未打算生硬地直译《文赋》。原文中的多处措词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艰深晦涩,况且《文赋》还是来自一千七百年前的古代中国。笔者试图用释义和增写的手法尽量准确地传达陆机的思想,套用西方诗歌的样式,揣摩陆机本人可能会如何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再现自己的作品。采用这种方式无疑是一种冒险,但是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歌集中,诗人就是这样做的,而且陆机本人也正是通过释义和增写对《诗经》、《论语》等其他经典做了借用和阐释。《文赋》是我写作的斧柄,我对《文赋》的借用正如陆机对其他经典的借用。日本人称这种手法为“本歌取”(honkadori),即在作品中回应古典诗歌,或是从中借典。由于汉语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有这一手法,所以汉语中无疑也有相似的词来表达此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高贵的传统。 在翻译过程中,我着力于主要章节思想和意象的传达,构建了一种释义方式,并对原文有些地方进行了浓缩,其他有些地方则跳过不译或稍微做了结构上的调整。如果这些手法毫无用处,那陆机和我本人将荣誉扫地。但是如果我的翻译能对那些在字句中挣扎的读者有所启发,我们就应该向陆老夫子和评论过他的东西方学者致以谢意。此外,这些学者的评论也让我受益匪浅。《文赋》问世百年后,中国田园诗歌的鼻祖,隐逸诗人陶潜(陶渊明)在写给其弟的诗中说道: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该诗与陆机的想法隔空呼应。陶潜觉得那些不可“攀”的英雄却是文学和道德上的典范,他研究了他们的智慧结晶,也阐明了自己的想法,从而决意继承传统,效仿古人。陶潜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正如陆机十年“闭门勤学”,陶潜选择了远离“人事”,回乡耕耘,虽然妻儿饥寒交迫,受苦受难,他志向依然如初。陶潜隐居的勇气和道德责任感正是源自儒道的传统思想,这一思想同样启发了陆机。陆机和陶潜数百年后都是杜甫、白居易等中国大诗人和日韩诗人的典范。《文赋》虽是数百年前的作品,但不管是陶潜还是今天的读者,都会觉得它的文风依旧清新,且读懂需要下功夫。陆机的一个前辈曾刻警句于浴盆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7世纪晚期,日本诗人松尾芭蕉沿袭了儒道传统,并告诫他的学生:“经得起反复审视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陆机并不热衷于办学、教授写作,也无意在任何特殊的文学运动中充当领袖。陆机志在阐明文人圣贤的道德和精神轨迹。对于前人来说,创作这一艺术实非易事,更非出于私心,陆机正是努力将自己与前人的思想相衔接。他志在阐明传统文化和前人所提倡的精神生活,试图理解前人的想法,并将之融入现世,全身心地活在当下。萨姆•哈米尔安凯奇(周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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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文库
作者: (西晋)陆机, (唐)司空图
副标题: 文赋•二十四诗品
isbn: 7544714640
书名: 大中华文库
页数: 140
译者: 萨姆•哈米尔, 翟理斯, 张宗友
定价: 45.00元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