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政治的起源》试读：试读

［12］归根结底，本书讨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笔者希望这不至过于单调），其一，希腊人究竟如何发展出那不同于其他所有文明的民主制度？其二，希腊人政治的起源究竟在何处，而政治与他们的社会活动之间又有着怎样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最早创造出民主制的民族先前定然不曾意识到民主制的可能性。他们的民主制显然不是出于建议而创造的——否则的话，希腊人便会毫无例外地按照某种创世记的规则而建成先进的文明了。因此，促成希腊人民主制的有利条件并不在于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有天赋”。此外，这也无法用他们文化上的特性加以解释，因为文化特性似乎更像是制度变革产生的结果，而正是那个变革过程才使民主制成为可能。换言之，文化特性与制度的建立过程乃是相辅相成的。 可以认为，只有政治共同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生活的核心时，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才能发展起来。民主制的产生前提与后果是复杂多样的。随着公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把握自身处境的新兴力量，一种全新的社会身份也得以成形；人们形成了独特的时间经验，他们对变化与不变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社会状况、人类能力，还是突发事件或者变革过程，人们开始对它们形成了独特的认知、经历与理解方式。此外，乱世中的遗弃感、诗歌、神学、［13］哲学以及其他方面（已知或未知）的科学知识，这些思潮得以彼此混合。甚至希腊文化中的雕塑与建筑也至少都受到政治的促进与影响。可以说，我们应当把政治视作构成希腊城邦公民生活的要素，正是这个要素造就出了这种生活最重要的那些经验。这个概念要比民主制的概念广泛得多，可以说，民主制乃是政治充分发展的体现。 当希腊人发展出了政治，他们仿佛给出了一个针眼，而整个世界的历史似乎都须从中穿过，从而发展到现代欧洲的局面。总的说来，希腊社会演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即，希腊社会的发展就其历史状况而言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这个问题也与我们自身在当代世界中的深层历史状况息息相关。 同时，这个问题还成了一个关键点，在其上，特定的历史考察与至少此前占据支配地位的进化史观得以交汇在一起。由于希腊文化的发展看上去是如此独特而不合常规，我们似乎难以将其归因于社会发展的某种普遍规律。至少，希腊政治的起源并不能简单地用人类建立高度文明那样加以解释。而且在一个相当浅近的意义上，这种文化的发展恰恰与我们所谓的最早的“国家”的发展大相径庭。在此，我们应当给出一种“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 显然，上述对希腊史研究的评价乃是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政治自身的意义只有在其其共同构合而成的语境中才能凸显出来。然而尽管我们对于政治有着足够的体验，但出于各种原因，近现代研究往往普遍轻视了“政治”及其纯粹意义上的功能。［14］而近年来，德国学界开始以一种明智却又带几分悖论的方式， 重新对政治的意义以及复杂的政治化过程加以关注。我们时代林林总总的短期变化让我们与那个时代愈加疏远，这似乎给了《传道书》（Prediger Samolo）中“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那句话一层新的含义。于是，我们今天往往将政治简单地视为经济的一种功能与体现。 在这样的视角下，希腊人在本质上似乎属于一种“古典阶级社会”（antiken Klassengesellschaften），这个社会建立于公元前1000年，并位于波斯帝国与意大利半岛之间。 无论是人们构想非威权制度的能力（或者摆脱神权统治的能力）、新政治选项的出现，还是被统治者对共同体秩序的支配权，按这种观点看来，这些仿佛都不是希腊人的首创，而是历史上早已有之的东西。 笔者认为，希腊政治起源问题的线索正包含在那个自主进程展开的方式中，而这个问题也只能通过历史学加以澄清。 希腊政治的发展乃是由各种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偶然组合而促成的。而虽然我们的结论得到史料文献的支持，并且我们掌握的知识以及大致可靠的推测能够补足历史语境的缺失，笔者认为上述假定仍然是站得住脚的。此外，在那个“轴心时代”， 世界上许多地域的文明都取得了“进步”，［15］这个事实更增添了问题的难度：因为我们必须解答为什么当时唯有希腊文明发展出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