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无光集》试读：二 唐诗中的酒价

唐诗中的酒价 《玉壶清话》是北宋的一本笔记，里面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书中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唐代酒价的：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闲。忽问：廛沽尤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 ‘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文。 ”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 宋真宗赵恒是继太祖、太宗之后北宋的第三个皇帝，就是他签订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澶渊之盟”，换得北宋随后的百年安定。当时经济繁荣，而又外无兵戈，君臣在一起饮酒作乐也是常事。只是这一次聚会的话题有些特别，真宗一时兴起，询问起唐代的酒价。对于这类琐屑的“社会经济史料”，正史不见记载，所以博学多识的大臣们也难以回答。幸亏机警的丁晋公想起杜诗，于是回答唐代酒价“一升三十文”。而真宗听了之后，称赞杜诗为“一时之史”。 在当时，能够享受“诗史”这一封号的只有杜诗。这是一种将诗歌作为史料来阅读的方式。中唐时，皇帝文宗（ 827— 840年在位）曾读到杜甫《哀江头》中的两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感慨万分，于是命令在曲江周围建筑行宫、台殿，以期符合《哀江头》的描写。安史之乱后，长安凋敝。唐文宗借助杜诗的记载来想像以往的辉煌，重建行宫、台殿，也只是为了重现这种辉煌的过去。但这种将杜诗看作是真实的观念深入人心后，从宋代开始就出现很多夸张的阅读方式。酒价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在《玉壶清话》后，又有一本《猗觉寮杂记》也赞同将杜诗记载的酒价看作是唐代的酒价，不仅如此，书中还认为杜诗记载了唐代的盐价： 子美《盐井诗》“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便见当时川中盐价与商贾所贩之息，使后世有考焉。 读后不免一噱。这种阅读的思路，除在宋代有回响外（如俞文豹《吹剑录》），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人俞弁《山樵暇语》、清人尤侗《艮斋杂说》都持类似看法。但问题不止于此。《北江诗话》中说： 唐酒价故不可得而知。子美三百青铜之句，取信久矣。而王维云：“新丰美酒斗十千。”不应悬绝如此。 书中首先承认唐代的酒价实际上已经不得而知，虽然杜甫的诗句让人知道了当时的酒价，但王维诗中记载的价格与杜诗如此不同，让读者不免对杜诗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赵与時（1175—1231）在《宾退录》中也表示对《玉壶清话》的怀疑，他说：唐诗人率用此语。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 “新丰美酒斗十千”，白乐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软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崔辅国“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郎士元《六言绝句》“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皆不与杜诗合。或谓诗人之言不皆如诗史之可信，然乐天诗最号纪实者，岂酒有美恶，价不同欤？何其辽绝耶！ 赵与時列举了李白、王维、白居易、崔辅国、郎士元等人的诗歌，发现他们所记载的酒价竟然和杜诗记载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以谁的记录为准呢？难道仅仅因为杜甫是“诗史”，其他的仅仅是诗人，所以一般以杜诗为标准（在当时人看来，诗人之言不皆如诗史之可信）。然而赵与時的困惑是：白居易的诗歌从来都号称纪实，难道也不能相信吗？ 赵与時的困惑其实不难解释。首先我们可以顺着他的思路来思考问题，赵与時自己说：“酒有美恶，价不同欤？”这自然是酒价出现不同的原因之一。另外，我们还可以继续补充：因为杜甫、白居易所处的时代不同，物价自然会出现较大的差异。然而，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就如同赵与時一样，被困在了将诗歌作为史料来阅读的思路中。刘攽在《中山诗话》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给我们警醒：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值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曰：‘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亦一时之善对。 刘攽是北宋著名的博学之士，与司马光一同修撰《资治通鉴》。所以他对丁晋公的态度就和别人不同，他认为这仅仅是“善对”，不过是臣子面对皇上提问时一种学问和机智的表现，而不是杜诗真的记录了唐代的酒价。后来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有更为清醒的反省： 昔人应急，谓唐之酒价，每斗三百，引杜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证。然白乐天为河南尹《自劝》绝句云：“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又古诗亦有“金樽美酒斗十千”。大抵诗人一时用事，未必实价也。 毫无疑问，有关唐代酒价问题的讨论无疑将杜诗记载时事的功能推衍到了一个极端。刘攽、周必大等人对酒价问题是否一定成立，当然有所保留。但这并不能改变宋代人痴迷于杜诗具备客观记载功能的神话。比如他们认为，杜诗除记载唐代酒价外，还记载了年、月、地理、数字、人物等一切外在事物。于是，宋代的笔记、诗话里涌现出大量的相关讨论。而讨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酒价的问题，更趋细致。 比如杜甫在《古柏行》一诗中提到“霜姿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是杜甫描写树木比较粗大。然而数学家沈括读了之后，却用数学家的脑袋思考到：诗中所说的柏树尺寸好像有问题。于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他的言论无疑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是啊，杜甫是真实记载一切事物的“诗史”，怎么你沈括能把它说成错误的呢？ 于是黄朝英在《靖康缃素杂记》中反驳沈括： 予谓存中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四十围若以古制论之，当有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两手大指头指相合为一围，则一围是一小尺，即径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又宜矣，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 王得臣在《麈史》中也反驳沈括： 杜子美《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内翰云：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也。然沈精于算数者，不知何法以准之。若径七尺即围当二丈一尺。 黄朝英、王得臣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运用数学工具来反攻沈括。直到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才摆脱具体尺寸问题的争论，看到问题的关键：即诗歌不需要、也不能够拘泥来读。所谓的“四十围”也好、“二千尺”也好，仅仅是指柏树的高大，并非真实、正确的记载。 此外，还有人来利用杜诗来考证人物的姓氏。蔡京次子蔡條喜好风雅，他在《西清诗话》根据杜诗《送重表侄王砅》诗中所说的“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来考证王珪之母不是《唐书》中记载的“卢氏”，而是“杜氏”。王珪是初唐名臣，有关其母姓氏的考证自然有不小的意义。于是很多人接着蔡絛的话头继续深入，如陈岩肖《庚溪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这是用杜诗证史的一个著名个案。近代史家顾颉刚经过研究，指出杜甫《送重表侄王砅》一诗所记“未必遂为实事”，但当时信服者众多。宋人受此思路的影响，认为杜诗的可信度甚至超过正史，所以往往用杜诗来订正正史的记载。 唐代的酒价是多少？柏树的高度和腰围是多少？王珪之母姓什么？如此这般等问题，都是宋代诗学中的热门话题。现在看来，不过都是些一时的谈资而已，但在当时却有一流的学者文人牵涉进去讨论，其背后自然牵涉到应当如何阅读诗歌的问题。将杜甫的诗歌视为真实记载，利用杜诗来考证很多历史的细节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明末迄今长达四五百年间盛行的“诗史互证”方法就和这种“实录”的思想分不开，但如果将这种阅读方式视为“无往而不利”，就会严重伤害到对诗歌的审美阅读。这一弊端，正是布拉格学派的后劲——伏迪契卡（ Felix Vodika）所要批评的：在评论文学作品时，不能仅仅集中在它所传递出来现实的部分，还应该考虑到作品的美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