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试读：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

但是，你的脊梁已被打断， 我的美丽而凄惨的世纪， 带着一丝空洞的微笑 你残忍而虚弱，回首望去， 像一只衰老的野兽， 看着自己的爪印。 ——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世纪》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戳穿下述骗人的鬼话：最残酷的镇压时代是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我认为，统计资料将于未来显示，甚至早在一九一八年秋天正式宣布实行“红色恐怖”之前，当年年初已经开始出现逮捕、判刑、流放的浪潮。从那以后，这股浪潮只是变得越来越汹涌，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回忆录》 一九一七年，两股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罗斯，冲击扫荡着帝俄社会，后者仿佛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立即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二月份退位 以后，事态发展证明，革命已为任何人所极难平息或控制。第一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后来写道，在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出现的真空里，“现有的所有政治和政策方案，无论是大胆想象的还是精心构思的，全都漫无目的和用途地横空出世了”。 尽管临时政府软弱无力，尽管公众的不满普遍存在，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大屠杀使人们怒气冲天，但是，没有人料到政权将会落入布尔什维克——几个鼓吹更加迅猛的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之一——手中。在国外，布尔什维克几乎不为人知。一则不足为信的传说十分生动地说明了国外的认识。据说在一九一七年，一名官员冲进奥地利外交部长的办公室喊道，“阁下，俄国爆发革命了!”部长嘲讽地大笑起来。“俄国有谁能够发动革命？总不会是那个整天泡在中央咖啡馆里失魂落魄、待人和气的托洛茨基先生吧?”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的性质神秘莫测，那么，它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世界将按其革命的化名“列宁”来认识的那个人——更是如此。在其作为一名革命者流亡的许多年里，列宁的才华得到公认，但是他的放纵行为和宗派活动却让人讨厌。他经常挑起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领导人的争斗，而且还有将关于貌似毫无意义的教条问题的小争吵变成大辩论的嗜好。 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根本没有担任任何公认的权威性职务，即使在他自己的党内也没有。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少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仍然反对他所提出的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临时政府的计划，坚持认为党尚未做好夺权的准备，也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不过，列宁赢得了辩论，于是，十月二十五日，政变发生了。在列宁鼓动的影响下，暴动的群众洗劫了冬宫。布尔什维克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不到几个小时，列宁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将其更名为苏维埃俄国。 尽管列宁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不过他的布尔什维克批评者所说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布尔什维克的确处于没有做好准备的混乱状态。结果，它的早期决定——包括建立一党制国家——大部分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做出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众基础实在薄弱，因此，仅仅为了保住政权，他们几乎不得不立即动手打一场血腥的内战。从一九一八年起，欧洲所曾见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整个俄罗斯的大地上激烈进行，当时，旧政权的白军部队重新集结起来与新组建的红军部队作战，后者由列宁的同志、从“中央咖啡馆”回来的“托洛茨基先生”统帅。所有暴力行为并非全都出现在战场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千方百计地以各种方式镇压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对它的人，不仅打击旧政权的代理人，而且打击其他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一直没有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期。 以这些应急措施和暴力手段为背景，苏联的第一批劳动集中营诞生了。像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机构一样，它们是在内战打得最激烈时匆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专门建立的。这并不是说先前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十月革命之前三个星期，列宁本人已经粗略地描述了一个当然还很模糊的计划：要给富有的资本家安排“强制性的劳动任务”。一九一八年一月，因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恼羞成怒的列宁更加急不可耐，他写道，他赞成“逮捕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旅行的百万富翁阴谋分子。我建议判处他们在矿井里强制劳动半年”。 作为对特定的资产阶级“敌人”的特定的惩罚方式，列宁关于强制劳动的设想与他对犯罪和罪犯的其他想法非常一致。一方面，这位苏维埃主要领导人对监禁并惩罚传统罪犯——窃贼、扒手、杀人犯——感到举棋不定，他把这些人视为自己潜在的盟友。在他看来，产生“社会过激行为”（意即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他认为，消除这个根本原因“将使过激行为销声匿迹”。所以，没有必要通过特别的惩罚威慑罪犯：最终，革命本身将把他们清除干净。于是，第一部布尔什维克刑法典中的某些内容使西方最激进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人士兴高采烈。其中，这部法典规定，“没有个体犯罪这种事情”，因此，刑事判决“不应当被视为惩罚”。 另一方面，列宁——像对他亦步亦趋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法学理论家一样——还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阶级敌人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而且更难改造。不像普通罪犯，决不能相信阶级敌人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因此，与普通杀人犯或窃贼相比，务必给予他们更加严厉的惩罚。于是，一九一八年五月，布尔什维克颁布的首个“关于贿赂行为的法令”规定：“如果犯有受贿或行贿罪的人属于有产阶级并且正在使用贿赂的手段企图保持或者取得与财产权有关的特权的话，那么，他将被判处在最艰苦和最恶劣的条件下强制劳动，同时没收其全部财产。” 换句话说，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 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晰地描述过“阶级敌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个什么样。结果，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各种各样的逮捕戏剧性地不断增加。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由胡乱挑选出来的革命“拥护者”所组成的革命法庭开始审判胡乱认定的革命的“敌人”。随意判处银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机商”——即任何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人、沙俄时期的监狱看守以及其他所有看似可疑的人入狱服刑、强制劳动甚至死刑。 关于谁是或者谁不是“敌人”的解释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有时与“战俘”的定义部分重叠。在占领一座新的城市之后，与他们沿着进退不定的前线经常采取的做法一样，托洛茨基的红军总是把资本家抓来当人质，一旦白军反攻就把人质枪毙。在战斗的间歇期，他们可以强迫这些人质干活儿，通常是挖战壕和修工事。 政治犯与普通罪犯之间的划分同样随意。例如，临时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可能突然决定，一个因无票乘坐无轨电车被抓住的人已经危害了社会，因此对他要按政治犯罪来判刑。 最后，这些决定大部分由警察或士兵去执行逮捕。契卡——列宁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的缔造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个人保存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下工作时偶然想到的“敌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些“敌人”都是随意认定的。 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会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然而，两类囚犯——“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存在对于苏联刑罚体系的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头十年，苏联的监狱甚至为了分别关押两类囚犯而一分为二。作为一种副作用，监狱分类无意中造成了现有监狱系统的混乱。在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所有囚犯都在“传统”司法部门——先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后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管辖权限之下予以关押，并被监禁在“普通”监狱系统内。也就是说，他们被投入沙俄时代留下的监狱，通常是被关进占据着所有主要城镇中心位置的肮脏、阴暗的石头牢房。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年间的革命年代里，这些机构整体处在混乱之中。暴民袭击监狱，自封的人民委员洗劫看守，囚犯得到普遍特赦或者干脆一走了之。 到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时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保持运行的监狱出现过人满为患或不堪重负的情况。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几个星期，列宁就亲自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以立即改善对彼得格勒监狱的食品供应”。 几个月后，莫斯科的一名契卡官员在视察了本市的塔甘斯卡雅监狱之后报告说，监狱里“寒冷肮脏得可怕”，而且流行斑疹伤寒，囚犯们都在挨饿。大部分囚犯无法为服刑而从事强制劳动，因为他们没有衣服可穿。某张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报道声称，设计容量为一千人的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已经关押了两千五百人。另一张报纸则不满地说，赤卫队“每天毫无计划地逮捕成百上千人，然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 监狱人满为患导致“创造性”解决办法的出现。没有更好的办法，新的当权者只好把犯人关进地下室、阁楼、闲置的宫殿和旧教堂。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他曾被关在一幢废弃房屋的地窖里，一个房间关了五十个人，没有家具，几乎没有食物：那些没有收到家人送来的食品袋的犯人只好挨饿。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契卡的一个委员会就曾讨论过关押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彼得格勒的指挥部——地下室里的五十六名不同类型的囚犯的命运，这些囚犯包括“窃贼、酒鬼和各种类型的‘政治犯’”。 并不是所有人都因这种混乱状态而遭殃。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是一名（正如所发生的那样正确地）受到从事间谍活动指控的英国外交官，一九一八年被关押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玩单人纸牌，而且阅读修昔底德和卡莱尔的书籍。一名以前的宫廷侍者不时给他送来热茶和报纸。 不过，即使是在传统监狱继续发挥作用期间，监狱的管理制度也不稳定，而且监狱看守缺乏经验。俄罗斯北部城市维堡的一名囚犯发现，在革命之后的混乱时期，他曾雇用的一名司机成了监狱里的看守。这名看守乐于帮助自己以前的雇主搬到条件更好、更加干爽的单人牢房，最后甚至帮助其成功越狱。 一名白军上校也回忆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在彼得格勒的监狱里，囚犯们随便来来去去，而无家可归的人夜间则睡在单人牢房里。一名苏联官员对这一时期回忆道，“不逃跑的只是那些实在懒惰的人”。 混乱迫使契卡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布尔什维克几乎不可能允许将其“真正的”敌人关在普通监狱系统。混乱的监狱和懒惰的看守也许适合看管扒手和少年犯，却不适合看管怠工者、寄生虫、投机商、白军军官、神职人员、资本家以及布尔什维克想得到的其他具有严重威胁的人，因此，需要找到更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找到了。早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托洛茨基曾经要求安抚一群难以管束的捷克战俘，消除他们的敌意，并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集中营（концлагер）里。十二天后，在致苏维埃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再次谈起了集中营，在这种露天的监狱里，“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组成专干脏活累活（打扫营房、营地、街道，挖战壕等等）的后勤部队。那些拒绝者将被处以罚款，而在缴纳罚款之前要把他们扣押起来”。 八月，列宁也使用了这一个词。在发给奔萨——那里发生了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人民委员的电报中，他要求“对富农（кулáк）、神职人员和白卫军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并把那些“不可靠分子”“关押在城外的集中营里”。 设施这时已经到位。一九一八年夏天，随着导致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签订，苏维埃政权释放了两百万名战俘。闲置的战俘营立即移交契卡使用。 当时，就利用“专设”集中营监禁“敌人”来说，契卡看上去应当是接管这项工作的理想机构。作为一个全新的组织，契卡被设计成共产党的“剑与盾”，而且不对苏维埃政府及其任何部门负责。它没有依法办事的习惯，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不需要与警察部门或者司法人民委员部所管辖的法院交换意见。其名称恰好表明了其重要地位：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别委员会。也有使用Ч-К——“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缩写——或契卡的。这个名称“特别”准确，因为它游离于“正常的”法律社会之外。 契卡几乎刚一创建即开始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要求契卡贯彻执行列宁的红色恐怖政策。在针对列宁的一次未遂刺杀之后开展的这场恐怖行动——逮捕、监禁、屠杀——比此前几个月随心所欲的恐怖行动更有组织，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被怀疑在“后方”从事破坏革命的活动的人，实际成为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血腥，无情，残忍——开展这场行动的人想要让它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红军的喉舌《红星报》这样对它作了描述：“没有怜悯，没有宽恕，我们要对敌人大开杀戒，成千上万地消灭他们，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为了列宁流出的血……我们要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让他们流血流得越多越好……” 红色恐怖对于列宁的权力斗争至关重要。所谓的“专设集中营”对于红色恐怖同样至关重要。关于红色恐怖的第一项法令甚至提到了集中营。这项法令不仅要求逮捕并且监禁“资产阶级的重要代理人、地主、工厂主、商人、反革命的神职人员、反苏维埃的军官”，而且要把他们“用集中营隔离起来”。 尽管没有关于囚犯人数的可靠数字，到一九一九年年底时，苏联已经有了二十一个记录在案的集中营。到一九二○年年底时，这个数量增加了四倍，达到一百零七个。 不过，在这个阶段，集中营的目的仍然不够明确。囚犯必须从事劳动——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劳动意味着对于囚犯的教育改造？还是为了羞辱他们？或者认为这是帮助建设苏维埃的新国家？不同的苏联领导人和不同的机构各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一九一九年二月，捷尔任斯基本人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鼓吹集中营对于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教育改造作用。他说，新的集中营将 让那些被囚禁的人从事劳动；因为那些绅士不劳而获；因为不进行强迫他们就不会干活儿。应当把这种惩罚施加于那些在苏维埃机构里面上班却不认真对待工作的人、拖拖拉拉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人……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创办劳动的学校。 可是，当关于专设集中营的第一批法令于一九一九年春天颁布时，略有不同的考虑似乎占了上风。 这批法令是一连串长得惊人的条例和意见，建议每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设立一个容量不少于三百人的集中营，“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在修道院、庄园、农场之类的建筑物附近”。它们批准了八小时工作日，只有“在符合劳动法规的情况下”才允许加班和夜间劳动。禁止寄送食品袋。允许会见直系亲属，但是只能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囚犯企图逃跑可以将其刑期增加十倍，第二次企图逃跑可以处以死刑——与沙俄时期的宽松法律相比，对越狱的处罚特别严厉，布尔什维克非常清楚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法令明确了囚犯从事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是为了支付集中营的维修费用。没有劳动能力的囚犯应当送到别处去。集中营必须自筹资金。苏联集中营的创始人乐观地认为，它们可以自给自足。 由于国家拨款数额的多少不定，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很快就对自筹资金的主意产生了兴趣，或者至少是对实际利用他们的囚犯产生了兴趣。一九一九年九月，一份呈交捷尔任斯基的秘密报告抱怨说，某些临时集中营的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使得许多人生病不能劳动：“在秋季潮湿的条件下，它们不是把人集中起来从事劳动的合适场所，反而成为流行病和其他疾病的温床。”其中，报告的起草者建议把那些不能劳动的人送到别处去，从而使集中营的效率更高——这是后来被古拉格的领导人多次采用的一种策略。集中营的管理者已经开始关心疾病和饥饿，主要原因在于生病和饥饿的囚犯是不能干活儿的囚犯。囚犯的尊严和人格，更不必说他们的生存，几乎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 实际上，并非所有集中营的负责人全都关心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或者自筹资金的问题。他们倒是更加喜欢通过羞辱的方式惩罚这些以前的富人，让后者体验一下劳动者的命运。一份来自乌克的波尔塔瓦市的报告——这份报告在白军暂时收复该城之后被一个白军调查委员会归入档案——特别提到，布尔什维克在占领期间给逮捕的资产阶级囚犯分派劳动任务，“打算以此作为一种嘲弄人的手段，尽力贬低他们的身份。例如，一名囚犯……被迫用手清理地上厚厚的一层脏东西。命令另一名囚犯打扫厕所，而且……只给他一块抹布干这个活儿”。 诚然，这些意图方面的细微差别对于成千上万名囚犯或许没有多大影响，就他们而言，平白无故遭到逮捕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使人蒙羞。这些差别可能也不影响囚犯通常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被送到西伯利亚某集中营的一名神职人员后来回忆说，汤是下水做的，营房里没有电，而且冬天几乎没有取暖的炉火。 沙俄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亚历山大?伊兹戈耶夫被送往彼得格勒北边的一个集中营。途中，他那一行犯人在沃洛格达市停留。没有向犯人许诺的热汤热饭和温暖房间，反而拖着他们到处寻找临时收容所。这里没有为他们准备的临时中转营站。终于，一所过去的学校留宿了他们，屋里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和板凳”。这些犯人最后在市区花钱为自己买了吃的。 然而，并不只有囚犯才会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紧急需要压倒所有其他事情，无论是教育改造还是惩罚报复或者出于司法考虑。一九一八年十月，北方前线指挥官向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求，紧急需要八百名工人修道路挖战壕。于是，“一些以前经商的公民应约来到苏维埃的指挥部，据说是要他们来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劳动义务登记的。在这些公民登记时，他们遭到拘留并被送往谢苗诺夫斯基兵营等候派往前线”。更有甚者，当这样做仍然没能凑足工人的数量时，地方苏维埃——地方管理委员会——干脆包围了彼得格勒的主要商业街涅夫斯基大街的一段街区，逮捕了所有没有党证或者不能证明自己为政府机构工作的人，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附近的兵营。后来，妇女被释放了，而男人则被送往北方，“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征募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安排一下自己的家事、与亲属说一声再见，或者带上合适的衣服和鞋袜”。 尽管就这样被捕的那些行人肯定为此感到震惊，但是对于彼得格勒的工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即使是在苏维埃历史的这一最初阶段，“强制劳动”与正常劳动之间的界线也是模糊不清的。托洛茨基公开宣称要使整个国家按照红军的方式变成一支“工人的军队”。工人早就被迫在中央劳动办公室进行了登记，从那里他们有可能被派遣到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禁止某些工种的工人——例如矿工——放弃工作的特别法令获得通过。在这个混乱的革命年代，自由工人的生活条件其实也不比囚犯好多少。从表面上看，并不总能容易地说出哪里是工作的地方，哪里是集中营。 这种事情同时也是即将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前兆：在此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集中营”、“监狱”和“强制劳动”的界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对服刑机构的管理仍然不断发生变化。当不同的官僚和人民委员试图取得对该系统的控制权时，具体负责的部门就会无休无止地更名和重组。 不过，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到内战结束时，一种模式被确立。苏联已经明显地逐步形成了两个分立的监狱系统，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不同的传统习俗，不同的思维方式。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着“普通”监狱系统，主要对付苏维埃政权称之为“刑事犯”的那些人。尽管这个系统实际上同样是一片混乱，它的犯人却被关押在传统的监狱里，而且其内部文件所显示的管理者的既定目标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通过劳动教养改造罪犯——“犯人应当为学习技能而劳动，他们可以利用所学到的技能过上正当的生活”——从而防止犯人再次犯罪。 同时，契卡——后来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着另一个最初被称为“专设集中营”或“特别集中营”的监狱系统。尽管契卡也在其中使用“教育”或“改造”之类冠冕堂皇的辞令，但这些集中营确实不同于普通的服刑机构。它们处于其他苏维埃机构的管辖范围和公众视线之外。它们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对逃跑的惩罚更严厉，管理制度更严格。这些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必要由普通法庭判决有罪，即使他们曾经被某个法庭判决有罪。随着“敌人”定义的扩展和契卡权力的增强，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建立起来的这些集中营最终将变得更加庞大，而且一度变得更有影响。于是，当两个刑罚系统——正常的和特殊的——终于合二为一时，它们将统一于后者的行为准则。契卡将兼并其对手。 从一开始，“特殊”监狱系统就是为了对付特殊的囚犯：神职人员、前沙俄政府官员、资产阶级投机商、新制度的敌人。但是，苏维埃当局对于一类特殊的“政治犯”比对其他囚犯更感兴趣。这些人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派别中的非布尔什维克成员，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所有那些曾经为革命进行斗争却毫无先见之明地没有加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别并且没有积极参加一九一七年十月政变的人。作为过去与沙皇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盟友，他们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直到三十年代末期为止，苏共中央委员会将会多次讨论如何处理这些人。其中仍然活着的人大部分都在三十年代末期遭到逮捕或枪决。 在某种程度上，列宁这一类特殊囚犯怀恨在心，因为像所有排斥异己的领导人一样，他最仇恨的就是背叛者。在一场典型的辩论中，他把一位批评他的社会党人称为“骗子”、“瞎了眼的狗”、“拍资产阶级马屁的人”、“敲诈勒索者和流氓无赖的应声虫”，只配扔进“叛徒的垃圾坑”。 实际上，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列宁就知道他将对付那些反对他的社会党人同志。他的一位革命战友回忆了他们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谈话： 我对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你夺取了政权，恐怕你在第二天就会动手绞死孟什维克。”他扫了我一眼回答道：“我们将在绞死最后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之后绞死第一个孟什维克。”然后，他皱起眉头笑了笑。 但是，属于这一类特殊“政治犯”的那些囚犯也更加难以管理。许多人在沙皇的监狱里待过多年，知道如何组织绝食斗争，如何向监狱看守施加压力，如何在牢房之间传递情报交流信息，如何组织联合抗议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知道如何与外界进行联系以及与什么人进行联系。俄国的大多数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政党仍然设有流亡支部，通常是在柏林或巴黎，其成员可以严重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国际形象。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布尔什维克最为接近（其部分成员曾与布尔什维克短期结盟）——流亡支部的代表大声宣读了他们被关押在俄国的同志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代表大会上引起轰动，主要因为它声称，革命俄国的监狱条件比沙俄时期还要恶劣。“我们的同志正处于半饥饿状态，”信中写道，“其中许多人已经坐牢几个月仍然不许他们会见亲属，不许通信，不许锻炼身体。” 流亡的社会主义者能够而且的确在为囚犯的利益大声疾呼，就像俄国革命之前他们所曾做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几位著名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写过沙皇监狱生活回忆录的薇拉?菲格纳 和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夫人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立即帮助再次发起政治红十字会，该会是一个曾在革命之前秘密活动的囚犯救助组织。佩什科娃与捷尔任斯基很熟悉，而且与他保持着定期友好的书信往来。由于她的关系和声望，政治红十字会得到了它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保有的种种特权：探访监禁场所的权利，与政治犯谈话的权利，为他们递送包裹的权利，甚至包括请求释放生病的囚犯的权利。 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作家列夫?拉兹贡听他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囚犯——讲过政治红十字会的事情，在他看来，后来进行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已经变得不太可能，那仿佛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童话”。 由流亡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红十字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让布尔什维克大伤脑筋。许多布尔什维克曾经流亡生活多年，所以对昔日国际战友的看法十分敏感。许多人仍然相信革命随时可能蔓延到西方，所以不想让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负面舆论而有所延缓。一九二二年，饱受西方媒体报道困扰的布尔什维克开始进行其多次尝试——通过攻击“资本主义恐怖”来掩饰共产主义恐怖——中的第一次。为此，他们创办了一个“另类”囚犯救助协会：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其俄文首字母缩写是МОПР。该协会声称将对“十万名资本主义国家的囚犯”进行援助。 尽管政治红十字会的柏林分会立即谴责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企图“掩盖苏联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那些垂死者的呻吟”，其他人却接受了它。一九二四年，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自称它有四百万名会员，甚至声称召开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的首次国际会议。 它的宣传产生了它的标准。当有人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一本公开出版的俄国监狱中的社会主义者囚犯所写的书信集发表评论时，他用下面的话作为回答：“几乎完全相同的事情一直在波兰的监狱里发生；你在加利福尼亚的监狱里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它们正在那里折磨着世界产联的工人；你在安达曼群岛的英国地牢里可以看到这种事情……” 契卡同样试图改善恶劣的舆论环境，它采取措施把那些令人头疼的社会主义者送到离他们的联系人更远的地方。就像沙俄政权曾经做过的那样，奉政府之命，一些人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另一些人则被送往北方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偏远地区的集中营，特别是建立在彼得格勒以北数百英里、靠近白海的前霍尔莫戈里修道院的一个集中营。然而，即使是被流放到最偏远地区的那些人也能找到传递信息的办法。一批关押在一个规模不大的集中营里的“政治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纳雷姆设法把一封信寄给了一份社会主义流亡者的报纸，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完全与世隔绝，以致只有涉及亲属或我们自己健康状况的信件才有可能送到收信人手中。得不到……任何其他消息”。他们特别提到他们当中有一位八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尔嘉?罗曼诺娃，她被流放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在那里，三个月来她以面包和热水为生”。 在看守们看来，没有哪个遥远的流放地保证平安无事。他们所到之处，习惯了沙俄时期的监狱所曾给予政治犯的特殊待遇的社会主义者囚犯几乎都在要求得到报纸、书籍和散步的权利以及不受限制的通信权，尤其是在与当局打交道时对自己代言人的选择权。当对此不解的地方契卡人员——他们很可能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者与纵火犯之间的区别——表示拒绝时，社会主义者囚犯提出抗议，有时是强烈抗议。据一段关于霍尔莫戈里集中营的描述说，一批囚犯发现 ……必须为最基本的东西——例如承认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拥有政治犯的一般权利——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遭受了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刑罚：禁闭、拷打、不给饭吃、猛然被推向铁丝网、组织军人小队向营房开枪等等。只要到当年年底时，除了以前的记录之外，霍尔莫戈里的大多数囚犯都能自豪地说自己总共进行了三十至三十五天的绝食抗议，这也就够了。…… 最终，当局把这一批囚犯从霍尔莫戈里迁到了设在彼得罗明斯克修道院的另一个集中营。据他们后来向当局递交的一份请愿书说，在那里他们受到“无礼的喝斥和粗暴的对待”，把六个人同时关进一个修道士过去居住的狭窄的单人房间，床铺上爬满了寄生虫，不许他们锻炼身体，不给他们任何书籍或书写用纸。 彼得罗明斯克集中营的负责人巴楚利斯同志企图通过剥夺囚犯的权利和热量——还不时地向他们的窗户开枪——搞垮他们。 作为回应，囚犯开展了又一轮无限期的绝食斗争并且发出抗议书。最后，他们要求从这个集中营转走，他们说那里正在流行疟疾。 其他集中营的负责人抱怨他们那里的囚犯也是这样。在一封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一位集中营负责人说，在他的集中营里，“自认为是政治犯的白卫军”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小组”，致使看守无法工作：“他们诋毁政府，败坏它的名誉……他们蔑视苏维埃工人的诚实和好名声”。 有些看守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彼得罗明斯克的一批囚犯拒绝劳动，要求提高食物定量。对这种反抗行为烦透了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方当局下令判处这批总共五百四十人的囚犯死刑，及时把他们枪毙了。 在其他地方，当局则试图以相反的措施——答应社会主义者囚犯的全部要求——来维持安定。社会革命党人伯莎?巴宾娜回忆了她被关进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监区”时与朋友们欢乐重聚的情景，这些朋友“有圣彼得堡地下工作时期的，有我的学生时代的，来自我们四处奔波时居住过的各个城镇”。监狱允许囚犯自由出入牢房。他们组织集体早操，创办了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成立了一个提供外国杂志的“俱乐部”和一个藏书可观的图书馆。按照可以追溯到革命以前时代的传统，每个囚犯获释之后都把他们的书籍留在这里。一个囚犯委员会为囚犯分配牢房，有些囚犯高兴地得到了带有地毯和壁毯的房间。另一些囚犯则记得，“我们沿着走廊散步，仿佛这是林荫大道”。 在巴宾娜看来，囚犯的生活似乎是虚幻的：“难道他们连把我们正规地锁在牢房里面都不能吗?” 契卡领导人同样感到惊讶。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份报告中，一名监狱检查人员愤怒地抱怨说，在布特尔卡监狱，“男女囚犯结伙散步，无政府主义和反革命标语悬挂在牢房的墙壁上”。 捷尔任斯基建议实行更加严厉的管理制度——可是，当更加严厉的管理制度宣布时，囚犯再次提出抗议。 布特尔卡监狱田园诗般的生活随后很快结束了。据一批社会革命党人写给当局的一封信说，一九二一年四月的一天，“凌晨三、四点钟，一群武装人员进入牢房开始动手……女囚犯被拉胳膊拽腿揪住头发拖出牢房，其他人则遭到殴打”。契卡方面后来在自己的报告中把这一“事件”称为一场难以制止的暴乱——因此决定今后不许再把这么多政治犯集中关押在莫斯科。 一九二二年二月，布特尔卡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监区”被取消。 镇压不起作用。让步不起作用。即使是在特别集中营里，契卡也控制不住这些特殊的囚犯，无法阻止有关他们的消息传到外界去。显然，对于他们这些人以及特别集中营系统里的其他所有不服管教的反革命分子，需要别的解决办法。一九二三年春天，一种解决办法发明了出来：索洛韦茨基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