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与未知》试读:第二十五章 惊世大撞击

第二十五章惊世大撞击 2001年5月,我和布什总统在总统办公室谈话,说起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在国防上的投资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跌到了最低点,并一直保持至今。总统在竞选中传递出来的关于军事需求的信息和如今他统治下的白宫所核准的实际情况出现了偏差。我已经建议在前一年克林顿时期的国防预算基础上增加350亿美元。如若不是布什总统已经向我表明他的另一些计划,如增加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补助和减税是他的主要优选计划,我还会要求更多。 我早知道国防部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但是直到我到五角大楼上任,我终于有机会实地调研时,才发现事情实际上有多糟。造船资金不足就是一例。在里根时代美国就一直在计划打造一支600艘舰船的海军。历经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我们达到了315艘,然后开始减少。军用飞机年老失修,有些飞机即将停飞,而必要的更新换代步伐却没有跟上。薪水没有竞争力。军队中不断攀升的卫生保健费用给预算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且这还没有算上总统的转型计划需要的成本。关于这种近似预算紧缩的做法及其对军队和他们的家庭造成的影响,我警告过布什:“这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我敦促总统建议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把国家安全和国防列为优先事项。我担心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不会批准国防部需要的增加额,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甚至有建议说我们应该裁减军队人数。 虽然当时人们普遍感觉世界局势总体来说风平浪静,但是我仍然提醒总统应该注意情报界的报告:伊朗在寻求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朝鲜在积极寻求更远程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中国军力也在增强。国防可不应放在国内事务之后。 总统耐心地听我说完,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说服总统。布什批准给国防部的预算增加了180亿美元,只是我建议的数字的一半。我很失望,但其他人很愤怒。有些保守派称布什的国防开支是“不充分的、不计后果的”,催促我辞职以示抗议。 到了夏末,我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力量去执行总统的计划。不仅仅是我们没有得到所需的资金,而且他任命的很多文职人员还没有得到美国参议院的确认。就在那年八月,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给我们传来了更坏的消息:由于经济的萎靡,国会预算局修正后的预测显示赤字比预计的还要高。卡德说,国防部得到的资金很可能会比总统之前批准的更低。 不出所料,我的计划在五角大楼内部遇到了阻力,惰性占据了上风。华盛顿又开始了最喜欢的夏日消遣:揣测内阁大改组。“国会山有传言(无疑是诽谤拉姆斯菲尔德的人发起的,这方面有大量可用的资源)说他可能很快就会离去。”《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这样写道。批评的声音集中在我对美国军队转型的计划上。文章说一场由谁接替我的“竞赛”已经展开。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五角大楼内刻意传递一种紧迫感和严肃性有多重要。那一刻,如果说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在背离总统的承诺以及我相信确实必要的改革,那也是注定要这样做的。于是我提高了赌注。我向五角大楼和华盛顿中根深蒂固的势力直接发表了讲话。 “今天的主题,”我开始说,“是关于会给美国安全带来威胁、严重威胁的敌人。” 这个敌人是世界上最后几个计划经济堡垒之一。命令式的五年计划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它试图从一个首都向不同时区、大洲、大洋甚至向更远处发号施令。通过残酷无情的整齐划一,扼杀了自由思想并且压制了新思路。它破坏了美国的国防,将军队中军人的生命置于险境。也许这个敌人听上去很像前苏联,但是那个敌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的敌人更狡猾也更加难以和解。你也许在想我描述的是世界上最后几个衰弱的独裁者之一。但是同样,他们已经时日无多,在力量和规模上已经不是眼下这个敌人的对手。这个敌人离家更近,它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主义。不是某个人,而是这个流程。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体制。不是穿着制服的军人,而是我们过于频繁地强加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性。 我表示,在五角大楼,一个时代的稀缺资源因不断攀升的威胁而耗尽,钱却消失在重复的职责和臃肿的官僚机构中。这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僵化。扼杀创新的不是居心不良的坏蛋,而是机构的惰性。 对我讲话的反应是礼貌的。我知道听众中有一些人赞同我,其他人却不是。“拉姆斯菲尔德向官僚主义宣战。”一些头版新闻这样报道。这说法很公正。 发表完这番演说之后,我很担心,不过不是为了我能当多长时间的国防部长。我的计划是只要我有用,就会以总统的意志为目标,为其服务,没用的时候一天也不多待。但我很担心,在挑战降临到美国时国防部却没有做好应对准备。我非常确信一件事,那就是挑战一定会来,而且源头很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最明确、最重要的转型,就是要从两极世界的冷战转型,去适应另一种战争。冷战中,威胁看得见而且可预知,而新的战争中,威胁的来源可能有很多,其中多数难以预测,甚至有很多我们今天都无法知道。”我警告说。这一天是2001年9月10日。 第二天早晨我抵达五角大楼,脑海中还回想着25年前首次任国防部长时的情景,那时我不得不去说服那些质疑者,国防预算确实需要更多投资。现在我发现自己又要去说服那些不情愿的国会议员同意增加投资。在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九名成员的早餐中,他们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努力,但是怀疑我们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投票。共和党人害怕支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变得脆弱。 “在今后的某一个时刻,”我说,“世界某处发生的一件事将足以震惊美国人民,它将提醒美国人民及他们在华盛顿的代表,保有强大的国防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这不是我最初的原话,因为之前我曾经说过太多次,每次都大同小异。事实上,几个月之前,我给自己口授了一张备忘录,写明了下次在国会作证时要提交的内容。“我可不希望再发生珍珠港那样的事件,然后坐在专门问题小组面前进行事后检讨,去追究到底是谁之责,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哪些事情没有做以及为什么,”我写道,“我们谁也不愿意被迫回到这里再体会一次那种痛苦的经历。” 我有时说,现在唯一令人惊讶的事情是我们在意外发生时仍然会吃惊。1962年,哈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给一本有关珍珠港事件的书写序,其中完美地表达了人们的想法。“我们都在忙于思考一些‘明显的’日军行动,而忽略了日本实际做出的选择,没有采取防御措施,”他写道,“我们计划时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不熟悉与不大可能混为一谈。”我被他的这段话深深打动,我上任的第一个月就给布什总统发了一份,当然也给很多国会议员发过。我的目的是想让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能够就意外的主题召开听证会。 那年9月的早晨,当我与国会议员的早餐就要结束的时候,海军中将埃德蒙•詹巴斯蒂亚尼递给我一张字条:一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中的一座。我当时觉得,这应该是一次不幸的意外。我与国会议员们说了再见,他们返回了国会山,逃过了几分钟之后在五角大楼上演的震撼一幕。 回到我的办公室,詹巴斯蒂亚尼打开了电视,看到双子大厦的一座正在燃烧。我把电视设成了静音,但会不时瞥上一眼。我收到丹尼•沃森的情报简报,她是我忠实的情报官,她每天给我的简报与每天早晨提供给总统的类似。沃森是一名出色的情报专家:事无巨细,愿意向分析家同事提出问题。我们在审阅着世界各地的威胁报告,9月11日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坐在椅子上,我们可以听见飞机飞越大楼,飞向华盛顿国际机场跑道时的声音;飞机沿着波托马克河的飞行路线距我办公室的窗户仅数百英尺。飞机经常在五角大楼东侧附近起飞和降落。 我在听取简报,过了没几分钟,电视上的场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世界贸易中心另一个塔楼爆出了一个大火球,第二架飞机把塔楼的上层摧毁了。在两次撞机之间的这17分钟之内,世界的历史改写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大厦,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就这样淹没在烟尘和火焰之中。在被撞楼层之上有数百人陷于困境。火势越来越猛,楼内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烟雾。高层有些人宁愿跳楼身亡,也不想坐等被烈火吞噬。多年来恐怖分子一直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着厚颜无耻的行动,终于升级为这次灾难,而且是通过电视屏幕向世界播出。但这还不是最后的一击。 我还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关注着纽约遭袭的新闻,就在这时我感到了建筑的晃动。震颤持续了仅仅几秒钟,我知道只有真正的庞然大物才能使几十万吨的水泥颤动。我们工作用的小圆木桌,也是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用过的木桌在颤抖。谢尔曼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联邦军将领,曾一路向南攻,在内战中力挽狂澜。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战争就是地狱。”现在,地狱降临五角大楼。 我从办公室窗户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于是离开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沿着五角大楼E环外走廊快速移动。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浓烟中,不久就不得不转而向楼下走。 一名空军中校难以置信地从浓烟中现身,狼狈不堪而且惊魂未定。现场越来越混乱,人们越来越震惊。我只记住了一张惊恐的面庞和他的警告:“您不能再往前走了。” 我冲向附近的楼梯间,走下一段台阶,向出口冲去。在外面,我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也看到了一幅混乱的场景。我第一次看到了黑色的浓烟从建筑的西侧升起。我沿着五角大楼跑,然后看到了火焰。数以百计的金属碎片散落在建筑前的草地上。夹杂着碎屑、火焰和灰烬的烟云,从一个巨大的、已经变黑的缺口中滚滚而出。人们在一片混乱中逃离建筑,他们是幸存者,他们很多同事已葬身火海。那些能动的人自己跑过草地远离了建筑。那些不能动的需要求助,有些人受伤或烧伤了。 袭击发生刚刚过去几分钟。官方第一批应急反应人员(地方警察和消防队员)还没有抵达现场。一些五角大楼的人在尽他们所能帮助伤者。我看到一些穿制服的人跑回仍然在燃烧的建筑中,希望能够救出更多的伤员。 “我们这里需要帮助。”我听到有人在喊。我跑过去,发现一个年轻妇女坐在草地上,受了伤,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地方在流血。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虽然她无法站起来,但还是说:“我也可以帮忙,我可以帮忙举着点滴。” 越来越多的人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于是我返回办公室希望能够收集到更多信息。在途中,我拾起一块已扭曲变形的小金属片,它应该是撞击五角大楼的物体上的碎片。几分钟后,我从一名陆军军官处听说他明确无误地看到一架银色的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撞入五角大楼。这块飞机碎片一直陪伴着我,提醒我在那一天我们的建筑成了战场,提醒我逝去的那些生命,提醒我面对恐怖分子时美国有多么脆弱,也提醒我,我们有责任努力阻止更多类似的袭击发生。 撞击现场冒出的浓烟笼罩了整个建筑。喷气燃料和浓烟的味道一直跟着我们蔓延到走廊。一回到办公室,我就简短地与总统通了话。他正坐着空军一号在美国南部某处的上空飞行,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时候他刚刚在佛罗里达一所学校露完面离开。他焦急地要知道袭击对五角大楼造成的损坏。我把我掌握的信息都报告给了他。 事后回想起来,这场大灾难无法避免地会引起种种“如果怎样,将会怎样”的假设分析。一种说法是灾难原本会更惨烈,所幸被撞建筑所在地区的多数办公室最近刚刚关闭装修。在受影响区域工作的员工原本上万,但那一天早晨到场的只有不到一半。而且,由于最近的改造,此段的新墙用钢进行了加固。有抗爆窗和防弹布,可以拦截弹片。在我看还有一条,那就是如果被劫持的飞机撞上的是建筑另一侧,即靠近河入口未改造的那段区域,那么国防部中很多高级文职和军职领导人员无疑将以身殉职。 很快,我办公室中的烟雾越来越重,于是与多位幕僚成员一起,来到了地下室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NMCC)。 指挥中心的房间配备有全套电视、计算机终端和屏幕,用于跟踪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整个中心简直就是一个配备精良的通信枢纽。虽然大火仍然在五角大楼内肆虐,洒水装置喷出的水浸着电线和电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时断时续,但是仍然能起作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休•谢尔顿将军在南美。副主席,也是总统最近提名作为谢尔顿接任者的迪克•迈尔斯正在国会山礼节性地拜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一听说发生袭击,他冲回五角大楼,在指挥中心与我会合。 迪克•迈尔斯有两面性,两方面我都很了解。他看上去像是诺曼•洛克威尔 给《星期六晚邮报》封面画的高中橄榄球英雄成人版,但是迪克•迈尔斯的另一面是公众没有看到的。他拥有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应该具备的自信、热情、独立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多次历经战斗考验。早年间他害怕飞机,因为他在孩提时代曾经目睹过坠机。然而他加入空军一路晋升到了美军的最高地位。我们举行非公开会议时,这个坚决的、固执的、保持着在越战中600小时战斗飞行记录的男人都会出现。 迈尔斯和我讨论过要把美国的威胁级别提高到三级戒备状态,这是提高美国军队的戒备状态,只比全面战争低了两级。 “这可是一个大动作,”迈尔斯说,“但应该这么做。” 迈尔斯将军报告说,在华盛顿特区上空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空中战斗巡逻,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出这一步。我们还派出了两架战斗机去保护空军一号,还有更多架在紧急起飞。 我得知副总统切尼正在白宫的地下通讯设施中。科林•鲍威尔在秘鲁旅行,将返回华盛顿。乔治•特内特在早餐会议后正赶回中央情报局总部。布什总统正在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的途中。特勤局在副总统切尼的支持下,建议布什在事态明朗之前不要返回华盛顿。我们在不断收到未经证实的报告,说有更多被劫持客机正飞向美国城市。白宫仍有可能是袭击的目标。 我盯着屏幕,上面显示着空中仍有数十架飞机,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NORAD)正在努力确定哪些是(如果有)被劫持的飞机,它们的目标是何处。在此期间,我们得到消息,确信有一架飞机遭劫持,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地。 国防部官员根据早已存在的程序执行着我们的延续政府计划,确保至少联邦政府所有部门中有一些领导人员能够躲过敌人的袭击。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应里根政府的要求参与了延续政府计划。在那段日子里,做出这些计划是假定会遭受前苏联的核袭击。如今,恐怖袭击令这些计划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启用。计划要求国防部长从五角大楼快速转移到华盛顿之外的一个安全地点。但是我并不愿意在向安全地点转移的那段时间里失去联系,于是我要求并不情愿的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我的特别助理拉里•迪利塔立即离开前往R地,那里是五角大楼的后备总部,专为此类紧急事件而备。 不久之后我就收到副总统找我的电话。和我们这些人一样,他收到的也是一团相互冲突的混乱信息。有报告说在国务院发生爆炸,也有报告说另一架飞机撞在戴维营的北侧,后经证实这两个报告都是错误的。一架韩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过美国时,它的雷达应答器发出了“劫持”的代码。有一个报告说,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正从马萨诸塞飞往华盛顿特区,这一点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已知的被劫持飞机中有两架就是从波士顿起飞的。 “我们这里至少有三份这样的报告了,全是报告飞机正在接近华盛顿,”切尼说,“有两架已确认遭劫持。依照总统的指令,我授权迫使其离开。”他补充说。 “是的,我理解,”我回答说,“你把指令下达给谁了?” “从这里通过白宫的(作战)中心传达。”切尼回答说。 “指令是否已传达到飞机?” “是的,已经传达到了。”切尼回答。 “那么就是说目前飞行中的飞机已经有一些接到了指令?”我问。 “正确,”切尼回答,然后他又补充说,“我的理解是他们已经迫使一些飞机离开。” “我们无法确认。”我告诉他。我们没有收到有美国空军飞行员关于试图与被劫持飞机交战或向其开火的报告。 “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一架飞机坠毁了,”我补充说,“但是我们没有收到飞行员的报告……” 结果是,恐怖分子的另一架飞机是坠毁而不是被击落的。它是美国航空公司93次航班,这架被劫持的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尚克斯维尔附近的郊外。飞机上的乘客通过私人电话在空中得知他们的飞机被劫持,而且是那天多起恐怖行动的一部分。机上英勇的男人和妇女与劫机者展开了无畏的搏斗,劫机者最终未能完成他们的使命,其目标很可能是白宫或国会山 。 我之前曾经做过海军飞行员,我对下达给军事飞行员的命令很担心。在教科书上可没有写出接战准则,没有写明我们的飞行员在民航飞机遭劫持、有可能被用作导弹去袭击美国目标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及采取措施的时机。迈尔斯也很烦恼。“我讨厌做上面那样的飞行员,飞在高空却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做。”我对他说。 迈尔斯说就算一架飞机之前并没有表现出敌意,只是表现出要到华盛顿市区的机场降落,它也可能突然转向去袭击特区的任何一幢联邦办公大楼。到那时,他说:“就太晚了。”据他推测,任何飞机在离白宫20英里时未按命令降落,就可能要被击落。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想法。一名空军飞行员飞行在美国首都的上空,本人可能也就20岁或30岁出头,就不得不做出极度痛苦的艰难呼叫。不过迈尔斯强调说,我们的飞行员都训练有素。我毫不怀疑他们在必要时会按命令行动,但是他们口中会祈祷。 我把早先总统的指令转告给了迈尔斯:飞行员可以“自由射击”,如果有飞机接近高价值目标,他们有权将其击落。 在纽约形势不断变化的时候,我了解到世界贸易中心的两个塔楼都已倒塌。数百人已葬身火海。在整个下曼哈顿区,卡车司机、邮政工人、股票经纪人、老人和学童争先恐后从浓烟和火焰中逃生。他们在塔楼倒塌升起的灰尘和碎屑中绝望地撤退。人们沉浸在悲痛和恐惧中,有些人抬头看着纽约港上空的天,想看一看是否还有更多飞机飞来。那天早晨到世界贸易中心上班的人员的家人都在望眼欲穿地等消息,然而亲人仍然音讯全无。 我们在五角大楼坚持工作,撞击现场的烟尘正在渗入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我们的眼睛变得血红,嗓子发痒。一位阿灵顿县消防队员报告说,多数建筑中二氧化碳浓度已达危险水平,应该停止使用空调设备,避免让有害烟雾流通,但是要关闭空调设备显然还需要花些时间。 迈尔斯建议我下令撤离指挥中心,他说幕僚们会觉得,只要我留在楼中,他们就有责任留下。我告诉他让所有不重要的人员离开,但是我打算只要情况允许,我就继续留下工作。搬迁到任何偏远之地都需要至少一个小时的行程及安顿时间,如果我们还能够在五角大楼继续工作,那我可不想浪费掉这段宝贵的时间。最终我们搬到了楼内一个更小的通讯中心,即电报室,这里烟比较少。随着这一天慢慢过去,随着消防队员的扑救,火势越来越小,楼内一些地方的烟逐渐散去,开始可以忍受了。 中午过后不久,我收到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的电话。从布什政府一开始,特内特就和我在讨论有必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战略向恐怖主义宣战。伊斯兰极端分子2000年在也门港口对美军科尔号军舰的轰炸,我们占尽先机,却没有对袭击做出任何反应。“乔治,有什么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消息?”我问道。 到了这个关头信息仍然不确定。但是特内特说国家安全局(NSA)已经破译了一个电话,是阿富汗一个基地组织的间谍打给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一个电话号码的。该间谍说他已经“听到了好消息”,并且表明另有一架飞机即将击中目标。 一个小时之后我再次与总统通话,那时他已经抵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我向他简要通报了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以及我们了解到的有关五角大楼遭袭的最新情况。美国航空公司77次航班,一架波音757飞机,早8点20分从华盛顿杜勒斯机场起飞前往洛杉矶。机上有5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一位名叫芭芭拉•奥尔森的乘客使用手机给她的丈夫—美国副司法部长特德•奥尔森打去电话,告诉他,她的飞机遭劫持了。机上有老师和学生,他们正在进行实地考察旅行。最年轻的乘客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名叫达纳•法尔肯贝里。 这架喷气客机以高于每小时500英里的时速从西飞来,非常危险地沿27号路低空飞过,沿途的司机惊得目瞪口呆。飞机呼啸着掠过五角大楼的停车场,撞上了大楼一层的西墙。在开足马力的引擎所产生的4.4万磅的推力作用下,飞机的机头撞得粉碎,飞机的其余部分继续以每秒700英尺的速度穿通大楼的墙体,E环、D环和C环被飞机撞穿。超过18.1万磅的铝和钢、喷气式发动机用燃料撞上了人与大楼。五角大楼仍然屹立,但是飞机和机上所有的人都在撞击中死亡。 布什因为被阻在了远离华盛顿的地方而气急败坏,他急切地想返回华盛顿,甚至脱口而出:“对那些应对这些懦夫行为负责的人,美国发誓一定会穷追到底并施以惩罚。”他的话和1983年黎巴嫩贝鲁特炸弹袭击发生后不久他父亲说过的话如出一辙。稍后我会就“懦夫”的用词给总统提个建议。这些劫持飞机、以时速500英里的速度撞向建筑的人,可以说邪恶、残忍、野蛮,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是懦夫,则可能是对敌人的低估和误解。他们是伊斯兰狂热分子,专门致力于通过对无辜者的杀戮推进他们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绝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将不会像懦夫一样轻易接受胁迫或被吓倒。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还建议总统说,我认为美国的反应不应该仅仅是惩罚、报复或反击。惩罚我们的敌人,并没有说明我们如果要成功地保护美国,需要采取哪些行动。这场斗争已经燃烧到了我们本土,已不再仅仅是执法和刑事审判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是震慑和劝诫其他的恐怖分子,不要认为向美国发起恐怖袭击就可以推进他们的事业。在我看来,我们的主要动机应该是正当防卫,而不是复仇、反击或者惩罚,当然最有效的防御就是凭借强有力的进攻去追击敢于冒犯的恐怖分子。 那一天在我们与总统进行的初步讨论中,迈尔斯和我建议由他下令征召部分空军预备役人员,以缓解飞行员的紧缺状态,因为现在需要在美国上空进行全天候的巡逻。布什同意了,并要我转达他对五角大楼仍在坚守岗位的员工的敬意与问候。他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展开行动,追击袭击的凶犯。我说我们会努力研究出最佳行动方案。“现在看你的了。”他补充说。 放下电话,我又想起了贝鲁特爆炸案。自那时起,一小群国家安全专家,包括乔治•舒尔茨在内,都担心穆斯林极端分子迟早会把魔爪伸到美国本土,这只是时间问题。“恐怖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战争,必须作为战争来对待,”1984年谈及美军撤军的后果时我就说过,“和其他形式的战争一样,你示弱就会激起别人对你的攻击。仅仅以防守态势承受打击是不够的。必须阻止恐怖主义。”我们不可能阻止全部恐怖主义行径或消除所有人员伤亡,但是我们可以向恐怖分子和资助并庇护恐怖分子的政权传递一种讯息,那就是如果他们胆敢继续肆意妄为,势必要为此付出代价。 那天下午我看到的一幕幕使我想到,美国之前对恐怖主义的回击向来不够有力。我认为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对敌人发起的挑衅和袭击的回应是犹豫不决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软弱无力的,包括:在泛美103航班爆炸案 中放过穆阿迈尔•卡扎菲;1993年对世界贸易中心的首次袭击;同年伊拉克特工对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阴谋暗杀;1993年美军在战火下撤离摩加迪沙;1996年沙特阿拉伯霍巴塔恐怖袭击案 ;1998年驻东非使馆爆炸案及2000年对科尔号军舰的攻击。之前几届政府的行动和不作为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在往后躲,而不是向前。 “我们不能光是咆哮,”我对幕僚们说,“如果你举起了拳头,最好就准备好击出去。” 时间也很重要。我记得恐怖分子在贝鲁特的大屠杀之后,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和对反恐行动的支持都快速变弱。 “如果再拖一周,”我对迈尔斯说,“采取行动的意愿将比现在减少一半。” 迈尔斯却不这么想。“我认为这一次全国的注意力将保持更长时间。”他说。如果我们不采取正确的措施引起美国人民的注意,使他们对于前途漫漫的战争路提前有个思想准备,我可不敢确定。 下午3点30分,布什总统召集了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通过加密视频电话会议(SVTC)从内布拉斯加奥法特空军基地加入我们,一开始是重复那一天早些时候在电话里对我讲过的一些话。“没有叛乱者能够击垮美国的精神,”他告诉我们,“懦夫无法使这个政府陷入困境,我们将查明是谁犯下了这些罪行,我们将摧毁他们和他们的资源。”总统谈到了恐怖袭击对美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他推测了人民的反应,尤其是遭受了恐怖袭击的城市:他们第二天会去上班吗?孩子们会去上学吗? 会议期间,又有新报告进来:有一架可疑飞机,从马德里起飞,计划在费城降落。通过加密视频,总统授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把飞机打下来。 总统坚持政府在袭击后应该快速振作起来。我报告说我会让五角大楼第二天开始工作。不仅仅是国防部有大量工作要做,我感觉让恐怖分子看到并没有成功地逼停美国国防部非常重要。 特内特报告说情报界现在确信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网络应对这些袭击负责。中央情报局发现其中两名劫机者疑似基地组织特工,其中一位与2000年美国科尔号军舰遭袭有关。在“9•11”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副手,与本•拉登联系密切的拉姆齐•本希布赫与负责领导劫机行动的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塔讨论了行动的细节。他们以暗语对话,假装自己是学生,谈论的是各种学术领域,但实际上谈论的是要撞击的目标:“建筑”代表世界贸易中心;“艺术”代表五角大楼;“法律”代表国会山建筑;“政治”代表白宫。特内特一边叙述着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一边还警告要提防出现其他模仿式的袭击。 国务院报告说已通知所有美国驻外使馆提高警惕。总统说他认为袭击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对所有自由国家的挑战,有必要在全球组织一场反恐行动,让尽可能多的国家成为这场反恐行动的联盟。他预计,不仅仅是传统的盟国,如英国、德国和法国会提供帮助,实际上他们已经第一时间提供了援助,新的伙伴也会加入进来。我们讨论到一个现实,即我们对袭击的回应需要分为很多部分,而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可能只希望参与其中的一些。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通了话。在我们谈到人员伤亡时他听上去很悲伤。他保证俄罗斯一定会合作。很巧,我已经准备好要提出一个请求。俄罗斯军队正在阿拉斯加附近进行飞机演习,而我们的部队现在对任何侵入美国领空的行为都很敏感,这也可以理解。我不希望两国间因疏忽而产生问题。于是我问伊万诺夫是否可以让他的军队暂时停止活动。他立即同意停止演习。 那天傍晚,美国的政治对手们也有机会走到了一起,至少一段时间内如此。在五角大楼,我会晤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卡尔•列文和资深的共和党人约翰•华纳。他们要到国防部表达他们的支持。 “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你。”华纳说。 “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列文附和说,表明他期待接受我的领导。 我正要去出席一场五角大楼的新闻简报会,两位参议员请求同去以示他们的支持。于是那天下午6点42分,我与列文、华纳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休•谢尔顿将军(他刚刚从南美赶回)一起出现在五角大楼记者团面前。五角大楼还在燃烧(它还将燃烧好几天),我告诉记者们,国防部一早就会上班,履行它的职责。“五角大楼还在运转,”我说,“明天它会履行它的职责。”在问到楼内有多少人丧生,我回答说:“不在少数。” 列文参议员发下誓愿,支持采取行动,“跟踪、追击、铲除并无情地追捕恐怖分子,(以及)支持和庇护他们的国家。”当列文被问及民主党人反对增加国防预算的问题时,他回答说他和军事委员会现在联手支持总统加强国防的做法。 在袭击发生的那个傍晚,世界各地的国家纷纷表态,支持采取强有力的回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称袭击是“向整个文明世界宣战”。法国《世界报》称:“我们都是美国人。” 在中东地区,友好的、不友好的国家政权都被袭击惊呆了,不知道他们应该说什么,更重要的是,不知道我们会做些什么。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领导人表达了哀悼之意。当然,我们还要证实的是,当我们针对恐怖分子展开行动时这些国家是否会与我们站在一起。 只有一个国家公开地对袭击表现得幸灾乐祸。“美国这是在自食恶果。”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说。伊拉克国家控制的报纸指控说:“(‘9•11’)真正的作恶者在倒塌的大楼内。”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随着数千美国人的遗体从废墟中找到,就连伊朗政府都认为,采用这样的方法去戳“大撒旦” 的眼睛不是很好的做法。 在袭击发生之后,我对外国领导人的言论十分敏感。例如,当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针对“9•11”发表了不当言论时,我就很不高兴。我要求幕僚在我会晤外国领导人的时候一定要让我知道该国政府对袭击说过什么。如果他们说过的话是对我们表示支持,我要感谢他们,但是,我还说:“如果他们的话有恶意,我也一样会记住。” 那天晚上8点30分,布什总统在袭击发生后第一次从总统办公室发表正式讲话。总统在华盛顿现身是一种安慰与鼓励。“对于犯下这些罪行的恐怖分子和包庇他们的人,我们将同等对待。”他宣布,阐述了新的声明政策。 这是我们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使我们可以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去阻止后续的袭击。尽管总统希望对组织袭击的恐怖组织予以直接的打击,可行的情报却不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协助支持国际恐怖网络的国家的位置,我们也有能力和手段可以让这些国家付出代价。阿富汗的塔利班、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朗的神职领袖现在都收到了提醒:布什已经宣布,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势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讲话后,布什总统在白宫下面的掩体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一再重申他的决心,即把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同样视为恐怖组织。各个国家需要做出选择,他说,不能又想发动恐怖战争,又想做受到尊敬的主权国家。鲍威尔刚刚从秘鲁回来,他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应该停止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 作为国防部长,为总统提建议是我的职责,同时,诠释他的指令并确保指令得以执行也是我的职责。我告诉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至少目前为止,美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对抗恐怖分子。我说,一项重大军事行动,集结就可以花费数月时间。布什总统说他渴望做出回应,但是他要确保我们的回应一旦开始,就是适当的、有效的。 我也在思索总统的讲话,尤其是其中关于打击恐怖分子,以及打击他们筹划、发动袭击的大本营的那部分内容。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恐怖分子位于那些与我们关系友好的国家内,我们也要计划予以打击?我建议我们应该思路更开阔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其他国家,包括苏丹、利比亚、伊拉克和伊朗,这些国家多年来一直是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如果我们打击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中心,他们会向这些国家寻求避难。 我指出,我们缺乏具体的情报,不足以精确瞄准那些隐藏很深的恐怖分子,所以我们应该针对恐怖组织网络中有能力探明的部分,如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和支持他们的国家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向这些国家充分施压,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压力,他们也许会觉得有必要约束一下他们所支持的恐怖组织。这可能使我们有可能抑制情报界无法探明的那些组织。 “9•11”之后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关注引起了很多诟病。评论家们认为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怀疑萨达姆•侯赛因是袭击的幕后主使,很奇怪或者说是过于急切了。我一直不明白有什么可争论的。我并不清楚伊拉克究竟参与了没有,但是如果哪个政府对这个问题提都不提那就太不负责任了。 我在任里根总统中东问题特使时希望伊拉克与美国之间能够建立更为积极的关系的愿望显然是落空了。与萨达姆•侯赛因会晤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知道他并没有因为上了年纪而变得柔和。美国1990年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时就曾为了解放科威特而与伊拉克开战。伊拉克部队几乎每天都会对在北部和南部联合国设定的禁飞区巡逻的美国和英国飞行员开火。从1990年开始,在国务院开出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伊拉克就一直在列。1998年我曾与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工作过,他对伊拉克问题知识渊博。我知道他担心的是恐怖分子和敌视美国的政权的关系。他敦促情报官员去查明1993年的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和各个恐怖活动赞助国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其中便包括伊拉克政府。尽管美国情报分析家在20世纪90年代一般认为,制造了第一次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背后可能没有国家的参与,可沃尔福威茨并不相信。 我对一份委员会简报尤其记忆深刻,简报上出现的一个姓名在“9•11”之后将会为所有美国人所熟悉:奥萨马•本•拉登,一位沙特的百万富翁。本•拉登宣布对美国发动圣战,列举了他认为美国政府对穆斯林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现在做出的消灭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文职还是军人的裁决,”这位穆斯林宗教领袖裁决道,“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人责任,可以在任何国家,只要可能,就可以执行。”他已经列明了基地组织的目的,那就是要破坏美国的金融与军事实力,胁迫我们的朋友和盟国。这些不是虚张声势,也不是一个疯子无伤大雅的咆哮。基地组织已经宣战。美国已经提前至少三年得知了这一威胁。 20世纪90年末我们在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工作期间,沃尔福威茨和前克林顿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吉姆•伍尔西就曾询问过中央情报局分析家们《美国针对基地组织在采取哪些行动》。他们询问本•拉登的银行账户,他的资金在东非使馆爆炸案后是否已被没收。官员们给出的回答就是标准的废话:他们会调查此事。 这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好像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现在要结束了,我从白宫回到五角大楼。天黑下来了,但是强光灯把撞机地点照得通亮,好让救援人员继续救火,并在废墟下寻找其余的遇难者。我把班子的一些人叫到我的办公室,清查整个事件。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五角大楼女发言人特里•克拉克是个直言不讳的性格,我很欣赏。“你给拉氏夫人打过电话吗?”她问我。那时已经将近晚上11点,距离早晨袭击发生已经过去了12个多小时。“不,我没有。”我回答说。 克拉克急了:“你是说你没和乔伊斯通过话?” 五角大楼被击中时,乔伊斯正在柏林空军基地的国防部情报局,参加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防武官及其配偶组成的简报会。我那天太忙了,根本没有想到应该给她打个电话。结婚近47年,一个人把一些事情看得理所当然,也许太理所当然了一些。我得知乔伊斯已经被从会议上叫了出来,已经知道五角大楼被击中了。 克拉克看着我,她也是一位妻子,就那样瞪着我。“你这个王八蛋。”她脱口骂道。 她骂得有道理。

>已知与未知

已知与未知
作者: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副标题: 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
原作名: Known and Unknown:A Memoir
isbn: 7507539571
书名: 已知与未知
页数: 536
译者: 魏骍
定价: 68.00元
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3-5-5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