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与未知》试读:第五十章惊涛骇浪之后

“永远、永远、永远不要认为战争可以顺利和轻而易举地拿下,也不要认为开始陌生航行的人能够测得即将遇到的潮汐或飓风。” ——温斯顿•丘吉尔《我的早年生活》 2006年12月30日,我离开国防部15天后,伊拉克政府处死了萨达姆•侯赛因。在走向绞架的过程中,这位前政权的铁腕人物与卫兵扭打了一会儿才重新恢复了平静。他还留着被捕时的花白胡子,他喜欢,但他的头发再次被喷黑了,就像1983年我与他会面时一样。他曾经统治过的这个国家曾经是中东阿拉伯世界最先进、最有希望的一个国家,甚至曾经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同盟国。现如今萨达姆因为犯下了反人类罪而被他的人民所审判,我忍不住去反思,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给他的国家造成的可悲的浪费。在粗粗的绳索套到他的脖子上之后,这位已被击溃的独裁者只说了几个字。脚下的小门啪的一声打开了。 处决之后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的街头巷尾挤满了欢歌庆祝的人群,还有人向天开枪。除了兴奋和庆祝,还有解脱。萨达姆被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已经太久,超出了很多伊拉克人的容忍限度。一些人害怕美国部队会让萨达姆活着,作为与逊尼派叛乱者讨价还价的筹码,担心如果大部分逊尼人同意放下武器,他或许会被开释。老布什政府1991年鼓励伊拉克人起来反对复兴社会党政权之后却袖手旁观,而萨达姆重新掌权后对起义者进行疯狂屠杀的那一幕幕,至今还深深印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抹也抹不掉。现在这个掌权数十年,令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的男人,这个肖像遍布伊拉克的学校、餐馆、电视屏幕和各大建筑的男人终于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尽管伊拉克的恶魔还没有除尽,但萨达姆的死带给受压迫已久的人们心理上的释放,外人是无法完全体会的。 美国军事干预伊拉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争夺走了数千美国军人的生命,还有很多人受伤。美国财政支出达上千亿美元。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样毒害了我们国内的政治。政治运动者利用战争抨击布什总统、他的政府和他的政党。 自从2003年3月萨达姆•侯赛因在天堂广场的雕像被拉倒之后,美国的目标,已经从原先的用一个不会袭击邻国、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尊重国家民族多样性和宗教少数派的政府替换萨达姆政府,转移到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布什政府官员越来越频繁地谈及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必要性,尤其是经查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像我们情报界认为的那样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重点的转移说明伊拉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意图和能力出于某种原因还达不到威胁程度。很多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因此开始认为战争是不必要的。 布什政府应该指出,虽然萨达姆•侯赛因并未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确实保有民用和军事两用的设施可以生产化学和生物武器。想一想萨达姆曾经有对自己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经历,这些设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危险。战后负责检查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伊拉克调查小组给出的“迪尔费尔报告”仔细记载了他的狼子野心,萨达姆“保持其能力,以便在制裁解除后重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他仍然打算重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保证其中很多是“暂缓实行”,使他可以在数周时间内即开始生产生物和化学武器。白宫没有指出这些事实,而是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争论,避免“重提”过去,并将话题引到促进民主上。一些人假定战争和拉萨达姆下台的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布什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后来承认,“布什当政这些年所犯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没有与批评政府的人“交战”,使“更多的公众开始相信关于战争的危险谎言:布什在撒谎,萨达姆•侯赛因根本从来就没有像我们在‘9•11’后宣称的那样在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判断错误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批评家可以借此粉饰萨达姆的过往,政治对手可拿开战根据说事,发表欺骗性叙述。 在2006年12月处死萨达姆的前几个星期,控制了国会的民主党眼见着最终要成功地削减战争拨款,美国在伊拉克的干预将被迫结束。布什总统知道如果让他们占了上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将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圣战好战分子、叛乱者以及和平、负责任的伊拉克会面对的其他敌人将最终获得胜利。他认为这种结果不仅仅是军事灾难,美国要忍受仓促而且危险的撤军的羞辱,同时伊拉克也将陷入更深的人道主义灾难。 布什意识到,现在针对新国会,政治策略与军事策略齐头并举非常重要。进展太慢令总统沮丧,但他认为再给些时间和耐心,形势会有改观的。他的问题就是要说服以即将到任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为首的反对党,使其相信政府一直在制定一个有希望的新方法,应该多给些时间。总统无疑是希望正在进行的全面人事变动(中央司令部的新指挥官和新国防部长)能够具体地体现出最高统帅正在寻求不同的路线。相应的,布什总统采取了美国近代史上最大胆的政治和战略手段:2007年增兵计划。 执行大幅增兵计划的讨论在2006年11月就开始了,首先是在克劳奇和比尔•卢蒂(二人已从国防部转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白宫审核了伊拉克战略。同时,五角大楼的官员也在进行我们自己的审核。助理部长彼得•罗德曼和我希望能够站在国防部的角度拣出改变在过去一年里运转“不够好或不够快”的方法。尽管宣布辞职后我已不大涉及决策,但我还是继续监管此类审核,期望政府的新路线能够得到全国高级军官的支持。 我们在12月初起草了一份工作文件,总结了五角大楼文职和军职领导人正在考虑的选择。“在伊拉克失败将把美国人民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我的封页备忘录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建议,鉴于眼下安巴尔省的觉醒运动初见成效,我们应该进一步促进伊拉克安全部队的组建并且继续与逊尼人交朋友的工作。我们还建议,要采取行动,阻止伊朗充满敌视地参与其中,尤其是训练什叶派民兵和对美国士兵的秘密袭击。 国防部的摘要文件是以我前一个月写给布什的备忘录为基础编制而成的。我在备忘录中提到了一些“说明性的新行动过程”,一个建议的过程是“大幅增加在伊拉克的旅级作战队和美国部队”。由于增加军事部队在军事领导人中还缺乏支持,因此我的备忘录中把这条列在了最后,也就是最不倾向的选择。 部署更多部队而没有明确的、一致的军事任务可执行,阿比扎伊德和凯西两位将军对于这种想法还是感到不安。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在国务院和其他文职机构没有相应动作的情况下向伊拉克增兵一事表示担忧。陆军参谋长皮特•斯库梅克和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迈克尔•哈吉担心更长的驻扎期会给地面部队带来更大伤亡。增加更多部队士兵意味着一些部队单位的驻扎期将需要延长到15个月,这一步不可轻易采用。高级军事领导层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单凭军事力量无法解决伊拉克的问题。我赞同他们,任何规模的增兵都需要其他部门和机构在外交和经济上更为有效地增加投入,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伊拉克当选领导人还需要在政治上取得更大进步。 总统当然明白他的增兵建议已经遇到他的外交政策机构,包括国务院、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及部分共和党人的反对。没有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支持,建议在提出前就可能夭折。 五角大楼的观点渐渐开始改变。佩斯组成了一个上校委员会,专门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执行军事审核。这些上校中很多都曾部署到伊拉克,只要任务明确,对派遣更多旅的想法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佩斯和我努力减轻凯西、阿比扎伊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会有的担心。例如,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担心,继续部署可能给他们部队带来压力,为此,总统支持这两个军种扩军。 与国务院比起来,高级军事领导人的质疑声已经温和多了。赖斯称增兵将进一步形成与美国盟友的对抗,侵害国内政治支持。国务院官员建议削减美国驻军人数,将剩余的地面部队重新部署到大型基地,远离战场。 2006年12月13日,布什总统来到五角大楼出席伊拉克问题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即将到任的国防部长鲍勃•盖茨和国防部高级武职和文职领导人员。总统催促与会人员,有任何可以“给巴格达局势带来明显改变”的建议尽管提出来。 “我想从你们这里听到的,”布什坚定地说,“是我们如何能赢,而不是我们如何准备离开。” 总统知道如果他要避免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国会授权失败,就需要改变政治和军事的游戏规则,使当前的进展有机会全面展开。虽然我比较晚才开始支持增兵,但在离开五角大楼的时候,我感到增兵的两大主要军事特征都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一个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美国的影响;另一个是全新的行动方法,主要关注的是保卫人民。 新任驻伊拉克指挥官戴维•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第二任期后被分派到莱文沃思堡,在那里他经过一年的研究总结了平叛战争的经验与教训。他认为,现在逊尼派部族领袖已经决定与基地组织决裂,又需要美国军队帮助他们抵挡圣战好战分子的报复,因此现在是时候以保护人民为重点了。在2005年和2006年,地方指挥官尝试了一些经典的平叛技巧,如住进小型哨所里,使用水泥护栏封锁邻近地区保护其内的人民,但巴格达不行,那里暴力事件正在升级。彼得雷乌斯建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保卫当地人,从基地组织、激进的什叶派民兵和敢死队手中夺回首都。 要想保护胜利果实,彼得雷乌斯请求增兵2万,并于2007年1月开始部署。但要想取得增兵计划的成功光靠人数上的增加是不够的。2005年,我们就曾两次增兵2万。但是,2005年的增兵计划并未像2007年的增兵计划那样取得显著进展。2007年的增兵计划恰逢伊拉克政治版图的巨大改变。2006年夏末在安巴尔省开始的逊尼觉醒运动到2007年已经羽翼丰满。 逊尼派伊拉克人从基地组织手中夺回一座又一座城市。安巴尔省的逊尼派领袖们,如谢赫•阿卜杜勒•萨塔尔•里沙维冒死(基地组织2007年谋杀了里沙维)拒绝让极端分子在他们的城市和村落避难。穆克塔达•萨德尔下达停火命令,不再对联军和政府开火,有效地结束了最新一起什叶派叛乱。2006年中就确定下来的民选政府终于形成,其领导人在同极端分子的较量中越来越自信,甚至在他们自己宗教教派中也展开了较量。什叶派领导人,如努里•马利基已经准备打击伊朗资助的什叶派民兵夺回巴士拉。也许最重要的是,增兵计划正好还遇到伊拉克安全部队终于在人数上和能力上都达到了临界规模。到2006年12月,约有32万伊拉克人接受了训练、得到了装备并部署到位,由这些人组成的部队足以帮助坚守处于困境的临近地区;他们与增派的兵力一起巡逻,在新战略中有了伊拉克的面孔。 增兵计划注意到了这些环境中的重大政治和军事变化,采取了新措施利用这些变化。但是增兵计划真正的作用是在美国产生的政治效应,冲突的真正重心偏移了。首先,在国内伴随增兵计划而来的是政府政治战略的重大转移,缓和了国会中失败主义情绪 。彼得雷乌斯在暴力频发的居住区让美国部队加入到伊拉克部队中,使伊拉克人看到美国人与他们站在一起,因而重拾信心。计划改善了情报收集工作,得到伊拉克人更多的提示与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居住区渐趋平静,居民们开始搬回来,生意重张开业,并且又可以带孩子们到居住区的公园里玩耍了。资助叛乱的恐怖势力开始沉寂下去。 虽然彼得雷乌斯将新的作战方法带到了伊拉克,他也还是沿用了现有的战略:组建伊拉克自己的力量,抑制对新政治秩序的暴力威胁,这样伊拉克很快就能够应付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战前已经设定的合理、温和的战略。虽然随着长期的联军驻伊拉克临时权力机构的建立有所变化,但这就是我们在2003年10月的战略审核中重申的战略,当时我介入是要尽早结束联军驻伊拉克临时权力机构。这也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他总统任期最初几年坚持追寻的战略。 就像我在国防部和跨部门会议上一再强调的,不是我们解决了所有伊拉克问题才叫成功。我们的战略不是去建立一个(其历史上第一个)无腐败、繁荣、有法定诉讼程序提供全面保护的民主国家。这样的目标是人人向往的,却不是美国的能力或耐心所能及的。由于伊拉克在若干年内还要忍受一定程度的暴力冲突、种族关系紧张和落后的经济基础建设,我认为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尝试控制问题,培植他们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样他们就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务,不会成为这一地区、美国盟国的安全隐患。 有时会有人问我,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尤其是并未发现藏匿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得好。要想权衡伊拉克战争的得与失,都必须考虑一下,如果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们仍然掌权,伊拉克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虽然没有踩过的路似乎看上去更平坦,但冷酷的现实是,如果巴格达的侯赛因政权继续存在,就意味着中东地区所面临的危险远远超过今天:伊朗和伊拉克深陷研制核武器之争,可能引起同处这一地区的埃及、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之间展开地区性军备竞赛;随着油价的上涨会促使伊拉克政权继续支持恐怖分子;针对海湾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会有数千伊拉克人因反政府嫌疑遭受酷刑折磨或被杀;联合国的制裁不再有效,因此比今天更加名誉扫地。如果我们在伊拉克失败,就会向其他国家传递一个讯息,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愿意站出来阻碍他们支持恐怖主义、追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总统下定决心进攻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知道会产生一些他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到的后果。我们讨论过很多可能出现的危险,但在涉及治国难题的时候没有方法或公式能够取代判断力和直觉。总是会有一些因素最终证明是重要的,却是意料之外的。考虑到2003年摆在布什总统面前的一切可能的因素,换成我,无疑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而且,有些事我们后来才了解,也知道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萨达姆继续掌权,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更有利,或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情况会更好。简而言之,摆脱了萨达姆野蛮政权统治的这个地区已经走向更加稳定、更加安全的未来。 2010年,伊拉克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已位列世界第12位。尽管基地组织仍然有能力发起惊人的袭击,但在全国却再也找不到可以避难的哪怕小小的角落。在未来的岁月里,在温和的、有代表性的政府领导下,伊拉克有潜力在中东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个地区太需要好的影响了。伊拉克可以成为美国重要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对抗伊朗的一个重要保障,如果德黑兰继续奉行好战政策,继续追寻核武库,那么伊拉克所扮演的保障角色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关于伊拉克任何乐观的预测都与2006年看到的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制定政策和构思战略可不是精确科学,结果不会那么确定和可测。虽然使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官员都很难受,但考虑战略就要认识到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是难以避免的。 假定萨达姆•侯赛因依然掌权,当然是一种理论,其中涉及很多已知的未知,当然也有一些未知的未知。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一些人在认知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评判就留待事后,由那些有更多情报可以支配和更多时间可以深思的人去做吧。事实上,我在这本书中自己的分析(和批评)就从这两方面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在鲍勃•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的确认听证会上,没有一位美国参议员向他提出关于越南的问题。1989年在迪克•切尼的确认听证会上,没有一位美国参议员向他提出关于伊拉克的问题。在2001年我的确认听证会上,没有一位美国参议员向我提出关于阿富汗的问题。在每一例中,恰恰是这些没有被问到的问题主宰着我们的任期。这里的经验是我们应该学习着做好吃惊的准备。情报的限制(人类的智慧和政府情报机构的产出等)是现实,我们不得不低头。我们需要有信心,但在理智上要能够根据需要灵活应变。准备好接受未知,灵活应对无法预料之事是战略的精髓所在。 凭借我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多年经验,战略和决策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四步走过程,需要定期重新校准和调整。最基础的一步,宏伟战略制定的是宏大的、长期的目标,目标要切实可行,利用达成目标可用的手段可以对其进行权衡。宏伟的战略需要根据手段和随时出现的新情况坚持对目标进行审视。 战略的第一步精确地界定了一个人的目标。“如果目标设定正确,”据称乔治•马歇尔曾经说过,“一名中尉就可以制定战略。”制定的目标要明确,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或其他组织)在这方面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在开始决策时,就去花时间和精力精确地制定战略目标,而且还要是书面的。做不到这一点很可能会将一个目标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应对困难局势时有一种趋势,那就是要对选择或行动步骤进行无休止的讨论。这种方法自以为是地认为目标是不证自明的,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人都有同感,而且要考虑的选择都是适合目标的。当官员未能仔细界定他们的目标,整个政府制定和执行的决定就很难对他们有利。没有充分地去理解战略,决定可能过于随机,甚至适得其反。设定优先顺序并定义限制,可以帮助避免出现军界所称的“任务蠕变”(指的是任务范围逐渐扩大,却没有完全理解这样做的后果和代价)。 目标的数量必须有限度。列出的目标如果超出4个或5个就表明它们很可能不是战略层面的目标。例如,在2005年初,针对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斗争,我向布什总统建议了三大主要目标:保卫祖国,阻断国外恐怖分子的网络,以及抗击对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持。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取舍选择,有些事情很想做,但最终认为不是本质性的,可能会带来困扰,如铲除毒品交易、切断恐怖分子筹集资金的途径或推行民主。不去判断哪些目标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只能止步于希望,无法提供关键的战略方向。战略的起步点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其他人才能够向着战略目标迈进。 战略的第二步是要判断哪些重要的假设与眼下遇到的挑战相关,始终要谨记这些假设都是以不完善的情报为基础,可能有变化,甚至可能最终证明是不正确的。对于企业家而言,一个重要假设可能是公司新近开发的产品在一段时间内会得到专利保护不受竞争影响。在计划军事行动时的一个重要假设可能是另一个国家会合作,会为空军提供基地或飞越领空权。这些假设最终可能是错误的。例如,在战争中,一个常犯的错误是认为敌人是静止不动的,并据此去设想战场上的情景,没有意识到的是,敌人是有大脑的,会做出反应并改变他们的战略,因而反过来我们就需要改变自己的假设和计划。 第三步是根据假设去评估可能采取的行动。在较高的决策层,几乎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都会带来负面后果,需要进行权衡。需要由总统做决定时尤其如此。当问题呈递到他手中,需要他来处理时,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好的选择往往已经由较低级别的人尝试过了。例如,2001年7月,当时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成员写去了备忘录,就伊拉克问题我们应该考虑采取的行动提出了建议,没有一条是理想的。结束联合国实施的禁飞区会给萨达姆壮胆,终止联合国的制裁会给他重新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空间,与他交战可以使其合法化并延长他的统治,推动政权更迭会使一些传统盟友与我们疏远。 制定战略第四步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执行选定的行动。这一过程根据环境的变化也会改变。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我们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构成、发展、关注和部署的假设也必须多次做出调整,但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重点,那就是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能力。无论准备有多么充分,所有计划中都有运气成分,需要对重要的假设进行重新校准或干脆放弃,计划也因此会有重大改变。要监督这些调整,需要仔细权衡,避免走极端—要么大撒把,要么管得过细。基辛格曾经形容安瓦尔•萨达特是“绝不纠缠于细枝末节,只有平庸的领导人才会认为他们要掌控一切,最终只能被事务淹没”。萨达特也是我遇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人。 战略不是直线的。只有手头的挑战解决了,战略才算完成。这意味着必须坚持审核,了解措施是否仍然适合于目标,根据一个人可采取的手段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考虑目标是否合理而且现实可靠。有一种危险是,政策和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有自己的势头。不加调整或不经重新考虑就继续下去往往比制定新的容易。惰性是制定和维护良策的障碍。 在战时,战略和治国之术要求国家领导人头脑清晰,对敌人及其意识形态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能够明确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然而“9•11”之后,政府从未有过这样的理解。有着近十年事后认识的时间,我们本应更精准地把我们的敌人定位于暴力的伊斯兰分子。布什总统和其他人恰当而且谨慎地避免鼓励,或被认为是在鼓励将伊斯兰(全世界有十亿多人奉行的一种信仰)视为敌人的想法。要成功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数百万穆斯林的帮助,只有他们能够有力地拒绝、排斥并最终击败他们信仰内的同时也是我们敌人的极端分子。我们不希望在不经意间与绝大多数和我们意见相投的人形成对抗,但是我们没有通过有力的沟通表明,我们是在与植根于伊斯兰内部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做斗争,这一点我们完全做错了。 那些鼓吹圣战暴力并为其奠定基础的伊斯兰分子给自由民主国家带去了严重的挑战。很矛盾,美国最好的特质本来是尊重宗教和个人自由,却使我们的国家尤其容易受到有宗教信仰的敌人的攻击。但是美国不愿意大胆地面对伊斯兰,不愿意正视并积极与之对抗,自“9•11”起美国就一直在犹豫不决,这是危险的而且代价高昂,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此事仍然在纠结着。 根据伊斯兰分子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东西和做过的宣传可以看出,他们一直在寻求重建哈里发帝国(10世纪,这个帝国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印度),之后还要在全球扩张。恐怖主义敌人的网络由多元化的群体组成,但将其联系在一起的是极权主义、扩张主义和扭曲的伊斯兰革命。一些伊斯兰理想以伊朗什叶派阿亚图拉为代表;另一些由本•拉登和巴基斯坦逊尼派基地恐怖分子为代表。但是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在宣传用一个单一的政教合一的帝国替代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规定并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教法(穆斯林的神圣法律)。伊斯兰意识形态拒绝民主、民权和人制定的法律。我们这些信奉基督的人被鄙视和憎恶,被认为是对安拉的侮辱。虽然布什总统的话被一些人嘲笑和讥讽,但他是正确的(很深刻),当时他说,发动“9•11”袭击的恐怖分子“憎恨我们的自由,恨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和集会自由,以及与别人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然而,我们从来没能成功地将这一基本理念转化为相应的讯息,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解释我们在与谁战斗,以及为什么他们要袭击我们。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似乎常常是相反的,总是担心被打上反穆斯林的烙印,奥巴马政府就曾采取这种形式,而且达到了危险的极致,从一开始就否认发生在时代广场、胡德堡和底特律的恐怖袭击阴谋在意识形态上存在联系。 虽然我们这些布什政府的人没有为认清敌人的意识形态进行过辩论,但我们至少意识到所面临的挑战从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上的。“重点是我们面对的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挑战,”2004年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双线作战时我曾经这样写道,“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可能会集中在中东地区,但他们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他们的目标是全球性的。”我的备忘录继续写道: 如果是意识形态的挑战,我们的任务就不仅仅是防御,而是先发制人、展开攻击,然后打激进分子一个措手不及。我们在与前苏联的冷战中学到了这一课。首先,我们需要给宗教中的温和派展示他们所支持的……他们必须开始战斗,保卫他们的宗教不被劫持……意识形态是可以被击败的。前苏联的解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伊斯兰的目标是幻想着建立新的“哈里发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让他们的幻想破灭,证明他们的挣扎是徒劳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对恐怖分子的讹诈让步,不被赶出中东地区,假以时日,我们就能证明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是行不通的。 我们在“9•11”后的岁月里制定出来的策略,其中的三大要素之一就解决了如何对抗敌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知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不会终结伊斯兰恐怖主义,事实上,在短期内还会让敌人有机会吸引更多新兵,并借用难以避免的伤亡证明美国在与伊斯兰国家作战。只要宗教学校和清真寺从雅加达到汉堡一路鼓吹伊斯兰并为恐怖主义辩护,军事行动可以取得的进展就会极为有限。在2005年国防战略发布之后,国务院反对将“打击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作为目标。虽然政府中有一些人意识到了问题,却从来没有解决过,结果是我们无法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应对计划。 我主张努力赢得那些保持中立的穆斯林的支持。这些人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但也没有积极反对极端主义。我们的极端主义敌人并非只用恐怖威胁西方人,也会威胁穆斯林伙伴。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在穆斯林世界争取朋友和同盟,就像我在2005年7月主张的,“将温和的穆斯林调动起来”。我们需要讲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真相,讲出他们的残忍、无道义和极权主义的政治野心。传播这样讯息最好的方法不是由美国政治领导人去做,而是要找到办法让世界更多的穆斯林站出来大声反对他们。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显然一直没有能够成功地鼓励穆斯林政治、宗教和教育领袖表明态度,反对伊斯兰和暴力及恐怖宣教。 这一失败是西方国家与极端主义斗争中的一大缺憾。我们无力在思想上与之匹敌,也无法反击敌人的意识形态,使他们非常注重通过媒体的传播,而且取得了一致的、持续的成功。这是非对称战争的精髓。他们没有与我们的部队交战,而是击中了我们及所有民主国家的软肋:我们公众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他们力求使自由的人民丧失意志,使他们的国家与世隔绝陷入孤立。 我们的敌人知道一次袭击无法击垮我们的意志。他们也知道一次袭击,经过巧妙处理,配上恐怖的图片和视频,可以大幅度快速地影响公众舆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敌人的目标就是让美国在战争问题上的公众舆论变味,让国会议员去完成敌人做不到的事情:迫使美国部队停止战斗。他们开始每天给我们造成一点点伤亡,为下一次新闻周期准备更多的负面图像和大标题。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也是自从在阿富汗成功击败前苏联之后一直在追求的:羞辱另一个超级大国。2007年他们几乎得逞,当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多数党领袖里德催逼着要削减伊拉克战争的拨款。他们的行为如果成功,就会导致敌人希望的那类大溃败,也是我记忆深刻的溃败,1975年春天越南战争结束时那艰难的一幕幕是我想忘也忘不掉的。 虽然我不赞同那些主张唐突地结束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的人,我还是认为美国采取的军事任务必须切实可行,范围也应有限度。战略和治国之术需要认识到并理解美国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美国的民众不会容忍美国部队长期介入战争。战争威胁可以改变自由社会,这也是民主国家很难发动持久的血腥战争的原因。这种值得称赞的对战争的厌恶在需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而且是持久行动时,让一切都更难了。 有一段时间,关于伊拉克一个流行的格言是“如果你打破它,就是你的责任”。但需要明确的是,美国并没有“打破”伊拉克。打破它的是一个独裁者,在他超过25年的统治中把他的国家耗干。美国也没有打破阿富汗,这片土地本已四分五裂了数百年,至少按西方的标准是这样。我们可以鼓励、援助和提出建议,但我们不应承担主要行动者的职责。当地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比我们更好地了解如何构建他们的社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最适合他们的社会。在阿富汗解决腐败现象或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不朽的民主国家不是美国要应对的问题。他们不是我们的社会,破碎了要修复。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未来尚待决定,环境仍有可能恶化。阿富汗人、伊拉克人,以及他们当选的领导人,在今后的岁月里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损失一些美国部队艰苦赢下来的果实。无论如何,必须说的是,美国给了他们成功的机会。得益于美国做出的牺牲,他们有机会建设一个更好、更安全、更繁荣也更自由的社会,这是他们在塔利班或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想都不敢想的。他们现在要担起责任,捍卫他们自由的社会,就像美国人有责任捍卫我们的自由社会一样。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政府任职20年后,我开始从商,乔伊斯和我存够了钱,在新墨西哥陶斯以北的埃尔普拉多买了一小块地方。那时,陶斯还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寂静小镇,是艺术家、滑雪者、自称无拘无束的人和头发已然花白的嬉皮士的天堂。几十年来,这里已经成为西班牙、印度、和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同时保留了原来的大陆居民已延续千年的传统和率先进入西部的定居者的开拓精神。 我们农场隔壁就是陶斯普韦布洛村落,这里被认为是北美一直延续至今的最古老村落。建造这个村落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以此为家已有千年以上,比第一批欧洲人启航寻找新世界早了数百年,《独立宣言》发表,北美13个殖民地起来反抗一个帝国,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美国很少有这样的地方能够如此生动地提醒人们,我们的国家还这么年轻,在不长的历史里能有如此成就,在我看来更是奇迹。在新墨西哥,看到壮丽的景色和无边的蓝天,我感到美国这片伟大的土地代表着希望、可能和复兴。 在新墨西哥成为美国领土几年后,美国内战爆发。在那场战争期间,忠诚于北方和南方的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最终导致这一地区小冲突不断,一些同情南部邦联的人试图摘下飘扬在陶斯广场上的美国国旗。最终,一群人,包括具有传奇色彩的拓荒者基特•卡森下决心把旗帜钉在一个高高的木杆上,并派人24小时监护。尽管联邦法律禁止城市在太阳落山后继续悬挂星条旗,但国会通过了特别法律,准许陶斯成为国内第一个可以昼夜悬挂国旗的城市。自此,旗帜就高高地飘扬着,经历了战争、经济大萧条、疾病和灾难,经历了最残酷的时光,也经历了好时光。 我们依然年轻的国家已经承受住了大到无法想象的灾难和创伤,继续繁荣昌盛,这一切要感谢有骨气、有韧劲的美国人民,以及两个政党的领导人,他们尽了最大努力领导他们的国家。“如果那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有远见、善于自律的美国人都不去完全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说,“美国就会停滞不前。一旦美国停滞不前,世界就会崩溃。”他警告说:“美国这个政治组织的力量,无论好歹,实际上都是无法估量的。它做出的决定、对贡献出的无限资源的使用、在道德及实质性问题上提供的领导能力,看来都能决定现代化世界的命运。”这些话如今听上去仍然和1954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高年级宴会上第一次听到时一样真实而且深刻。 那些有幸为美国服役的人一直是人类最伟大成就的守卫者。美国,不完美,但非凡,为国内,也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改善了更多人的生活,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么好。写这本书时,我一直在回顾这些机会带来的无法估量的丰富生活。我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后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念:为美国服务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誉。

>已知与未知

已知与未知
作者: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副标题: 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
原作名: Known and Unknown:A Memoir
isbn: 7507539571
书名: 已知与未知
页数: 536
译者: 魏骍
定价: 68.00元
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3-5-5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