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试读：前言 未来会带来什么

在一次为避免前南斯拉夫陷入战争而举行的重要会议之前，主持会议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对记者席问道：“诸位，你们是乐观主义者吗？” 长时间的停顿。 “不，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此，我并不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但我同样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意味着，我并不会相信一切都会出问题。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这是因为，没有希望，就绝不会有进步。希望，像生命本身一样重要。” 四十年前，我和我的同事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在我们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繁忙地工作着。在丹尼斯·L.梅多斯的领导下，在德内拉·H.梅多斯的监督下，我们对未来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思考—其产品就是那本名为《增长的极限》的“臭名昭著”的小书。2这本书的内容是一个情景分析，在其中，我们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未来的一百三十年里，如果人类决定要遵循某些政策，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举个例子，如果全球社会继续追求经济增长，而并不特别强调控制人口的增长，那么，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或者，如果人类决定将其巨大的技术技能（和一定量的资金）集中起来，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对环境无害的农业，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为未来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图景。有些图景中所描述的未来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另外的图景中所形容的未来则对人类更为有益。 但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预测。我们并没有试图去告诉大家，在今后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真正能够发生些什么事情。究其原因，我们并不相信以科学之严谨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见，从公元1970 年至2100 年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许多事情都会发生，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可能去“选择”一个可能的未来，而阻止其他未来的可能性发生。 　　相反，我们做了一次情景分析。我们试图对那些不同的政策组合所带来的可能结果“说点什么”。我们试图描述利用社会资源，加快从技术上解决眼下这些明显的问题—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稀缺以及新出现的环境损害—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一个计算机模型来帮助我们捕捉到一些点子，譬如：“如果人类决定将人均消费量，或是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设置一个上限，可能会发生什么？” 　　我们试图让各种情景—也就是我们的未来图景—具有内部一致性。我们试图让人口增长与我们关于“理想的家庭规模”的假设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并让家庭规模与所提供的教育和卫生事业水平达到一致。我们试图确保那些我们认为将要出现的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并不会自发地出现在我们的情景中，而只是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开发，以及小规模的试点运行之后才会正式出现。为了避免各个假设之间彼此冲突，我们将这些假设都整合在我们的计算机模型中。该计算机模型还有助于让我们有效避免从全套假设中导出不合逻辑的推论。 　　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努力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人类将面临增长超出我们星球的物理极限的危险。这是一个基于观察而得到的结论（对我们来说，它是不言自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人们需要一定时间来解决那些由于星球资源有限而产生的迫切问题（对我们来说，它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这样想）。而人们找出这些问题，接受“这些问题真的存在”，设法解决它们，以及实施新的解决方案，同样也需要时间。第一部分—“观察与接受延迟”—使得（对于我们来说，但并不一定对于所有人）人类很有可能允许自身的数量增长和物理影响超出全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承载能力。这一漫长的延迟过程，将允许—甚至“鼓励”—我们俗称的“过冲”（overshoot ）情况出现，尤其是当人类的发展超过了地球的限制时。实事求是地讲，人类保持一段时间的过冲状态（如出现过度捕捞时）是有可能的；然而，一旦其基础已被破坏（没有更多的鱼了），这种状态是不能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世界会崩溃吗？ 一旦过冲状态出现，只有两种途径能够回到可持续增长的沃土：要么是“有管控的下降”（managed decline）—通过有序地推出新的解决方案（从养鱼场捞鱼），要么就是“崩溃”（collapse）（你不得不停止吃鱼，因为没有鱼了—渔民们的生计也不存在了，在1992 年以后的纽芬兰地区就是这个样子）。过冲是不可能持续的。如果你试图保持这一状态，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都将在短期内出现。这些问题将给人们提供强大的激励，来制定并实施新的解xiv 决方案。然而，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但仅仅“解决方案和实施延迟”阶段—就很有可能耗掉十年光阴。所以，即使你在基础完全耗尽前开始动作，你依然会冒着当它们最终耗尽时，你仍在等待新的解决方案的风险。这才是1972 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所要表达的真正观点。 自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对于气候问题的怠惰应对态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被首次提及；3直到1988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才算正式成立，其目的是提供科学观点；4而《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则是到了1997 年。5而直到四十年后的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的迹象。人类仍然牢牢地处于“过冲”状态下（世界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达到海洋和森林吸收量的两倍），我们也逐渐可以辨认出即将来临的生态系统遭到全面破坏的早期迹象—这一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大量生态服务是人类必须依赖的。“有管控的下降”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型会议上被摆上桌面讨论，但是减排方面的效果却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 在《增长的极限》所提到的那些场景中，“过冲”+“崩溃”仅仅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它们完全可以如我和我的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新的、明智的、前瞻性的政策来加以避免。而一旦无休止的增长和解决方案迟迟无法出炉的潜在危险得到理解，人类将迅速采取行动。这是在最准确的数据基础上做出的一个理性警告—我们有理由认为，它能够提高人类的认识，缩短这种延迟的状态，并改变堪忧的未来前景。 　　然而可悲的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朝气蓬勃的乐观主义态度并没有得到太明显的支持。但至少《增长的极限》为一场开明的辩论定义了概念工具—尽管辩论从来没有真正发生。 一项有据的猜测 在这本书中，我会做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我的新朋友们（所谓“新”的意思是，除威廉·W.贝伦斯外，《2052 》的撰稿者们都没有参与四十年前的那本书）非常大的帮助下，我会尽我所能，对“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做出预测。这一部分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部分则是敦促整个社会开始行动。做出这样的预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件事是不能以高准确度来完成的。从现在到2052 年这段时间中，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其结果在一个狭窄不确定范围内，是不可预测的。未来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其中有许多是真正可能发生的，而绝大多数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不能做出科学的预测—那样就成了：武断地阐述某个预测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但幸运的是，做出一项猜测还是完全有可能的。更美妙的是，做出一项有据的猜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它至少应根据可获得的事实做出，并具有内部一致性，而不是自相矛盾的。 这本书包含了我的有据猜测。这并不是“科学真理”—在未来领域，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真理。它是一项去粗取精的判断，一项有理有据的判断。就个人而言，我相信我是正确的，虽然这个命题无法得到证明。但也不能证明我是错误的—直到我们在通往2052 年的道路上走了很远的时候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