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诺夫斯基》试读：对异域奇幻的热衷

克拉科夫的铁路网四通八达：北连华沙、立陶宛、波罗的海诸国和圣彼得堡；东到里沃夫、乌克兰和黑海；西南可达维也纳、的里雅斯特、威尼斯、热那亚和地中海；西连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德累斯顿和莱比锡；西北方向可达波兹南与柏林，再经汉堡可抵北海。在他十七岁之前——也就是康拉德离开克拉科夫去海上的年纪——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在所有这些线路上旅行过了。 这两个人之间相差二十七岁。1884年4月，当马林诺夫斯基刚出生的时候，十二岁就已成为孤儿的康拉德在孟买正要上“水仙号”当船员。十年前，他“像个追梦者一样”在克拉科夫坐上了维也纳快车。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去海上，而是要将自己从过去中，从让他虚弱的疾病中，从未完成的学业中，从那些好心的、但无法理解他的监护人身边，以及从对自己的怀疑中解脱出来。我们也能想象马林诺夫斯基离开克拉科夫也有着相似的原因。不同点在于，康拉德离开得更加义无反顾，而马林诺夫斯基由于母亲的羁绊又多次回到了家乡。巧合的是，当康拉德最终在1914年7月的大战前夕回到克拉科夫时，马林诺夫斯基正在驶往澳大利亚的客轮上，正在无意间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旅程。背井离乡，理所当然地，是这两个男人都经受过的并且和同时代许多其他欧洲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磨难经历。 这两位年龄间隔了一代人的同胞的生命轨迹中的这些循环往复的主题都如此相似，仅仅是因为它们暗示了一个共同的命运类型，即这两个人都注定要接受尼采式的“爱命运”。我们仅仅只能猜测马林诺夫斯基对康拉德的生活了解多少——或许在1913年二人于肯特郡乡间认识之前真是知之甚少。从那时起，马林诺夫斯基对康拉德的崇拜就开始滋养他对自己人生的认识：他甚至愿意以“人类学者”的身份作交换，来成为“一个水手，继而成为一个英国水手”。他甚至还可能考虑过成为一个“热衷异域风情的”波兰裔英国名作家：像一个探索者那样从帝国的前哨带回奇闻轶事。 根据一个未必真实的传闻，他曾扬言期望成为人类学界的康拉德。当他认识康拉德并将其当成认同的楷模的时候，一个旅行与冒险的青年浪漫神话或许就已经初具框架，并且逐渐地稳步成型起来。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份心血来潮的简短而未注日期的自传稿（又是用的第三人称）中，我们可以读到关于这一熟悉主题的变体： 毕业之后他的健康崩溃，于是之后的三年他都在地中海的海滨渡过，游历了北非、小亚细亚和加那利群岛。像他的同胞一样，他也拥有语言天赋，从童年开始，除了波兰语及其各种乡下口音，他还会说德语、法语和俄语。在这三年中他又学会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于是每到一处他都可以研究当地的人群。像他杰出的同胞，后来将要认识的康拉德一样，他也对异域风情尤为热衷，这使他放弃了数学、物理和化学这些严肃理性的理科，而选择了人类学的人文研究。这简直算不上是什么新的兴趣，因为在童年的时候，他就曾在喀尔巴阡山地里和那些粗鲁的山地人与牧羊人一起生活过，他们…… 稿子在此处中断了，如果有第二页也是遗失了。不过这已经是这段记录中最集中和最完整的片段了，简直可以起个标题叫“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为何成为了一个人类学家”。我们可以首先注意的是，健康危机和长时间的旅行（后者长达三年）这时已在时间上被定位在马林诺夫斯基大学毕业的1906年之后。那些带有神话即历史论者意味的关于一个民族志学者的诞生的要素在这里都齐备了（“老波兰贵族”在前面的段落中已经提及了）：疾病、具有教育意义的旅行、超凡的语言天赋（这里谦虚地描述成所有波兰人的天赋）以及从严肃理性的理科转入对异域风情进行浪漫探究的人类学（正当性来自康拉德的榜样）。 在回忆马林诺夫斯基的青年时代时，菲利克斯•格罗斯反问道：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在这样一个北方的城市（即克拉科夫）——离热带如此遥远，又在历史、趣味和空间上和那些当时被错误地当成“殖民地的浪漫”相去甚远的地方，在这个中世纪的城市背景之下，你竟然发现一个年轻人将他的人生大部分奉献给了太平洋地区的人类学？ 这个问题本身就问得有些含糊不清，因为马林诺夫斯基人在波兰的时候并没有投身人类学或太平洋。在克拉科夫求学期间他对民族学的感兴趣程度，如他在给弗雷泽的公开题献中所称，只是大学期间一门喜欢的副科——甚至不一定是他的最爱。不过，格罗斯试图通过自己在索别斯基中学的经历来寻求答案似乎有些道理。他写道，“有一种强烈的兴趣——超过了一般的兴趣——一种对未知的、未被发现的土地及其上人群的执迷”：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在第一堂地理课上拿出地图册……在一些地图上我们发现了一些白点。这些记号意味着这些地区仍然是未知的、无人到过的。这正是我们所寻找的。这让我们想象或许我们能够成为某地的首个探访者……我觉得马林诺夫斯基，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也是着迷于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浪漫情怀，而并不是仅仅被人类学所吸引。 不管是出于故意或无意，格罗斯的这段描述都必然让人联想起康拉德《个人纪录》中的一段：一个九、十岁的小男孩，盯着一张非洲地图，手指停留在这块大陆中央的空白地带，宣称：“等我长大了我会去那儿。”他后来果真实现了这个愿望。或许格罗斯这里让人联想到的是《黑暗之心》（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本新几内亚日记的副标题），书中康拉德借主人公马娄之口说道： “当我还是个小家伙的时候，我就爱上了地图。我会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看着上面的南美洲、非洲或者澳大利亚，全神贯注于探险的耀眼荣光之中。那时候地球上还有许多空白的地方，当我看到地图上格外令我向往的某个地方……我就会指着它说：‘等我长大了我会去那儿。’ ” 在帝国的边缘之地旅行、探险和发现的浪漫情怀——不管马林诺夫斯基是不是也像格罗斯那样从亚历山大•洪堡和其他探险者那里汲取的——是世纪之交的波兰知识分子们所浸淫的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他的日记里也的确提到了未知异域世界对自己的吸引，但是他的理性分析使这种吸引得到了把控——正如他努力把控自己的其他许多冲动一样——如果说他仅仅是受到了这样的吸引力的驱使是不对的。荒野之地的诱惑感召是他所能培养与适度享受的一种审美经验，但这并不可能是他伟大抱负的主要动力。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是这种吸引力将他引入了人类学，就像说引领康拉德成为小说家的正是他对异域情怀的热衷一样具有误导性。简而言之，异域情怀并不能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职业选择提供充分的解释。 当他全面展开其人类学事业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既非一个大无畏的探险者，也非一个消失部落的发现者。在新几内亚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些绝佳的机会进行探险，即使不是去那些构成了未知腹地的地图上那些诱人的空白点，也是去一些与其相邻的仍未被民族志学者研究过的地区。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就连这样的冒险机会也拒绝了（因为一些绝好的理由）。除了一个例外——即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南面的阿姆弗莱特群岛——他在新几内亚做田野调查的地点都是被之前的民族志学者造访过的，而且都或多或少地被全面地传过教了。马林诺夫斯基一生都保持着一种焦躁，从来不肯在同一个地方待太长时间。他的日记里充满挫折感的抱怨，证明了他的性格气质无助其完成满意的旅行。他无疑一辈子都在旅行，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既领略其魅力又饱尝其无聊，但他的旅行并非因为要实现抱负。他的抱负不在地图上的那些空白之地，而是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