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芬兰车站》试读：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一）

埃德蒙•威尔逊是二十世纪美国的头号文人。他于1972年去世，结束了半个世纪在美国文坛一言九鼎的生涯。但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提及这个名字，那时候大家都热衷于各种西方的流行理论，像威尔逊这种文化学者与实践批评家不受待见，因为他的名字不能作形容词用，如萨特、海德格尔之类。但他真的是著作等身，重要的有《阿克瑟尔的城堡》、《三重思想家》、《爱国者之血》、《死海古卷》、《俄国之窗》、《向易洛魁人致歉》等，其兴趣之广泛多变，主题之繁富多样，令人咋舌。批评家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称赞他是“文学界的自由人”，诗人奥登评价他是“知识上的纨绔子”。你读了他的上一本书，猜不到他下一本书写什么。 这与威尔逊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有莫大关系。他从不自命为文学批评家，也非学院中人，不喜欢白璧德等人的新人文主义，与兰色姆们的新批评派也保持距离，宁愿称自己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其最准确的描述就是文人（man of letters）。他长年为《名利场》、《新共和》、《纽约客》、《纽约书评》和《党派评论》杂志做编辑写稿，这使他更迅速而广泛地获得公众名声，也避免了学院象牙塔中人所难免的学究气。他谙熟学界所有的新进理论，也老练地使用这些理论，但绝不囿于某一理论，一根筋地拿它包打天下。我们见惯了那些冬烘的批评家，将术语搬来搬去，问题却岿然不动。威尔逊不然，他总是直奔问题的核心，从上下四方发动围剿，拷逼出作品与个人心灵史及时代精神的血脉相连，果断地予以定位与颁奖。在任何时候，他都脱略蹊径，直见性情，精辟，尖锐，甚至大胆到粗暴。他说奥斯卡•王尔德“尽管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但他作了第一流的表演”。托尔金的《指环王》是“菜鸟的垃圾”（juvenile trash），“叙事上缺乏技巧，形式上绝无天分”。罗伯特•弗罗斯特“太迟钝了，只能写那些贫乏的诗”。华莱士•斯蒂文斯呢？“一位风格的大师，他搭配词语的天赋让人大惑不解又异想天开，但是靠得住：哪怕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都知道他说得好。”毛姆被高估了，而威尔逊给的评价最低：“三流杂志的末流稿件，有时候连小学生的作文还不如。” 这些人哪里出了问题？写得不好，或者写得好但没有意义。在关于加缪的一篇书评的开头，威尔逊说： 我只为那些在伟大的作品中表现出道德意义的作家写评论。倘若文化不是不断地探讨赋予它意义的人类命运和价值，那么文化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永远置于历史的批判之下，伟大的作家在某种方式上时常为人类作见证。 他对作家的要求如此，对于批评家，则说： 显然，若不深入了解，进入作家的世界，掌握他基本的直觉，在他感性的活动中发觉他言论的奥秘冲动等情怀，人们将无法树立一种有价值的评论，而那种有价值的评论乃是集合剖析与友谊而汇聚成一种透视的努力。以诚实的代价而获得智慧是件奇妙的锻炼工夫。然而，若文学专论的第一个阶段必须写些客观的定义和友善的理解，只做此事而拒绝价值评判的话，它将沦于浮躁。 所以，威尔逊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价值层次，处处运用积极的评判标准。他从来没有讨好人的习惯，友善的泛泛而谈不是他的风格，冒犯是他的天职。 可是，诚实的智慧促使威尔逊为我们发现了那么多的好作家、好作品。二十年代末期，在现代主义大师如叶芝、瓦雷里、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刚刚写出他们的代表作，但舞台的聚光灯还打在别处时，威尔逊就写出了《阿克瑟尔的城堡》，将他们看成一个统一而连续的文学运动的有机组合而揄扬备至，可谓“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骥黄以外”，“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得风会之先”（钱锺书《管锥编》）。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有新闻记者的敏感，也要有学人之学，才人之才。 但这还不够。威尔逊弄文学，指归在行动，因此，在《阿克瑟尔的城堡》的最后部分，他才深致不满于他所评骘的上述大师，认为他们与社会太隔离，比如普鲁斯特，“是纯粹知性的思想操作，但却不为任何力量所驱使，对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渴望或创造性想象”。又比如叶芝和艾略特，一味沉浸在对中世纪贵族和十七世纪圣公会主教的自我想象中，都患上了“玄想肥大症”，有时将作品弄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博物馆。他说他更满意兰波，因为兰波后来不写了，走到以行动自决的活泼泼的生活中去了。《城堡》出版后，威尔逊在给编辑帕金斯的一封信中感叹说，欧洲文学的退避与幻灭是战后精神枯竭所导致的结果，那些观念和技巧跟我们的现实不相干，对我们的作家不相宜：“我相信，任何倾向于麻痹意志的文学运动都有一个严重缺点，那就是阻止文学成为行动；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来反击这种运动了。” 行动比写作意义更重大，于是威尔逊写了这部《到芬兰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