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试读：引言 下一次大转折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各种突如其来的震荡和重大的挑战，其中既有新问题，也不乏各种老问题。这些震荡和挑战将引发空前的政治僵局和困难抉择。这个过程可能很快就会开始，并将深刻地影响当今一代年轻人成年后的生活状况。不过我们认为这不见得是件坏事，也不会仅仅是件坏事。未来的几十年将赋予年轻一代新的机遇，让他们能以不同于老一辈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将基于自己对世界史的社会认识对这些挑战与机遇展开讨论。说到底，最令人担忧的是随着30多年前冷战的结束，探讨未来世界的可能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前景，成了不合时宜甚至是令人尴尬的话题。 我们五位作者之所以合力打造这本与众不同的著作，是因为远处的天边已经乌云密布：那将是一次结构性危机，其规模远远超过最近这次“大萧条”。多年后重新回顾这次“大萧条”时，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它不过是一段更深层次的危机与变迁的序幕。在本书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阐述预测资本主义体系瓦解的基本原理。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将使全球市场进入过饱和状态，他们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社会与环境成本等方方面面的重压下，恐怕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做出商业决策。在过去的五百年里，资本主义造就了一个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其国际化和露骨的等级差异使处于核心地理位置的精英在经营中占据优势，并借此获取相对稳固的高额利润。沃勒斯坦认为这一历史趋势无论多么有弹性，终归都会像其他历史系统一样达到其系统极限。在他的假说中，资本主义将在资产阶级自身的挫败中终结。 兰德尔·柯林斯则着眼于冲击资本主义前景的具体机制：新兴的信息技术将取代中产阶级工种。在西方和全球范围内，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将有多达2／3的人面临结构性失业；这将引发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后果。经济评论家们最近注意到了中产阶级的减少，但他们倾向于以模糊的政策方案来应对。历史上曾有五种措施来应对高科技创新产生的社会代价并最终挽救了资本主义。柯林斯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现这五种措施无一能够有效地应对科技对服务和行政类工种的取代。19世纪和20世纪的资本主义用增加中产阶级职位的办法来弥补体力劳动的机械化。21世纪高科技的发展轨迹将使中产阶级工种也变得多余。这引出了另一个假说：或许资本主义将因为丧失了保护中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缓冲而终结？ 克雷格·卡尔霍恩的论点与之截然相反，他认为改良的资本主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卡尔霍恩详尽地阐释了一条我们都认可的道理，即资本主义体系不仅是市场经济，更是一个政治经济体系。其制度框架受制于人们的政治选择。结构性矛盾或许是复杂市场运行的内在产物，但其解决方案可能要在政治领域里才能找到，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换言之，要么是一部分足够开明的资产阶级正面应对这个系统带来的代价与责任，要么是资产阶级继续无忧无虑地搭便车，在上一代“左倾”进步人士对它们的挑战逐渐消退后，资产阶级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从当代资本主义到未来改良体系的转变将会多么彻底，这尚无定论。高度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可能，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许更有可能。即便资本主义的法权和金融模式在未来式微，市场还是可以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可能在丧失了一部分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后幸存下来。 迈克尔·曼则更倾向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困境，但他同时也点出了一些深植于权力多重性来源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外尚有政治、军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全球各式各样的宗教。这种复杂性在迈克尔·曼看来使资本主义的未来具有不可预测性。有一点是完全可以预测的，那就是贯穿21世纪的生态危机将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这个危机很可能会升级为对水资源和粮食的争夺，并造成污染和特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进而增加极权主义抬头甚至是核战争的可能性。迈克尔·曼把它和本书的中心议题，即资本主义的未来联系起来。他的分析认为，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难上加难，因为问题的根源是肆无忌惮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坚持主权的自主民族国家以及为市场和现代国家制度提供合法性来源的消费者个人权利，这些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在全球被广为推行。因此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对当今世界的制度状况做出重大调整。 这些结构性预测类似于土木工程中的“负荷测试”，公众现在也都听说了其在银行业中的应用。我们并不以谴责或者褒扬作为预测资本主义未来的落脚点。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伦理和政治倾向，但作为历史社会学家，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福祉，至少在人类走出游猎生活这一初级阶段之后的一万年里，并不取决于社会形态带来的善恶多寡。我们的讨论不涉及资本主义相较以往社会形态的优劣。本书的议题是：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这个议题呼应了一个陈年的预测：期待资本主义的消亡是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然而苏联本身却解体了。这是否说明资本主义前途一片光明呢？格奥吉·杰尔卢吉扬把最终引发自我毁灭的苏式试验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之下，还原了其应有的位置。他同时还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共产主义的垮台并成就最新的经济增长奇迹。苏联式共产主义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有效替代品。然而，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下层民众的动员和精英阶级的盲目恐慌中，顷刻间土崩瓦解，这种终结方式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前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本书无意描绘末日情景。改变当前系统的一些变量来做出短期预测是商业和安全专家们的惯用手法。我们不认为研究具体事件有什么意义。具体事件受瞬息万变的形势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唯有更深层的结构性相互作用是可以大致估算出来的。在本书中预言资本主义没有出路的两位作者——柯林斯和沃勒斯坦，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言了苏式共产主义的终结。但没有人能预测出其具体的终结时间，更不可能预测出终结的方式竟是（苏共）中央委员们非理性地将他们既有的工业和超级大国地位付之一炬。这个结局之所以不可预测是因为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结局。 我们在困境中寻找希望，正是因为世界的政治前途尚无定势。系统性危机会使一些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凸显出来，这些制约性因素本身又是上一代人的困境与制度决策的延续。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会产生迥异的道路选择，一切照旧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在对旧技术和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的同时，也成为社会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使我们有机会来改造和重组这个世界的社会机制，从而创造出一个能促进社会公正及更加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历史系统走向灭亡的过程破坏性或大或小，而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系统有可能会变异成其他形态。人类社会经历过革命的勃发、大规模的发展以及痛苦而漫长的停滞甚至倒退。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停滞和倒退正是未来全球危机的一种可能结局。资本主义制度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很可能在不断增加的成本和社会压力下失去活力，从而在结构上造成全球的碎片化，形成一个个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排外政权。一些人将此视之为文明的冲突，也有人把它比作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反乌托邦，只不过增加了一些高新科技和电子监控手段作为统治工具。在这种极端的冲突中重建社会秩序，既可以通过类似法西斯的手段，也可以通过更广泛地实行民主。这是我们在本书中最想强调的一点。 最近几十年政界和主流社会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不存在什么值得思考的重大结构性转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各种模型，向来都只是假定存在一个从根本上而言是静态的社会体系。危机发生时，政策调整和科技创新总能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生。但这只是经验归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已经维系了五百年，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个系统还会永久维持下去。20世纪80年代，当1968年的乌托邦梦想早已烟消云散，而苏式共产主义的危机开始凸显之时，各式各样的后现代文化哲学批评家以反运动的姿态兴起。他们虽然也经历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但都不曾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性。结果就是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缺乏基本的勇气来正视这个世界的结构现状。在结语中我们将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包括知识界的态度做更深入的讨论。 我们刻意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写作本书，希望能把我们的观点带入更广泛的讨论中去。在我们各自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本书观点更详尽的论述和注解。我们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所谓的“世界体系分析”，也可以称之为“宏观历史社会学”。宏观历史社会学者研究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历史上各种帝国和文明的兴衰过程，观察长期的社会运行模式，并总结出人类历史如何在多重矛盾与冲突的推动下形成长期的历史时期，这些历史时期的发展又取决于其中非永久性结构的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足够的共识，所以能够共同完成本书首尾的两个章节。单独写作的各章则反映了我们各自的理论和专长。这本小书并不是一份意见统一的宣言，而是基于我们对古今人类社会研究的平等讨论。因此它也是一块敲门砖，让我们严肃并公开地发问：世界史的下一次大转折是什么？ 最终我们是不是在预言某种社会主义的到来呢？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要避免由于意识形态信仰造成的扯皮。理智的回答应该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我们坚持遵循科学分析的法则，因此不是在占卜算卦；也就是说我们对变化的原因以及从一种历史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历史形态的过程有较为精准的把握。那么历史终点会是社会主义吗？我们的分析范围是接下来数十年的中期未来。兰德尔·柯林斯思考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在赢利性市场组织中的作用正被科技发展所取代，有什么能够挽回这一即将到来的中产阶级的消亡呢？一种可能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对生产和分配进行重组。这种政治经济体制通过自觉的、集体化的运作模式使大多数人受益。因此，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的恶化使社会主义成为最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然而我们不应忽视20世纪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组织化的过度集权给专制统治提供了沃土，同时会逐渐削弱经济活力。即使资本主义的危机能通过社会主义路线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届时也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展望更长期的未来，柯林斯认为社会主义同样不会永远存在，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震荡发展，而每种制度都会因其内在缺陷而崩溃。 与之不同的是克雷格·卡尔霍恩和迈克尔·曼的乐观预测。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很有可能为应对核危机和生态危机而团结起来并结成联盟，这可以保障资本主义以一种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全球化模式延续下去。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被何种制度取代，这种制度都不会与（苏联式）共产主义有什么交集。幸运的是，产生苏联式“堡垒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20世纪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已不复存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是，从根本上无法预测哪种制度会取代资本主义。既有可能产生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等级化和两极化特征的非资本主义体系，也有可能产生相对民主和平等的体系。或许这个历史转折会催生出多个世界体系。卡尔霍恩则认为有可能会产生多个相对松散耦合的体系来应对由资本主义内生风险和外在威胁带来的震荡。这种观点和当下被广为接受的全球化不可逆转性互相矛盾。那么卡尔霍恩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见解有什么理论根据呢？ 20世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们无论持何种观点，都错误地认为通向未来的道路是唯一的。这种意识形态倾向也是支撑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狂热信徒们传播并强制推行其理念的原因。我们都不认同“人定胜天”这种乌托邦理想。不过人类社会可以有多种组织形态，这是有据可循的。这种组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面对创造历史的重大危机时当事人的政治远见与魄力。这种历史时刻在过去是表现为政权解体和革命爆发。然而我们五位作者都强烈质疑这种过去在各国国内爆发的暴力革命将预示国际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前景。这个理念让我们对未来向好的方向发展抱有希望。 资本主义不是皇宫或者金融区这样的具体位置，因此既不能被革命群众占领，也不能成为理想主义者示威抗议的对象。同样，资本主义也不仅仅是生意经里常说的可以实施并修改的“良好”政策。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经济中的雇佣劳动，这是长久以来许多进步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幻想。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特定的市场与国家组织形式；这个体系的终极目标是个人可以通过几乎任何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其获得利益的多寡则是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准绳。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与此迥异而更令人满意的市场与社会组织形式。 本书和我们以前的论著对这一点有详细论述。这里让我们仅举一个历史事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实现飞行，至少在人类梦想实现社会公正那天起就有了飞行的梦想。几千年来人类飞行一直被认为是痴人说梦，直到热气球和飞艇时代的到来。对这些装置的实验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是灾难性的。然而通过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以及鼓励他们创造性的社会机制的建立，人类最终通过发明新型引擎和铝制机翼实现了突破。现在人人都可以飞行了。多数人挤在经济舱狭小的座椅上实现飞行，只有那些有胆量的人能够驾驶小型飞机或者滑翔机体验独立飞行带来的刺激。飞行也带来了空袭和无人战斗机的恐怖。科技发明还要看人类如何运用。一个旧梦想实现了，新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这个世界现在面临着艰难抉择，每种选择都将成为创造新型社会结构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积极乐观的态度是我们调动情感力量的必要历史条件。当公众对制度设计的思考与讨论有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时，历史性的突破就不再遥不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