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试读：序言：红苹果

红苹果惹人摘。 ——土耳其谚语 初春。一只黑鸢在伊斯坦布尔的天空中随风翱翔。它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懒洋洋地划着圈，似乎被束缚在尖塔上。从这里，它可以俯瞰这座1500万人口的城市，泰然自若地静观光阴流逝。 如果这只猛禽的先祖在1453年3月的寒冷清晨在君士坦丁堡上空盘旋，就会发现，城市的布局与今天相差无几，但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熙熙攘攘。这座城市的形状非常奇特，大致呈三角形，东边的角有些向上翘，像头凶猛犀牛的尖角，三角形的南北两边都得到大海的保护。北边是有屏障保护的金角湾深水港；南面毗邻马尔马拉海。马尔马拉海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西奔涌，注入地中海。从空中俯瞰，可以轻松地辨认出三角形沿海的两边岸上连绵不绝的防御工事。海潮则以每小时7海里的速度从犀牛角尖端旁汹涌流过。这座城市既有天然屏障，也有人工防御。 但这个三角形的西面底边最为不同寻常。那是一条复杂的分成三道的城墙系统，设有许多间隔很近的塔楼，城墙外开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壕沟。城墙从金角湾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封闭了城市，阻挡住外来的入侵。这就是历经千年的狄奥多西城墙，中世纪世界最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对14和15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它是“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对他们的雄心予以嘲讽，是个心理阴影，阻碍了他们宏图霸业的实现。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它是抵抗伊斯兰教的壁垒，保护他们免遭伊斯兰世界的入侵，让他们志得意满。 如果你在1453年春季俯瞰这座城市，还能辨认出筑有防御工事的热那亚城镇加拉塔，这是位于金角湾北侧的一个小小的意大利城邦，那里就是欧洲的界限。博斯普鲁斯海峡割断了欧亚两块大陆，像一条大河一样穿过覆盖森林的丘陵，一直到黑海。海峡的另一边是小亚细亚，或者叫安纳托利亚，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东方”。奥林匹斯山白雪皑皑的峰顶就在60英里外，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在朝向欧洲的那一侧，大地较为平坦、波动起伏，延伸到西面140英里处的奥斯曼城市埃迪尔内 。就在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在连接两座城市的崎岖道路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行军。大群的白帽和红头巾在移动；劲弓、标枪、火绳枪和盾牌在低沉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成队的前驱骑兵在经过时掀起烟尘；链甲如同涟漪，叮当作响。随后是长长的辎重队伍，有大群骡子、马匹和骆驼，驮着各式军需物资和相应人员——矿工、厨师、军械匠、毛拉 、木匠和被战利品吸引而来的冒险家。队伍更后方还有一些东西。大群公牛和成百上千的劳工正在无比艰难地将大炮拖过松软的土地。整个奥斯曼军队都在行动。 如果你能看得更远，就能发现这次军事行动的更多细节。一群划桨船正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方向艰难而缓慢地顶风驶来，活像是中世纪绘画的背景。高舷的运输船正从黑海运来木材、粮食和炮弹。成群的牧人、圣徒、随军商贩、营妓以及流浪汉从安纳托利亚的高原走来，直奔博斯普鲁斯海峡，响应奥斯曼帝国的号召。这些参差不齐的人员和装备组成了一支协调有力的大军，而这支大军只有一个目标：君士坦丁堡，即古老的拜占庭帝国在公元1453年的残余部分的都城。 即将交锋的中世纪各民族是非常迷信的。他们相信预言，追寻征兆。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古老的纪念碑和雕像都是魔法的源泉。人们相信，对世界未来的预言就隐藏在罗马石柱的铭文中，尽管这些铭文的最初故事已经被人遗忘。他们从天气中也能读出迹象，并感到1453年的春季非常令人不安。天气非同寻常地湿冷。3月，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笼罩着浓雾。有地震发生，而且还在反常的季节下了雪。在充满期待的城市内，这都是不吉利的预兆，或许甚至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正在逼近的奥斯曼军队也有自己的迷信。他们把此次征伐的目标简单地称为“红苹果”，因为它是世界霸权的象征。攻克这座城市是一个可以上溯800年的热忱的伊斯兰梦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关于这座城市有着太多的传说、预言和伪经言论。在正在行进的士兵们的想象中，苹果在城内有个具体的位置。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外的100英尺高的石柱上矗立着查士丁尼皇帝的青铜骑马像，这是一座与早期拜占庭帝国威势相称的宏伟纪念碑，也象征着拜占庭扮演的角色：抵御东方侵袭的基督教堡垒。根据6世纪作家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这座纪念碑非常震撼人心。 骑马像面向东方，仪态高贵。骑着马的皇帝雕像全身披挂像阿喀琉斯一样……胸甲是英雄的风格；头上的头盔似乎在上下晃动，非常耀眼。他眺望东升的旭日，纵马奔驰，似乎要冲向波斯。他左手拿着一个球，雕刻家以此表示，整个地球和海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尽管除了球上有一座十字架，他没有剑或矛或任何其他武器，但仅凭十字架的力量，他就获得了自己的帝国，赢得了战争。 土耳其人想象中的红苹果就是查士丁尼手中的带十字架的球。土耳其人也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极具传奇性的古老基督教帝国的威望，以及它似乎蕴含的世界霸权的可能性。 拜占庭人的记忆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围城的恐惧。恐怖的围城威胁着他们的图书馆、大理石房屋和饰有马赛克的教堂。但他们对围城非常熟悉，因此绝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在公元1453年之前的1123年里，君士坦丁堡被围攻了大约二十三次。但它只被攻破过一次，不是被阿拉伯人或者保加尔人 ，而是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基督教骑士占领，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最诡异的事件之一。城市的陆墙从未被攻破过，但在5世纪时曾因为地震而坍塌。除此之外，城墙一直固若金汤，因此当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在1453年4月6日终于兵临城下时，守军是很有希望生存下去的。 这个时刻之前和之后的故事便是本书的主题。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勇气与残忍、技术上的聪明才智、幸运、怯懦、偏见和奥秘的故事。它也涉及了一个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世界的其他很多方面：火炮的研发、攻城战的艺术、海战策略、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纪人们的神话和迷信。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地理的故事，关于海流、山岭、半岛和天气，关于土地的起伏和海峡如何将两个大陆分割开——但两个大陆又如此接近，“几乎能够互相亲吻”，强大的君士坦丁堡就屹立于此，受到险峻的岩石海岸的保护，但地质的特殊条件使得它在攻击面前又特别脆弱。这个故事讲述了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无限可能，它给贸易、防御和生计带来的好处，正是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命运的关键所在，也吸引了诸多军队来到它城下。“罗马帝国的都城是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的乔治 写道，“罗马人的皇帝同时也是全世界的皇帝。” 现代民族主义者将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解读为希腊和土耳其民族之间的斗争，但这种简单化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双方都不会接受甚至无法理解这样的标签，尽管双方都用这样的说法来指代彼此。奥斯曼人，或者按照字面意思，就是“奥斯曼的部落”，都自称为奥斯曼人，或者简单地称自己为穆斯林。“土耳其人”（Turk）是西方各个民族国家使用的一个词，总体上是贬义的。1923年，为了建立共和国，奥斯曼人才从欧洲借用了“土耳其”（Turkey）这个词。在此之前，这个说法在奥斯曼帝国并不为人所知。1453年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将它征服的各民族都吸纳进来，而很少考虑他们的种族身份。帝国的精锐部队是斯拉夫人，主要将领是希腊人，海军将领是保加利亚人，苏丹可能有一半塞尔维亚或者马其顿血统。另外，在中世纪复杂的附庸封建体制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士兵也伴随苏丹从埃迪尔内开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前来的目标是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讲希腊语的居民，我们现在把这些居民称为“拜占庭人”，这个词第一次在英语中使用是在1853年，也就是这场伟大攻城战发生400年之后。拜占庭人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因此自称罗马人。统领他们的皇帝却有一半的塞尔维亚血统和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而且守军的很大一部分是西欧人，也就是拜占庭人所说的“法兰克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加泰罗尼亚人，还有一些土耳其人和克里特人，甚至还有一个苏格兰人。如果说很难确定攻防战参与者的民族身份，有一个因素却是所有同时代的史学家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信仰。穆斯林们将他们的对手称为“可鄙的异教徒”“可怜的不信真主的人”“信仰的敌人”；基督徒们则称穆斯林为“异教徒”“野蛮人”“无信义的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漫长距离上进行的斗争最前线。在这里，不同版本的宗教信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抗了800年。1453年的春天，两大独神教将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在此地激烈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