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对自由主义的反动(一)：黑格尔——国家与辩证法
第22章 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背景
马克思主义者谈社会主义的历史，往往刻意使人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是在黑格尔主义之“后”出现。基于此故，我们应该记住，社会主义在法国与英国问世之时，黑格尔主义在德国问世。因此，黑格尔主义与早期的社会主义如果处理到同样的问题(黑格尔主义有时被称为“普鲁士社会主义”)，我们不必惊异。使马克思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当然不是黑格尔，但使马克思后来成为那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一样关心异化问题、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制造社会分裂的本质，以及近代国家的本质，而且，形成期的马克思主义大致就是对黑格尔对以上三事观点的一个批判。
黑格尔憎恶传统宗教，尤其天主教，主要是认为传统宗教是出世的，以及由于出世而肯定此世的异化。天主教出自圣奥古斯丁(由托马斯主义稍加修整)的人类处境看法，承认人之异化脱离其真性，这是此世生存之本然。原罪的担子是终生的，至死方除，或者，到基督再临始解。人的真性本质寓于堕落之前与上帝合一，寓于死后的天国。这异化的人性也使人与人之间疏离，因为罪恶在身的人和其他罪恶在身的人是难以相安的。有几种新教从这种黯淡的人类存在看法里找到小小的出路，例如，这些新教教派说，生活在信神的国家里，得救可能容易一点，但原罪的异化负担怎么也拿不掉。严格说来，根据这种世界观，人类的历史无甚意义。伟大的事件若非已经过去——创世、堕落、透过基督的生命而得救，就是未来才会发生——基督再度降临，来审判万国。人类有些共同体比别的共同体好一点，上帝让他们活下来，甚至让他们发达，但整体而言，人的存在受到人无法控制的事件制约。黑格尔提出一个打破这种死局的法子，说人的异化状态有历史因素。人并不是向来都这样彼此脱离的，历史过程有个改善人类这种状态的趋势，上帝见了也会高兴的改善。在伯里克利的古代雅典，我与我们之间的区分没有后世这么显著。
自由透过国家而迈进，就是上帝的迈进，有此迈进，人有一天，也许很快有这么一天，将会生活于一个自觉与自知程度高到使他们能开始享受一些“绝对自由”的社会之中——在黑格尔笔下，绝对自由与上帝一而二，二而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得力于讲进步的启蒙运动历史理论之处甚多，黑格尔新颖之处是将上帝摆在其图式中心。
马克思是无神论者，但他保持黑格尔的异化观念，即异化是一个历史范畴，能作历史的解释，并且因此在未来是能改变的，甚至也许是急剧改变。马克思自己对基督教的解释，则继黑格尔对其出世之鄙薄，使人认命于异化的人类存在，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中寻找这异化的原因，这是黑格尔从来未做之事。黑格尔是唯心论者，认为异化是错误世界观的结果，不是来自人谋求三餐的物质条件。马克思的理性比黑格尔更机巧。黑格尔因为主张世界一直在变得更好，遇到一个不进步的现在，解释起来总是有点尴尬。黑格尔的说法是，上帝为了考验人的信心，暂时使人看不见未来的好。马克思则说：看看当前的乱局，你会在这不堪的现在里看见光明的未来。陷入危机的工业资本主义很丑陋，对工人阶级并且有可怕的影响，但确切了解的话，工业主义的未来在社会主义而不在资本主义。
黑格尔明显看出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破坏效果，他在《法哲学原理》谈公民社会的那几段文字尤其有名。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认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新的一种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开始，这新秩序的特征是经济与社会上的个人主义。人彼此竞争，有才有能者有前途。马克思读恩格斯(Engels)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n 1844)，在曼彻斯特棉业衰落的混乱中看出未来所在。未来在曼彻斯特，不在伦敦；在社会与经济，不在政治；在宪章运动，不在自由主义；在工厂检查员的报告里，不在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s)。黑格尔说的公民社会里的“贫民、暴民”，在马克思笔下是终日有失业之忧的无产阶级。放眼未来，只见一个日益分裂的社会，工人与雇主隔着阶级界线挥拳相向，这是一种无法永远由国家来调解的辩证矛盾。马克思认为未来属于无产阶级——一旦无产阶级自觉，并且意识到它的历史任务。黑格尔说理性的人将会自觉其在一个体制确当的国家里的位置。马克思之论，是呼应此说而创意之。
马克思与黑格尔分道扬镳，是在国家中立的问题上。黑格尔认为，国家如果与资产阶级分开，真的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活动”(即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必然产生的冲突中担任中立的裁判。一个为人人提供教育，制定最高物价与起码工资，并且使贫民生活有依的国家，将能永远压下资产阶级社会发生的冲突，使之不成其为辩证的矛盾。国家之存在，即证明一个社会认知资本主义的异化效应，并且秉持积极的精神回应。马克思无法这么思考。他认为黑格尔解决资本主义难题之道根本是闹剧。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是近代国家的代表。在一个层次上，近代国家与社会是分开的，因为近代国家并不试图管理经济生活的细节，然而在另一层次，近代国家深深为其时代所囿，因为它在调解辩证矛盾时偏向当下的强势阶级，即资产阶级。马克思与圣西门(Saint-Simon)及欧文(Robert Owen)等早期社会主义者有个共通见解，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表面上控制经济，其实是控制着国家。马克思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并且在长期流亡英国期间切近观察英国，看出近代国家只是中立其名。近代国家可能与公民社会分开，却绝非中立。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从黑格尔主义末端即国家理论下手，往回直辟其根本，即黑格尔唯心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并不能解决阶级冲突，反而将这冲突建制化。黑格尔的立宪君主由各阶级担任咨议，这些阶级是以社会区分为基础：农业、工业及一个第三阶级。这如果不叫作将贵族、资产阶级及其余阶级建制化，还能称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问题更明显。这官僚体系的成员来自何处?这些有学识且有志操的官僚将会代表他们所来自的阶级的利益，更可能的是，他们将会以一个有其本身利益要照顾的第四阶级自视。黑格尔不仅谈不上调解公民社会产生的阶级冲突，还添加一种阶级利益而使公民的冲突更加复杂。黑格尔的国家不但不能对社会采取超脱、普遍的观点，以便克服异化，反而本身就是异化事实上继续存在的证据。黑格尔的国家将阶级分裂建制化，在公民社会里添加官僚体系这个特殊而非普遍的阶级，求其不有此结果，如何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