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试读：《中国通史》（第一册）自序

一国现状之造成，往往由于人事，历史叙述人事之经验，为认识一国现状必读之书。我国旧史或为纪传，或为编年，或为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于三者之中最便于读者；但为抄录之文，并无组织与解释，吾人读之常难认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情状之演变。改造国史久为我国学术界之需要。顾言之易而行之难。著作非抄录史料之谓，乃研究可信之史料，分析其内容，据其所得之史实并将其融会贯通，然后叙述其发生之背景、经过之始末及对于后世之影响，读之庶可明了各时代之情状也。 我国旧分史为二类：一曰通史，一曰断代史。学者或称通史，而鄙断代史；或赞美断代史，而轻通史。近人重视通史者进而以为国中尚无可读之通史，为史学不进步之理由。此盖由于深受传统思想之影响。司马迁言其所著之《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后人据之，以通史纲纪天人。此为通史之一解释。《史记》起自五帝，迄于西汉中叶。后人谓其叙述古今之史迹前后相续而为通史。此为另一说法。吾人知通天人之变为汉人附会之说；近代史料之范围广大，卷帙浩繁，绝非一人之力所能研究，写成有学术价值之通史，亦难于实现。至于抄录典章、经制，不当称为著作，更不足论。吾人现以中国通史为叙述数千年来中国民族活动之史书，为成年人读中国史入门之一教本而已。 普通教本于学说上无新贡献，不为学者所重视，其价值仅为服务读者。著者讲授中国通史十数年，现以教本缺乏，萌生撰著之意志；后以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宜从事于学说研究之著作，不必亟亟于写教本。 故写成《中国史》第一册，后即着手撰著秦汉史。民国三十年春完成，名曰：《中国史》第二册。文稿分十七包，由航空寄往香港商务，历十七日始完。斯年终，香港陷失，不知文稿尚存在否，四五十万言之书抄写非万元不办。著者既无此助力，书局亦不愿印行，思想为之一变。三十一年秋，余在西北大学任教，而城固书少，不愿自逸，复有撰著《中国通史》之意，乃于课暇为之，三十二年夏写成第一册。 第一册凡十九篇约十五万言。第一篇述我国地理及所受之影响，为我国民族活动之背景。其余十八篇叙述自远古迄于东汉末年之大事。史前社会今为专门学问，非史学家所愿过问。盖史为文字记录，绝非其范围也。著者略言史前，乃综合专家之报告，而欲读者认识现时学术之发达。信史起于商代，自商迄于汉季，凡重要史籍及近人论文为著者所能得者，无不参看。其所著之通史注重政治制度之演变、领土之开拓、户口之消长、社会经济情状之嬗变、宗教思想之改进、学说文艺之发达等，并求其交相影响之势力，说明其与政治大事发生之关系。夫一国政策之决定或推行之制度多非偶尔之事，乃环境所造成，或长期演变之结果。而当事人不过审其利害得失作一适当之决定而已。此书系综合叙述，唯欲读者明了各时代之社会，及中国民族演进之过程也。 书写成后，余以现时抽版税之报告不尽可信，欲自印行，苦无款项。去岁夏商于金陵大学景唐校长，承其允借一万元。但以款不敷用及其他事故，迄未付印。十二月通史班学生有力说余付印者，并代访问印价等事，始复有付印之意。印费大部分系学校借款及预约收入，著者自筹其余。本书原有十九万字并加标点，竟以筹款困难删去四五万言，废去标点。书以印行册数不多，成本昂贵，售价不免稍高，著者颇以为憾。但亦无可奈何。斯书之印行，同事陈锡祺先生亦有力焉，皆深感谢。若书能有销路，第二册当可于年内问世也。 陈恭禄自序于成都一九四四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