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试读：第四篇 西周

周之先祖 周在西方，战国时人称其始祖后稷，服事虞夏，而周人所言则与之异。《诗·大雅·生民》篇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此为关于后稷之最早故事。鲁为后稷之后，亦有传说。《鲁颂·閟宫》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就诗人歌咏之故事而论，姜嫄为最早之人类，后稷之生，乃上帝之命。《閟宫》且称：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是明言其有天下矣。诗人称后稷教民稼穑，实则稼穑为逐渐改进之事业，种殖黍稻，决非一时所能发明，或为一人教民之功。就其名称而论，后为尊称，稷指稼穑有功。后人言其名弃，乃附会诗人之故事而成，故事同于神话，为一传说而已。 《周本纪》称弃至文王共十五世，其说颇有疑问。周人歌咏其显赫之先祖，一、为公刘。公刘勤于农事，积聚多而武力强，迁居于京，于是疆土益广，军力益强。二、大王。大王一称古公，亶父则为其名。诗人言其迁岐，疆理经界，授民耕地，设官治之，更作宗庙宫室。《孟子》言其迁峻，系避狄人之祸，不合于诗人所咏之事实。《閟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则较合于当时之情状。大王为杰出之英王，故诗人称为后稷之孙。王为强大国君之尊称，大王乃其自称也。《周本纪》言王有三子，而爱其少子季历。三、王季。季即季历，继父嗣位。诗人歌咏之词，备极赞美，然未有具体之事实，且涉夸大，当不能视为实录。周至王季，基础益固，则为事实。 文王 文王名昌，为周伟大之国君，亦儒家之圣王。文王为其在世之尊称，周能克商，多其经营之力。诗人歌咏文王，尽为赞美之辞，称其家庭生活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言其圣德化民，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思想之所本。文王节俭勤劳，爱恤人民，其妻为商之贵族。《周书》记其臣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而为后世盛称之太公望，则未提及。太公故事，杂有后人附会之说也。诗人言文王武功，则为伐密、伐崇。后人称密在安定阴密县，崇在丰镐之间。文王所伐之国，据古书所记不止二国，而诗人独以崇、密为言，二国强大，为周敌国，盖无可疑。于是周地益广而兵力益强。诗人称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无敢侮周，皆其明证。商周之关系，时而互相为寇，时而和亲，后世盛称文王事殷，盖本于儒家之说。附会者更言纣囚文王于羑里，周臣求美女、良马、奇物以献纣，纣乃赦之。文王在位五十年，及死，诗人以为灵在上帝左右，尚能降福于子孙。 周强之原因 周人旧居之地，盖在泾渭上流。二水含有大量泥沙，淀积为关中平原，周人自上流逐渐移居于平原，旧地不敷分配，新地生产力强，为其迁居之主因。免受戎狄之患，或亦与之有关。其新居之流域，高大之终南山雄立于南，为其天然屏障。其西亦高山重叠，北为荒凉之高原。惟东地势平垣，周人向东发展，乃受天然环境之影响。周人利用地形，防守要害，则敌人不易侵入。人民安居，则户口增加，而国势益强。其邻为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周人与之作战，风俗习惯盖与之相近。周人善于乘马，《诗》《易》皆有明文，若进而用以作战，商人乃非其敌。周人称商为“大邦”，而自称“小邦”，小邦能与大邦相抗，此为其一因素。 武王伐商 周至文王，四方无敢侮之。文王没，而子发立，是为武王。其任用之大臣，皆先朝所遗，政治当遵守遗规。其统治期内之大事，首推伐商。《孟子》所引逸书称，武王伐纣，乃商不肯臣服于周，而周欲有其人民也。强弱相处，弱者非臣于强者，常为其所并，逸书所言，盖为事实。《周本纪》所言伐商之经过，则为神话故事，略称：武王东观兵于盟津，载文王木主，誓众渡河。白鱼跃入王舟，王以之祭。既渡，有火化为赤乌，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于盟津，武王以天命未归而还师。后二年，复起兵伐纣，师渡盟津，诸侯咸会，大军北趋商都，经过之地及途中有无拒抗，皆不可知。纣闻敌至，起兵迎战，诗人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战地则为牧野。牧野距商都尚远，所在则不可知。《周本纪》言商兵七十万，恐不可能。两军激战，商人死伤惨重，致有“血流漂杵”之传说，商兵既败，纣自焚死。 周公东征 武王一战胜商，而商为东方大国，人民犹众，追念其先王之德，不欲臣服于周，纣子武庚治之，《史记》称：武王使二弟相殷，即后世所称监也。周在东方，尚未巩固其地位，而武王忽婴疾病，周人为之不安。其弟周公旦祷神，乞以身代，终不能救其死。其子成王年幼，周公践天子位，朝诸侯。盖当多难之时，非如此不足以应付事变，而安定人心也。东方果有叛乱，《周书·金滕》称：监传布流言，而《大诰》所记之事实，则与之异。商人居于主动地位，谋欲利用事机，恢复其旧有之优越势力，则无可疑。周人颇为惊惶，可于《大诰》见得一二。《大诰》系王诰友邦君及臣下之辞，数言殷为乱，则商人当为祸乱之主体。殷人轻视周邦，若不征伐将为大祸，乃洞悉利害之言。王反复言天佐周，卜无不吉，并欲诸侯臣工出卒助战，以此乱为大艰、大戾，而以全力作战也。周公出兵东征；战士历三寒暑始得西归。其作战方略、主要战役及并灭之国，多不可知。无论如何，其战败殷人，杀其领袖，灭其与国，则为确定之事实。于是周在东方之政治地位巩固，并以新得之地，分其功臣子弟。克殷与东征为古代大事，而距今若干年，竟不可确知。 封建制度 殷人一再战败，而人数犹众。周政治家筹办善后问题：一、为分化殷众；一为采行封建制。二者有相互辅行之关系，兹略言之于下。周以一部分土地人民分封微子。微子名启，为商王乙之长子。其国名宋，为其先王旧居之地。新封之国尚有鲁、卫等。鲁旧为商地，时为奄国，为周公所灭。卫为商之根据地，左氏定公四年传称：周以殷民六族归鲁节制，又以殷民七族归卫。鲁卫皆为商地，人民当为殷人，此足以分化殷人之势力。成王经营洛邑，徙殷人于洛，欲其奔走服役，然犹患其不服，一再诰说殷人，天命归周，且曰“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此《周书·多方》所记之辞，王意待遇殷人宽厚已极，而殷人犹不悔改者，将即殛之。总之殷人与周战败而死者，数当不少。生者或徙于他地，或分属各国，其势涣散而统治者又可严罚其抗命之人，使之畏惧。殷人渐而屈服，为周人用矣。彝铭称“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则其一例。 后世谓封建制始创于周，而秦博士则言殷、周封子弟。据吾人现有之知识，远古人民部落而居，酋长皆为世袭，诸部落不相统属，常相战争。其战胜者，既得扩展领土，又可掠夺人民财产，于是兵力益强，居于优越之地位，诸侯之雏形渐成，强国之君称王。汤灭夏，征服之土地不少，诸侯归顺者，当不能任意废置。武王克殷，《史记》言其大封诸侯。其所封者一为圣王之后，一为功臣同姓。《左传》言武王封兄弟同姓，又言周公所封，二说不相符合。《荀子》言周公封诸侯，而国数则与《左传》不同。著者于《中国史》第一册论周初封建制曰： 余疑武王一战克殷，商人尚未完全屈服。其政治上犹有不可轻侮之势力，故武王迫而立纣子武庚，而以管叔、蔡叔、霍叔监之，以后周公东征，商人战败，其土地人民皆归于周，始能自由处置，故诸侯有武王所封、或其所承认者。亦有周公所封者，兄弟同姓诸侯，则多周公所封。要之，封建之起始，虽不可知，而周初采用封建制度解决政治问题，则为事实。 著者意见，迄今尚无修正之处。史称诸侯助周者众，当有先王之后，武王不能兼并其土地。其守中立者，亦不能遽夺其土地，乃予以承认也。周公东征，得有广大之土地，限于交通困难，统治不易，以之分封其兄弟功臣。人情之常，兄弟较可信任，封之以地，彼将抚绥其人民而不吾叛。臣下立有功绩，本于酬报及同享富贵之思想，而以新地封之。地为其土地，人为其臣属，彼常爱护而善守之，传之子孙。其境内遇有事变，亦得自由处置。此环境所造成也。公、侯、伯、子、男之称，见于卜辞。周初，诸侯有称王者，可见国君之尊称犹未确立。文王、武王之为在世之美称，今有彝铭为证。彝铭所见诸侯之尊称颇不一致。公、侯、伯、子、男，为古国君之通称，则为事实。后人视为五等爵位，以之分别其领地之大小，则不足信。王为天子尊称，盖在西周中叶，远国非周势力所及，其国君犹自称王。 新封之诸侯，地为商地，人为商民，新君为其国君，当有善战之周兵卫之。其人为新君之臣，为其所信，乃处于统治阶级之地位，享有特殊之权利。《酒诰》言：周人饮酒，须执而归之于周，由王命杀之。周以商亡由于酗酒，严禁周人饮酒，故有此令。是周人居于新封之国，非王命不能杀之也。旧谓大国之卿，多由天子任命，盖为事实。命卿为管理诸侯之一法。诸侯对于天子，有进贡服役之义务。西周盛时，诸侯苦之。《诗·小雅·大东》篇称：东方诸侯，“杼柚其空”，葛屦履霜；西方之人则衣服鲜美，“熊罴是裘。”关于服役，《北山》，诗人言：地皆王土地，人皆王臣而或劳苦太甚，或饮酒无事，乃怨劳逸不均，待遇不平。王若出兵讨伐，其邻近诸侯当出兵从征。王与诸侯关系，尚有朝观、奉朔等。宗周亡后，诗人感叹时事曰：“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其先，诸侯当朝见天子，所谓朝观也。战国时，更有巡狩之说，不过纸上计划耳。奉朔谓诸侯奉行周历，后世以奉正朔为藩属之象征，其实际情状则不可知。邻近或王几内之诸侯，得王信任者，可为王臣。不从王命者，则以六师伐之。 封建所以屏藩王室，组织上有重大之弱点。王室、诸侯之君臣关系，终难继续维持。其名称虽或依然如故，而实质与环境固无法久而不变也。封建制度下之国君皆为世袭，其卿大夫亦为世袭，余于《中国史》第一册论之曰：“国君之始祖，为王之亲族与功臣，忠于王室。其后传至子孙，与王室之关系日渐疏远。其上卿由王任命者初或与王室接近，其子孙亦与王室疏远。此人情之常，亦环境之所造成。其明显之原因，则国君以为其位受之于父祖，人类爱其所生之子，常过于父祖，数传之后父祖变为曾高祖矣；再历数世，将更漠然视之。其对王室当亦如此，或尤其焉。国君治理一国，视其直接管辖之土地为其产业；人民为其臣属。其有食邑之士大夫，亦须服从其命令。其不称职者，当可予以处分，或诛杀之。换言之，一国之政权操之于国君。其有才能者，行使职权，当不稍受限制，对外亦可自由用兵，无异于独立国也。”此为制度上之弱点。后事演变，更出于武王、周公意料之外；兄弟之国，常以利害冲突而为仇雠，互相攻击，或侵地灭国，而人民备受其害也。此可为封建制度之结论。 诸王成王一朝之大事，略见于上。《周本纪》言：王年长，“周公反政”。王没，子康王立。相传成康时，为周治平之世。王没，昭王嗣位。昭王迄于周亡，共有九王。其为吾人所注意者，前有昭王、穆王，后有厉、宣、幽三王。《周本纪》称昭王时：“王道微缺。”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竹书纪年》称：王二次南征，末年南巡不返。二说颇有出入，后人更创为故事，称王渡汉水，御胶船，中流而胶液解，王死。宗周钟铭称，王南征南夷、东夷，降者二十六邦。王之南征，实周势力南进之明证。穆王故事，后世颇多附会，言其得良马西游，乐而忘返。《国语》言王不听谏言，征西戎而远服不至，由于不务德而用武也。《周书·吕刑》称，王作刑以诰四方。实则《吕刑》为后人伪托之文字，不足信也。穆王四传而至厉王，期内大事，多不可知。后世言王室衰弱，而外患交至，盖有史实为根据焉。 厉王为无道之君，《国语》言其二事：一、好利，不听谏言，而用事之臣专利。二、王虐民，国人谤王，王使人监谤，告则杀之，民不堪其虐，三年流王于彘，其文简略，不少可疑之处。流王为非常事变，或别有造成之原因。《帝王世纪》称王“荒沉于酒，淫于妇人”，二者恐亦不足以使其失国，真今不可知。王既出奔，《史记》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为一说。《竹书纪年》称“共伯和干王位”，又为一说。吾人今以史料缺乏，无法知其真象。《史记》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其年为纪元前八四一年也。 宣王为厉王太子。《史记》言其父死，周召二公立之为王。古书记载，有与之异者。《史记》言，为中兴之主，曰：“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其文简略，且未叙述具体之事实。《国语》关于王事之纪载，皆为不善：一、王不修亲耕之礼；二、王师与姜戎战而大败，王料民于太原，其臣谏之，而王不听。三、鲁君入朝，王爱其少子，立之为嗣，致鲁内乱，诸侯不睦。《诗》大、小雅歌咏周王武功，《诗序》常谓宣王时事，而诗人并未提及宣王，当难信为事实。《国语》所记之故事，亦有可疑之处。史料缺乏，一朝大事，无可知者。 西周之覆亡 幽王为西周最后之国王，情状颇为恶劣，以天灾人祸交至也。《十月之交》之诗人言及日食，专家推算其为公元前七七六年事，即幽王六年也。其歌咏之史实，一、为大地震。诗人以为天意示警，而时人自逸如故。二、诗人列举达官七人卿士皇父虐民尤甚，使民作都于向，其余六人，当皆不称其职。诗人又言：“艳妻煽方处”，乃指王之宠姬褒姒，七人进用，或与之有关。《诗·小雅·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以西周覆亡，之责任归于褒姒。《大雅·瞻卬》云：“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诗人所言之妇人，亦指褒姒。幽王听从其言乃王昏庸无能，用人不当，政治致失常轨，《瞻卬》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政治成此现象，大失民心，当难应付事变。饥馑亦为天灾，诗人一再言之。周地，去时季风发源地太远，雨量较少，周人未能利用灌溉，致成旱灾。旱灾为西周末年之大患，人民流亡于外，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户口遂至减少。《召旻》，诗人言：边疆空虚，可想见灾情之严重。而徭役则未减轻，甚或以人口锐减之故；反而加重。人民不堪其苦，心怀怨望，既无余力，又无余财，为西周衰弱之一主因。 周之西北为戎狄所居之地，戎狄常为害于边疆。《秦本纪》言：秦仲为宣王大夫，与西戎相战，为戎所杀；子庄公得王所与之兵，破西戎。郑桓公为宣王母弟，《国语》称其以王室多，故迁其民于洛东，得虢郐所献之十邑居之。其地望在今河南新郑。周与戎狄作战，常处于不利之地位。王畿又有大臣封邑，邑归邑主治理不便于军事行动，对外战争不利，当与制度有关。《召旻》云：“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诗人虽形容过甚，然可见国势之危急。幽王不自振作，任用非人，亦有重大责任。 西周覆亡，国语称：幽王宠褒姒，褒姒生子伯服，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褒姒伯服代之。宜臼奔申，申侯召西戎伐周。《史记》称：王举烽征诸侯兵而兵莫至。其先，褒姒不好笑，王举烽火以悦之，遂失信于诸侯。故事为好事者附会之辞。申在东南，戎在西北，相距辽远，难于合作也。举烽取悦褒姒，为怪异之说，西周之亡，盖由于政治经济情状之恶劣，一造成于天灾，一由于政治腐败，一为制度上之弱点。幽王适当其时并促成之，其有重大责任自无可疑。周末一般人士之苟安，亦所以造成祸患也，西戎伐周，幽王拒战不胜，为其所杀，卿士多罹于难。戎人大为暴于周地。其东都洛邑尚称安谧，西土人士有逃至东都者。宜臼为诸侯所立，都于洛邑，是为平王，时公元前七七○年也。 王之地位 西周王为最高之统治人，自称系受天命，统治天下，故称天子。天子位为世袭，土地人民为其私产，有无限制之威权。唯敬畏天命，诗人谓天命靡常，王应修德也。实则上帝无法表现其意旨，王司祭祀反得用以辩护其行为，借以巩固其地位。祭为大事，司祭为其重要职务，军国大事以及用人行政，皆由其决定。违反其意志与命令者，则处以严刑。对外用兵，王常为师或命其卿士为将，其虐民甚者，或将激起事变。厉王时之民变，则其一例。王为世袭，为传子制。其制始于商末而确立于西周初叶，父子相传可免争位之祸。实际上，同母兄弟，父常有所偏爱。诸子各欲求立，相争仍所不免。且周贵族采行多妻制，媵妾可先生子，立长或非后妃所欲。兄弟争位，其继父而为王者，将或报复怨仇，至于杀害。立太子制乃应需要而生。《公羊传》言其标准曰：“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贵指母贵，所谓子以母贵也，为传子制演进之当然结果。西周共十二王，除一例外，皆父子相传。诸侯大夫亦适用此制。其官以世袭之贵族充任，卿士尤为要官。 疆域 周地视商疆域为广大，以其所据之泾渭流域非商所有，周自周公东征，尽有商地也。东至山东半岛中部，北达今北平一带之平原，山西中部、陕西北部尚不能为其所有，西境或达于甘肃。其在今河南，南至汝水，东南则限于淮水以北之地，此西周疆域之大概也。境内尚有戎狄，戎狄为文化较低之民族，非种族不同之称。其土地可别为二：一、王畿。初为天子直辖之地，其区域为周旧地，豫西沿黄河之地及河北一部分。二、臣属之诸侯。其所占之地颇广。周之敌国。一、在东南，一在西北，西北之敌尤强。 东方西北强国之名称，先后不同，最早之古称为鬼方。王国维考证其地望，在周之西北、北方及东北一带之地，即今甘肃及陕西、山西北部。陇地旧为羌人游牧之所，羌人今为藏族，为西周患者，疑即藏人。山陕北部民族，后称匈奴，亦为游牧民族，战斗力强。周自大王以来，即与鬼方作战，小盂鼎铭记载，周之大捷获酋长四人，俘虏一万三千余人，馘数字有残阙，车马牛羊亦有所获。此事发生于何时，言者不同，要为昭王前事。鬼方强大，于此见得一二。其人生聚繁多，将再扰于周边。中叶以后周人称为猃狁。诗人一再歌咏出征猃狁之故事，《采薇》诗云：“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其为祸也若此，而周不能予以重创，猃狁乃待时而动。幽王为西戎所杀，其祸乃与西周相始终。 东南夷 南夷、东夷居于东南，以楚、徐为最强大，周之兵力逐渐经营。南国诗人歌咏其地之汝、汉二水，亦常言江。江为水之大者之称，诗人实指淮水。南国地望盖在汝汉之间，其南汉水中流一带之地，则为南夷、其东淮水流域则为淮夷、东夷。周于克殷之后，向南拓展土地，今有彝铭及诗可供参考。小臣语毁铭言：伯懋父以殷八帅征东国，其时当去克殷不久。彝铭尚言：王令其臣三人先后伐东国，亦有言王伐东夷者，常非一代之事。昭王南征南夷、东夷，服者二十六邦，可见其部落或国之多。周王采行羁縻政策，迄未将其征服，而有淮水流域之地。《诗·大雅·常武》歌咏征徐，盛称王师英武，徐人畏服。王师西归，徐人仍可叛乱。徐地在今江苏北部，距周太远故也。楚为南夷中之大国，周迭伐之，有彝铭为证。诗人歌咏征楚，但未言及战争。楚之实力，未受损失乃时叛，时服。周王于其叛时出师讨之。其苟安者则置而不问。然以历代经营之结果，领土颇有展拓。 社会情状 西周为封建社会，诸侯多而常相战争。城邑非敌人所易侵入，城筑于地势险要之区，或交通便利之地，或物产集中、人民众多之所。四周围之以墙，其墙以土筑成。城有悬门，敌人来犯，悬门即发，邑人登城防守。古代兵器恶劣，自下击上，常非易事，故城为安全之地。贵族居于城中，西周时，其人数不少，诸侯、卿大夫、士皆为贵族。国君或卿大夫之子孙无位可袭则降为士。士可仕为大夫家臣或为小吏。贵族生活有相当之奢侈，食品有五谷、兽肉、鱼类。周初严禁饮酒，后则视酒为交际物品，主人劝客不醉无归。贵族宴客，据诗人记载，有乐人奏乐。国君进膳，亦奏音乐。惜其礼节繁琐，成为机械式之生活，徒借以维持其尊严而已。 士之下为农民，其田地之分配实不可知。《孟子》称：周采行井田，根据薄弱，且不免于矛盾。据其所言，一夫授田百亩收获能养五至九人，生产量并不甚高，考其原因，百亩周田约当今三十一亩而种植技术又不如今也。著者尝论井田制曰：“古代人口尚少，地未尽辟。”周人克殷东征，又有相当之屠杀。其征服之地或收为王有，或封赐诸侯与卿士。诸侯受地于王，分赐其人口，一部分于大夫，作为食邑。土地为统治者所有，人民私有权尚未成立。其播种之地为统治者或地主所授当无可疑。一家播种百亩，亦不为多。其国内土地褊小，而人民众多，或亩大小不与周同者，当有违异，如《魏风》言十亩之间，则其例也。一夫授田百亩殆不能摧行于黄河流域，而全中国一致也。著者之意见迄今尚无变更也。 农民耕地百亩，其生活情状颇为贫苦。男子播种，妻子送饭。女采桑饲蚕，缫丝染色，其红鲜明者，则为公子作裳。农事即毕，即入宫服役。田猎，狐狸献于公子作裘。兽之大者，献之于公。暇日凿冰收藏，以供贵人夏日之用，农民终年勤劳，犹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之语，所食仅为苦菜。其穷苦多由于税重役苦，盖政府征收什一之田税，而布丝、工役之征，及平日贡献犹不与焉。农民遇有战争，或大工程，则苦更甚，至不能种艺黍稷，养其父母，悲怨之语，常见于诗。其人乃为事养贵族而生存，劳苦所得之酬报，全为贵族所榨取，以致家无储蓄，遇有水旱之灾，则流离逃亡，所谓壮者逃于四方，而老弱转乎沟洫也。农民下为奴隶。奴隶来源，一为俘虏，一为罪人，地位同于财产，世为主人工作，绝无自由。其时，农民购买力弱，社会经济则物物交换。所谓以有易无也。农民除盐而外，日用品当能自给，贩运货物之商人，尚无重要地位也。 家庭方面，男子为家长，地位高尊。周人轻视妇女，诗人云：“妇有长舌，维厉之阶”，足以代表其观念。贵族之视婚姻为合二姓之好，上承祖宗，下生子女，子孙相传，至于万世，死者可享受其子孙之祭祀。婚姻既不立基于爱情之上，贵族之妻妾又多，乃重视妇女之贞操，用寺人服役于宫中。妇女外出拥蔽其面，民间尚未有此习惯。男女工作于外，接触之机会颇多，婚姻亦有相当之自由。《诗经·国风》中有不少之情歌，颇足以为证也。 周人迷信鬼神，以为人间一切命运，皆由其决定。神之高尊者曰上帝，其下为百神，各有专职，皆能降人福祸。人死为鬼，住于另一世界，其生活情状同于生时。其陵墓之工程浩大，有深至十余公尺，而四壁如垂者。更环筑四阶，预备棺穴，棺置穴中，殉葬之物皆列于棺外，且有以人为殉者。其重视祭祀，乃为意料中事。祭前斋戒沐浴，静坐深思，如见闻鬼神。祭品有穿牲鬯玉等。祭时尚有舞乐，贵族以地位不同，而祭乐亦有差等。祭祀所以求福于鬼神，国君遇有灾祸，求神尤为虔诚。《云汉》，诗人所谓“靡神不举，靡爱斯牲”也。周人求福免祸，信用卜筮，征求鬼神之意向。其表示之兆，常影响大之决定。试举一事为证。殷人判乱，周公将出兵东征，《大诰》记王告诸侯之辞称，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王用以卜，言其结果曰：朕卜并吉，“予得吉卜”“今卜并吉”。卜而得吉，为其用兵之主因。诸侯臣工，亦以为东征必胜也。其迷信鬼神，当不下于商人。 西周凡十二王。《竹书纪年》言其年岁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其所根据，今不可知。克殷之年，今有六种不同之说，当无决论其是非。《史记》纪周年代始于共和。共和以前之年岁，汉初已无可供参考之史料。西周大事除周亡而外，其发生之年，多不可知。周在西土，与西方诸国接触之机会较多。说者言周人重玉，而玉之出产地在今新疆。寺人制则受中亚民族之影响。商人分一月为三旬，周人则分一月为四分。一、初吉，自一日至七八日；二、既生霸，自八九日至十四五日；三、既望，自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四、既死霸，二十二三以后至晦，此王国维研究金文所得之结论。月四分制，系巴比伦所发明，周盖受其影响而然。三者皆非证据，作为建议可也。周克殷后，仿造其彝器，沿用其文字，采用其官名。西周制度影响于后世者，至为巨大，盖其接受他国文化之后而能适应需要，并创造或发展其文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