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苏联》试读：长官不让我们听猫王

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并不像是一位能够震撼克里姆林的人物。凭着来自农民的坚韧与狡诈，他在过去的日子里参与了也躲过了很多次政治清洗。在斯大林死后，他成功击垮一系列的政敌，终于登上了这个最高位置。他很快就开始清算斯大林的遗产。 1956年 2月，在苏共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一次秘密讲话，批判斯大林的大清洗，并宣称要改善百万苏联人民的生活。很快，成千上万的人从古拉格得到释放，新出版的书刊也开始清算斯大林的罪证。赫鲁晓夫也暗示要与西方建立更加开放的关系，在 1957年 7月，他下令举行了一场掀开铁幕的重大活动。 赫鲁晓夫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让数量众多的西方青年人涌进了苏联，涌向莫斯科去参加这场规模盛大的国际联欢会。这是俄国革命后四十年来苏联边境局势最富戏剧性的一次缓和。来自全世界的三万名代表，包括来自美国的一个大代表团抵达了莫斯科。在美国代表团中混杂着激进的社会主义信徒和联邦调查局密探。欢乐的人群在彩旗招展的大街上巡游，笑容满面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骑着摩托车招摇而过。“垮掉派”诗人、现代派画家、舞蹈家和运动员和当地的已经很长时间没能与外界联系的年轻人交流沟通。这些访问者也带来了他们的音乐。 比尔•哈雷的《日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立刻就风靡一时。有一部拍摄于这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短片记录了那时的狂欢场景。数百人把一座大厅挤得满满的，他们挥舞着美国和苏联的小旗子，跟着《日夜摇滚》的歌声手舞足蹈，简直是一幅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狂热画面。这个联欢节为时仅仅两周，但是在访问者回去之后，苏联已经不是之前的苏联了。苏联政府被迫打开了约束苏联几十年的文化枷锁，并且开放了与西方联系的可能途径。一场欧洲抽象美术的画展和几个欧洲爵士乐队的访问巡演使这个联欢节的影响得以持续。 几个月之后，我那时正在柏林的哨站服役——与此同时，“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也正在西德一个离我不远的地方开始他的军人生活。我的一段回忆能够说明摇滚乐已经是何等的难以抗拒。当我在恐慌苏联坦克集群随时可能辗过我的哨站入侵柏林的时候，在另一边有一种更诱惑的力量在发生作用。一天晚上刚刚熄灯，两个满身污迹、惊恐不安的苏联士兵来到我们兵营。那是一个吓人的时刻，我和同班的其他年轻间谍一起，把那两个俄国兵团团围住，试图了解这两个人会不会是一场入侵的先锋。然后我们注意到这两个人看上去如此可怜，其实就是穿着不合身军服的孩子，被我们连珠炮一样的问题搞得不知所措。我们费了很大功夫想要搞明白到底是什么逼着他们跨越铁幕。他们支支吾吾、比尔•哈雷和他的彗星乐队 1954年发行的歌曲。前言不搭后语地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爬过东柏林一侧的栅栏来到这里，并想要投诚。“你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我努力用我能说的一点点军事俄语来问他们。“因为，”其中一个发抖的小兵回答，“我们的长官不让我们听猫王。” 那位长官也许应该在保卫铁幕的音乐前线上少花点力气。没过多久，又有一个新的摇滚入侵者开始渗入苏联大地。现在可能很难理解楚比•切克（Chubby Checker）的《再扭一回》（Let's Twist Again）这段欢乐的小曲儿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这首曲子几乎在瞬间红遍苏联，被配上了诸如“嘿水手你们出海太久了”这样的标题。跳扭腰舞的情侣挤爆了各地的舞厅，新上映的电影也跟风造势。也许这首曲子代表的简单的快乐，正好和当时苏联人民的乐观与自信情绪相契合，这样的乐观与自信源自当时像是太空人加加林这样的成就，以及对将来更好生活的承诺。 尼基塔•赫鲁晓夫虽然推动了那些改革，他本人并不是楚比•切克的乐迷。在1962年秋，他提到“对这种从西方引进我国的所谓的现代舞并不欣赏，这是不对头的疯狂的东西”。官方喉舌将摇滚乐与地震、飓风相提并论，认为这种音乐煽动青年犯法、酗酒、破坏、滥交，是“猿人的音乐”。赫鲁晓夫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纠正《再扭一回》对苏联年轻人造成的巨大影响。但事实证明这扭力十分坚忍顽强。到1967年，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红场举行了一个扭腰舞会来庆祝五一节，并遭到了警察的驱散。 《再扭一回》也驱动了另一个奇特现象的爆发：骨头唱片。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富有创造力的乐迷和开拓新市场的黑市商人就在探索如何自制非法唱片。一个办法是将从西方广播电台里偷录下来的音乐刻到医用X光胶片上。这个简单的技术连街头小店都能做到，一开始是用来让想家的士兵把自己的话语录下来寄给妈妈，后来就被用来复制生产几百万张包括《日夜摇滚》和其他热门歌曲的唱片。“骨头唱片”蓬勃发展，很快就从街头小店耗费几个小时刻出来的单张唱片，发展到拥有地下组织的盗版团伙。楚比•切克的走红也让他们销售火爆，为了大赚一笔而不是为了音乐，他们敢于违抗赫鲁晓夫的指示，并和试图没收这些唱片的共青团纠察队斗争。这种唱片的音质低劣，但对于渴求摇滚乐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显示着某位大妈的肺部的模糊画面的唱片上放出的已经是真正的音乐了。 弗拉基米尔•马蒂耶斯基，一位俄国摇滚老将，曾经向我讲述过大胆的年轻人在当时的莫斯科市中心乐器商店的冒险记。“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鲨鱼’（黑市贩子的绰号）们出售X光唱片。你永远不知道你会买到啥曲子，纠察队随时可能出现，所以这很冒险。”四十年后，马蒂耶斯基仍然记得那些非法买卖给他带来的兴奋。学着黑市贩子的声音，他也压低了喉咙。“你要买片子？”他说，“你要摇滚片子？三个卢布——保证是好摇滚。”他像表演哑剧一样，模仿着当时他如何在别人察觉到之前，把卷起来的X光胶片迅速藏到袖子里的动作。“但这很危险，列宁格勒有几个人大量生产这些片子，然后在古拉格里关了七年。” 一份苏联法制报纸愤怒地批判X光唱片这个行当是犯罪甚至杀人的温床。打击X光唱片的运动也开始了。数百万张假冒的X光唱片充斥街头，里面并没有音乐，而是尖利的噪声配上这么一句话：“你喜欢摇滚乐？滚你妈的蛋，反革命渣滓！”但是这些反对摇滚乐的清教徒没能成功堵住阻挡摇滚乐大潮的堤防上的一个更大的缺口。 从1960年开始，苏联生产的开盘式磁带录音机开始出售。挂着阿斯特拉、亚乌扎5号、柴卡和诺塔等商标型号的录音机将会是驱动披头士革命的武器。有史以来第一次，广大听众能够脱离国家的控制。在X光唱片戏剧性的爆发之后，磁带录音机也使普通人能够在全国散播他们的录音。等到官方的审查官和音乐纠察队终于能够对抗磁带威胁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这场为期三十年的官方管制和大众口味之间的战争中一败涂地。 三十多年来第一支访问莫斯科的美国乐队象征着苏联对西方音乐的抵制终于告一段落——至少是暂告段落。虽然赫鲁晓夫对爵士乐并不欣赏，经过多年紧张的谈判，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乐队在 1962年夏天进行了五个城市的巡演，在苏联观众中大获成功。赫鲁晓夫本人甚至也在莫斯科的演出上出现，并为演出鼓掌。 但是赫鲁晓夫的顾问一直在警告他，在文化领域太过放松，可能会引发危险的政治后果。在政党控制范围之外的真空的政治活动领域中，文化始终是表达新的——而且可能是煽动性的——理念的关键工具。对克里姆林和它的文化顾问来说，西方流行音乐和这种音乐夺取苏联人民心智的能力始终令他们不安，让他们困扰。从二十年代开始，相对开放的时期总是短暂的，而对西方影响归根结底的不信任随时都可能重新浮出表面。苏联领导人的多变以及他们时不时发起的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一种全社会的不安定感，尤其要考虑到的是大部分的人民还是和他们的领导人一样保守。多年以来，官方的运动都能得到一系列国家机构的推动——从最高领导人，到各地共产党官员，再到警察和共青团纠察队。对于身处这种难以预估，随时可能成为运动目标的音乐人以及听众而言，他们可能遭遇从口头批评检查，到监禁和死刑。 当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丢尽脸面之后，他亲手融化的寒冰又开始封冻。这位苏联领导人再度公开批判现代艺术和爵士乐，但他的统治已经受了致命伤。 1964年10月上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标志着赫鲁晓夫时代带来的自由最终结束。克里姆林宫再度走上强硬而严厉的路线，那些难以预测的旨意开始压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流行音乐。对那些经历了过去四十年苦难和难以预测的政治风雨——包括意识形态斗争，内部权力斗争，以及斯大林的恐怖独裁——的苏联人来说，这场镇压无可避免。对那些体会过更加开放的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的年轻一代来说，这个新的统治者象征的是退步，是深化冷战孤立的威胁。在这样的挫败与失落的情绪中，披头士的第一缕消息传到了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