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和封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7年’。”弗兰齐斯卡·豪泽（Franziska Hauser）的一位老师曾这样对她说，“那7年里，你不想工作，也找不到目标，但在那过程中就慢慢长大了。”
“那时我很想问她：这7年结束后，你做了什么？听起来像小孩儿故意挑衅。于是我像个成年人一样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试着猜测她可能的回答。我想她会表情严肃地告诉我：‘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
很多年以后，弗兰齐斯卡才确定：她的“7年”是从那张女人拖着树根的照片开始的。
那是2003年，她去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聚会，带着3岁的儿子在后院闲逛。德国4月的天气依然寒冷，满是尘埃，她一边走，一边拿相机寻找着自己想要的画面。
一个女人进入了取景框。她就住在附近，在邻居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已经枯死的苹果树根，尽管大家都觉得它不可能活了，她还是打算把树根拖回自己的院子试试。弗兰齐斯卡随意拍下了她拖树根的样子。
刚从杂货铺取回照片时，这张照片的意义还没那么清晰。渐渐地，她发现这张照片框定了自己的视野。“那个女人拖着树根，艰难地走着，就像我在路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
“你要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一位老师给过弗兰齐斯卡这样的告诫。但她知道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我只是本能地喜欢创造优美的事物，拍下那些我想保留下来的东西”。
“16岁那年，我就想要孩子了。”弗兰齐斯卡说，“谢天谢地，事情没发展成那样。”
那时她觉得，只有有了孩子，她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以及哪些才是生活的重心。“但我错了。我24岁的时候，亨利出生了，我一边做舞台设计，一边学习摄影，还要做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但身份的复杂并未让她更理解自己。
为了更多地陪伴孩子，她放弃了工作，摄影也成了记录生活的方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却没钱，只能带着孩子去我朋友家玩。”她笑着说，“即便在德国，逃火车票也不是很难。”
在乡下朋友家，弗兰齐斯卡喜欢跟着孩子们出去玩。“一片草地、一个水池就能满足他们简单的需求。我观察着他们的世界，想保护那个世界，留下那些珍贵的东西。慢慢地，我发觉孩子们就是我的主题。”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弗兰齐斯卡一直拿着相机。
弗兰齐斯卡的前夫这样评价这些照片：“画面的形态、色彩、滤镜效果和多重曝光都渗透着摄影师的渴望，对这种渴望比较恰当的描述是——童年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式的意境存在于意识之下，就像回忆一样缥缈无形。小时候，我们都沉浸其中，然而不久之后，它便消失了。摄影师寻找着她心中的孩子，和她对视，并尝试把这个孩子带到画面中。”
弗兰齐斯卡出生在民主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整个家族80多个人，纳粹大屠杀之后只有6个人活了下来。祖父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很严厉，家里从来没人提过宗教的事，只有社会主义。”她回忆道。
也许是这种压抑的氛围，让她学会了自己探索生活中的趣味。“我是三姐弟中的老大。”她说，“小时候，我是个安静而且专注的孩子，在家里甚至显得有些孤立。我喜欢观察一切事物，比如落在沙地上的树荫、天空和流水。我会仔细分辨郊外100万种不同的绿色，而且永远不会厌倦。”
尽管已进入不惑之年，弗兰齐斯卡偶尔还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像个孩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拒绝长大，成年就意味着责任和严肃。其实我也担心自己看起来很蠢，别人会笑我。比如我坐在栏杆上拿着矿泉水瓶发呆，在地铁里绕着车厢中的扶手柱转圈，穿着特别艳丽的裙子，头发湿漉漉地就去了超市……小时候，做这些一点儿也不奇怪。”
慢慢地，给孩子们拍照似乎成了她自己成长的方式。她一边通过孩子们的视角观察事物，一边学着担负起让孩子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责任。
“小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告诉孩子，等你长大了，你就可以改变世界。但我觉得，你首先要改变世界，才能在那个世界中长大。”弗兰齐斯卡说，“做一个成年人，就是要学会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让一切井然有序，待在固定的地方。但我首先必须找到那个地方，才能去接受，不然就必须自己创造一个。”
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成长，她试着改变他们生活的环境。虽然孩子们仍住在柏林市中心，但很多时候，他们都在大自然中充分享受着田园生活。
弗兰齐斯卡还会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接触复杂的事情，给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机会。当前夫向她坦白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时，她主动建议3个人坐下来谈谈。他们甚至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试着和孩子们解释这一切。“我想，既然他能爱上这个女人，我一定也会喜欢她，事实也是如此。只是有一次，小女儿看见她爸爸和一个女性朋友吻别，生气地嚷嚷起来：‘爸爸，你已经有妈妈和乌尔丽克（前夫的女友）还不够吗？你不能再亲别的女人了！’”弗兰齐斯卡希望孩子们能学会接纳、忍耐，但内心又是绝对自由的。
时间在一张接一张的照片中流逝，她也亲眼看着孩子们的童年慢慢结束。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给他们拍照很容易。“小孩子不会在乎相机，但是等他们到七八岁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世界，不愿让我打扰的世界。比如儿子，他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运动，喜欢自己玩电脑。他们会介意你随时记录他们的样子，如果你真的想拍，他们就会提出要求，自己想摆什么姿势，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弗兰齐斯卡开始担心起来。“那时候，我能感觉到，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就要偿还这奢侈的7年带给我的一切了。我的艺术家朋友们劝我，艺术也是工作。可我不这么认为。艺术不像在医院里看病那么复杂，艺术是无限接近简单的，就像吃饭、睡觉和性。我卖过纪念品，做过手工台灯，当过楼梯保洁工，还教过小孩儿防身术，但我还不想把艺术当作职业。”
于是，拍下那张女人拖着树根的照片7年之后，弗兰齐斯卡开始尝试写作。“我发现写作和摄影很像，都能用来表现我的想法。”弗兰齐斯卡说，“跟着孩子们探索世界让我保留了那些我珍视的品质。现在，他们好像也在告诉我，‘别只在我们这里找你想要的东西了，你应该去别的地方看看，去观察别的人也许能有新的发现’。”
她知道：“我必须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了。而留在我这里的，是我的身体、我的作品以及我的照片。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我都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会带着这些故事，就像那个拖着树根的女人，每隔7年，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将它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