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雾霾》试读：中世纪的人们是如何控制雾霾的？

在中世纪的伦敦，人们把源于燃煤的污染视为如此严重的一件事情，以至于官方在1285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之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在1288年奉严令再度出山，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一直相当稳定，同样的名字出现在多份文件内。或许约翰·德·卡波哈姆（John de Cobbeham）或者拉尔夫·德·山德维奇（Ralph de Sandwich）这类官员是英格兰最早的空气污染问题专家。遗憾的是，他们考量对策的详细资料散佚了。然而，我们确实知道的是， 1306年的一次会议出台的一份公告禁止使用海煤，但在此后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又进一步发出了另一份法律公告，这显然意味着，第一份公告基本上被人无视了。 今天，人们普遍相信，最早对抗这些空气污染法令的罪犯之一在1307年被绞死、受了酷刑或者被枭首，尽管在著作中持如是说法的作者们没有一个能够给出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一级参考资料。即使在如此动荡的年月，这样严厉的惩罚似乎也不太可能。1306年的公告建议对违令者课以重罚（grievous ransoms）。人们会猜测，这意味着罚款、搬走熔炉和没收工具等，因为这些就是当有人在路上非法设立石灰窑时通常会遭受的惩罚。 今天的地方政府看上去在控制空气污染方面行动如此迟缓，因此，人们一定会对当年的伦敦市政府采取的烟气减排行为感到吃惊。而且，中世纪时期的城市环境质量如此低下，粪便与垃圾时常随便抛撒在街道上，想到这一点，这一行为就更加令人惊异不已了。然而，行政官员们十分关注保持城市市容，使其能向来访的重要客人展现魅力，而且在议会会议之前他们都会经常派人清扫不整洁的街道，以此鼓励尽可能多的富人离开他们的乡间寓所进入城市。这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市政府的行为；一些与空气污染有关的早期文件强调，空气污染会让来访的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不高兴。造访城市的人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中因此已经习惯了受到污染的环境的人相比，他们很可能更容易注意到空气受到的污染，这一点甚至在今天也很明显。 对抗空气污染的反击之所以如此有力，或许可以归结为，这一反击事实上针对的只是范围相当狭窄的几部分人，而且人们在这之前就已经对这些人怨声载道了。这几部分人包括某几种商人和小产业主，他们能够影响中世纪伦敦的物价。那些屠户、面包师和酿酒师不但污染了水域，而且也是有关物价的抱怨指向的目标。石灰窑主需要对早期空气污染负责，他们也经常受到指控，说他们不公平地提高价格。许多运煤船主和一些石灰窑主是北方人，但这一事实丝毫无助于改善他们不受人欢迎的状况。 一个能够进一步反映公众歧视现象的特别有趣的案例，是由林肯伯爵亨利·雷希（Henry Lacy）1306年对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提出的诉讼。他指控他们通过建筑一座水力磨坊阻塞了舰队河。白衣修道院的修士也同样抱怨来自这条河上的臭气。1307年夏季，一个旨在研究如何清洁舰队河的委员会成立。即使在当时，立法者们也意识到，充斥河道的那些令人厌烦的垃圾，来源于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市场上的屠户和制革工人向河流排放的牲畜下脚和鞣革废物。仅仅几年之前，一位名叫理查德·德·洪德斯洛维（Richard de Houndeslowe）的制革商就因污染空气令圣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修士们的生命健康遭到威胁，而被带到市长的法庭前受审。他发誓不再在伦敦市内给任何牲畜的尸体剥皮或把这些尸体抛入伦敦市内或市外的水沟内。 尽管事实上问题起源于河流中的排放，作为舰队河河口处的磨坊的主人，圣殿骑士团还是被裁定应对污染负责（见图1）。他们的磨坊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堵塞了河流的流动，但看上去很有可能的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博弈的赌注除了水的质量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个宗教修道会的财富和他们不受世俗当局控制的现状让他们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1307年，人们对圣殿骑士团的迫害愈演愈烈，因为法王费力普四世（Philip IV）想要通过他们为自己的佛兰德战争（Flemish War）筹款。1312年在维耶诺大公会议上（the Council of Vienne）颁发的一项教皇诏书解散了上述宗教修道会。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批人的极端不得人心，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认清这一早期案例的实质：它不过是打着关注环境问题的旗号，以掩盖政治目的而已。 利用环境问题作为政治变革的一项工具的麻烦在于，这种方法时常无法造成环境质量的改善。在以上相关案例中，来自史密斯菲尔德和舰队河沿岸的废物和厕所污物还在继续向河中排放。1355年，厕所和鞣革工业的污物排放造成的“对空气的污染”和令人憎恶的臭气还在造成进一步的问题。在圣殿骑士团被解散后500年，直至查尔斯·狄更斯的年代，舰队河的污染仍然是一个问题。 当法庭和议会试图控制中世纪的伦敦市内空气污染的时候，与那个时期的典型生活的正常模式相比，它们的影响还是相当轻微的。这一点可以从引起市政官员注意的污染事件的季节性分布上看出。如果我们假设，针对空气污染的投诉数目与污染问题发生的频率相关，我们就可以假定，伦敦这个时候的污染主要是在夏天出现的问题。这种类型的季节分布表明，煤并不是用来进行家居取暖的，因为如同今天一样取暖装置的使用量应该在冬天取得峰值。 我们可以从13世纪的文件中看出，当时人们的投诉指向石灰工业，把它当作中世纪伦敦市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石灰生产的过程牵涉大量煤炭（数以千吨计）的燃烧，而与此相比，一个熔炉一年用的煤炭只不过区区一吨上下。因此，前面的结论与这种比较是一致的。12比较13世纪的石灰产量与发生在首都的有关空气污染的投诉数目，二者显示了同样的季节性模式。诚然，图中使用的石灰产量数据来自1286年威尔士的哈立克古堡（Harlech Castle）修建时记录的资料，但伦敦的建筑工程状况与此应该没有多大差别。通过这些石灰用量所观察到的季节性分布是可以被预料到的，因为建筑物的施工是在夏天进行的。如果需要用煤，人们必须在初春从纽卡素尔（Newcastle）订货。当冬天白天变短，而且恶劣的气候让室外施工变得不容易时，修建建筑物的工作便不再进行。到了20世纪的伦敦，取暖在燃料消费上占有显著的比例，人们因此可以注意到污染水平在冬天出现的峰值。（见图2：<a>13世纪建筑工程用石灰的季节性用量与<b>空气污染事件的发生次数和<c>现代伦敦空气中烟气的浓度之间的比较） 并非所有有关空气污染的诉讼都与主要来源有关。相当普通的民众似乎也会向当局投诉。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污染可能会影响房屋的价值。例如，由14世纪伦敦排除妨害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中就有这样的相关描述： 托马斯·扬和他的妻子爱丽丝投诉……铁匠铺的烟囱比应该有的高度矮12英尺（1英尺= 30.48厘米）。当铁匠们用人称“奥斯蒙德”的大块锻铁制造“护胸甲”、“护腿甲”、13“护臂甲”和盔甲的其他部件时，大锤的敲击震动了原告用石头和土垒成的房屋界墙，从而使原告房屋面临倒塌的危险，日夜打扰着他们及其仆人的生活，损坏了存放在地窖里的果酒与啤酒。铁匠铺的熔炉中使用的海煤形成的恶臭弥漫在原告的客厅和卧室中。其结果是，过去原告可以以每年交易执行价格10点（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租金出租房屋，而现在的租金只值40先令（在英国钱币旧制中12先令为1镑，20便士为1先令，直至1961年改用现在的币值，即100便士为1镑，先令不再存在。） 这个案例有可能与另外那桩涉及圣殿骑士团的案例一样，有关环境污染的诉罪只不过是为了赶走吵闹的邻人而采取的策略。 在这一案例中，受诉的盔甲铺匠人的答辩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一答辩与今天许多小行业主会给出的答辩类似。盔甲匠人们声称他们是诚实的商人，应该允许他们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改装他们的产业以符合他们工作的需要，并不受干扰地从事他们的生意。他们以如下理由对妨害诉罪进行抗辩：他们的熔炉很早以前就已经在现在的位置了，而受到烟气影响的房间是在此之后建筑的。 早期控制伦敦空气污染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人们对此有许多把握不准的地方。地方政府直截了当地禁止使用海煤，这实际上是唯一有效的反应。或许他们也鼓励修建有效的或者高大的烟囱。而且，我们毕竟在刚刚讨论过的那宗伦敦妨害法庭案中看到，原告争辩说，盔甲制造匠的烟囱没有达到正常操作所要求的高度。今天的高烟囱政策是避免在大型发电厂附近产生局部污染的主要方法之一。高烟囱不但可以把污染物带到远远高于我们头顶的地方，它们还能够利用高处更为强劲的风。在停滞不动的条件下（人们称之为气团停滞状态下的稳定空气层能够让污染在近地水平固定不动）高耸的烟囱有时候能够突破这一层稳定的空气。但对于中世纪的烟囱来说，人们的主要考虑应该是保证把烟气从室内带走，让它们在足够高的地方排放，从而让邻近的房屋保持清洁。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人们还探索过其他一些控制空气污染的途径。其中一个想法是为煤的使用设定限制。13世纪，曾有一批铁匠建议限制熔炉的使用时间。15中世纪晚期的贝弗利（Bevereley）（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座市场城镇）似乎实行了某种分区法规，让砖窑与城镇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因是砖窑会伤害果树。 很有可能的是，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的立法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307年的公告可能获得了部分成功，因为这些公告是特别为控制烧海煤的石灰窑颁发的。在这一立法之后三年又一次出现了对烟气的投诉，但这次人们没有点明其中牵涉的是哪一种燃料。在这些投诉中，人们只是说这些石灰窑必须挪走，因为空气遭到的污染造成了邻近这些石灰窑的伦敦市民的不便和痛苦。 如果1310年的这些投诉与使用煤造成的空气污染无关，那就相当有意思了。这可能意味着1307年的立法是成功的，因为它们至少在一段短时间内制止了在石灰窑中使用海煤。然而，这项立法显然没有如此成功地制止在熔炉中使用燃煤，因为很明显的是，几年后人们还在熔炼中使用海煤。或许用于熔炼的少量燃煤可以不受法规的管制。无论有什么样的法规，人们对铁匠的厌恶表明，公众不愿意做出特别的让步，即使立法者愿意。 即使我们可以接受如下的想法，即在14世纪开始后不久的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人们对煅烧石灰使用燃煤有所控制，但我们也同样必须说，这种控制肯定未能坚持较长的时间。在1329年有证据说明，人们又在用燃煤煅烧石灰，因为在那一年，来自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郡）的一位奸诈的运煤船主休·翰查姆（Hugh Hencham）因“操纵”伦敦的石灰价格而被带至法庭受审。 从此时直到14世纪中叶，有关伦敦的污染的投诉记录似乎出现了断层。尽管如此，以上的论述还是表明，我们无法断定空气污染已经不再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或许只是说明，人们已经不再记录这类事件了。尽管如此，伦敦的状况或许略有改变。作为燃料的木头可能多了一些，或者伦敦市民对于煤烟的气味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了，即使这种气味是煅烧石灰产生的。直到伊丽莎白时期（约为1559—1603年）之前，海煤的主要用途之一一直是煅烧石灰，莎士比亚也曾抱怨过来自石灰窑的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