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为了讲述》试读：一

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的家人当时住的镇子离巴兰基亚很远。那天早上，她赶过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找我，四处打听。知情人指点她去世界书店或附近的咖啡馆找找，我一天去那边两次，和作家朋友们谈天说地。那人嘱咐她：“千万小心，那帮人疯得厉害。”十二点整，她迈着轻快的脚步，从码放着书的桌子间走过，出现在我面前，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这笑让人想起她昔日的美好时光。在她说出“我是你妈妈”之前，我都没反应过来。 她变了，乍一看，都认不出来。妈妈四十五岁，将近十年怀胎，至少十年哺乳，生养了十一个儿女，早早地便已是满头银丝。她刚戴上老花镜，眼睛看上去大了一圈，眼神更显讶异。她身着重孝，为她的母亲服丧，尽管如此，她仍保持着婚纱照上的古典美，又添了成熟女人的韵致。拥抱前，她用她一贯郑重其事的口吻对我说：“我想请你陪我去卖房子。” 不用说哪栋房子、位于何处，这世上只有一栋房子属于我们：那座位于阿拉卡塔卡的外公外婆的老宅。我有幸在那儿出生，然而八岁起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念了三年大学，刚从法律系辍学，我的时间净用在读书（抓到什么读什么）和背书（背诵绝无仅有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上了，借阅的译作已足以让我掌握小说创作的技巧。我在报纸增刊上发表了六个短篇，赢得了好友们的赞誉和一些评论家的关注。下个月，我就满二十三岁了。我逃过兵役，得过两次淋病，义无反顾地每天抽六十根劣质香烟，在哥伦比亚的沿加勒比海城市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游荡，为《先驱报》撰写每日专栏赚取聊胜于无的稿酬，天黑了，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团糟，我还嫌不够，居然要跟一帮形影不离的朋友创办一本胆大妄为、穷途末路的杂志，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已经为此筹划了三年。我还有什么指望？ 并非品位独到，而是因为囊中羞涩，我领先于潮流二十年：胡须如野草，头发似鸡窝，身穿牛仔裤和花里胡哨的衬衫，脚上是一双朝圣者的凉鞋。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在黑灯瞎火的电影院里对别人说：“可怜的加比托没救了。”她不知道我就在附近。所以，当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她说路费不够，我碍于面子，说我会出自己那一份。 靠报社，没法儿解决路费问题。每日专栏三比索；要是人手不够，写篇社论四比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想去预支薪水，经理说我早已债台高筑，欠了五十多比索。那个下午，我做了一件朋友们谁也做不出的事。我在书店旁的哥伦比亚咖啡馆门前堵住了书店老板，年长的加泰罗尼亚学者堂拉蒙•宾耶斯，向他借十比索。可他身上只有六比索。 当然，妈妈和我都没想到，这趟短暂、单纯的两日之旅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纵使长命百岁，埋首笔耕，也无法言尽。如今，我已七十五岁出头。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即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 从出生到少年时代，记忆关注未来，忽视过去。因此，我那时对故乡的记忆才会一如往昔，未被乡愁理想化。故乡宜居，大家彼此相识。镇子沿河而建，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黄昏（尤其十二月间），雨后初霁，空气如钻石般晶莹剔透，圣马尔塔内华达山脉白雪皑皑的山顶仿佛就在河对岸的香蕉种植园里，阿鲁阿科族印第安人像一排排小蚂蚁，背着姜袋，为承受生命的重担而嚼着古柯，沿着山脊蜿蜒前行。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幻想着能用常年积雪在酷暑的街道上打雪仗。天热得令人难以置信，午睡时尤甚。大人们总是抱怨，仿佛高温在每天都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自出生以来，我总听到有人不知疲倦地唠叨，说铁轨是夜里铺的，联合果品公司的房子也是夜里建的，因为白天晒得滚烫的工具根本没法儿用。 从巴兰基亚到阿拉卡塔卡，只能乘坐破烂不堪的汽艇驶出殖民时期奴隶挖成的航道，穿过一大片浑浊荒凉的沼泽，来到神秘的谢纳加，最后转乘普通列车—刚投入使用那会儿，是全国最不普通的列车—前往辽阔的香蕉种植园，途中无数次停靠在尘土飞扬、热浪滚滚的村庄和孤苦伶仃的车站。这就是一九五○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七点—正值狂欢节前夕—妈妈和我要赶的路。老天爷莫名其妙地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怀揣着三十二比索，要是没法按照事先说好的条件卖掉房子，这点儿钱勉强够我们回来。 当晚信风大作，我在河港费了好大的劲儿劝妈妈上船。她不是没有道理。汽艇是缩小版的新奥尔良蒸汽船，燃料却是汽油，整个船身发高烧似的抖个不停。船上有个小厅，可以高高低低挂好几层吊床；摆着几排木椅，乘客们推推搡搡，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货物、鸡笼甚至活猪抢占座位；客舱没几间，闷得厉害，像军队营房，两张上下铺，基本永远被下等妓女霸占着，她们在旅途中提供紧急服务。客舱没空铺，我们又没带吊床，妈妈和我只好占领中间过道上的两把铁椅，好歹能坐一夜。 妈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马格达莱纳河紧邻入海口，河水有海水的气势，暴风雨将这艘胆大包天的汽艇吹得摇来晃去。我在河港买了一大堆最便宜的香烟，黑烟丝，烟纸差不多就是粗包装纸。我按照当年的方式，用头一根的烟屁股点下一根，一边吸烟，一边重读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当年，他是我最牢靠的精神导师。妈妈死死地攥着念珠，仿佛那是能吊起拖拉机、将飞机托在空中的圆形绞盘。她一如既往地不求自身，只求十一个孩子富贵长寿。她的祈祷感动了上苍。汽艇驶进航道，雨势渐小，风儿柔和得只能驱赶蚊子。妈妈收起念珠，默默无言，久久地注视着周围喧嚣的人群。 妈妈出生在一户普通人家，成长于香蕉公司昙花一现的繁荣期，在圣马尔塔圣母学校受过富家小姐般的良好教育。圣诞假期，她和女友们在绷子上绣花，在慈善义卖会上弹钢琴，在她一位姑妈的看护下，和当地羞答答的贵族小姐们一起参加纯洁无瑕的舞会。没人见过她谈恋爱，直到她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镇上的电报员。从那时起，健康和幽默—她的两大优点—一直陪伴她走过坎坷崎岖的漫漫人生路。然而，最令人诧异也最令人信服的是，她能够巧妙地掩饰个性中强硬的一面。典型的狮子座性格使她能够树立起母性权威，以厨房为据点，一边用高压锅煮菜豆，一边不动声色、柔声细语地控制整个家族，连最偏远的亲戚都能辐射到。 旅途艰辛，妈妈却安之若素。我看着她，心想：她迅速接受生活贫困、坦然面对社会不公的能力在那个糟糕的夜晚得到了证明。蚊子摆出吃人的架势；汽艇一路都在翻搅航道中的淤泥，溽热难当，令人作呕；乘客们心中火烧火燎，夜不能寐。此情此景是对人性的最大考验，脾气再好的人也会发毛。妈妈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做皮肉生意的姑娘们或女扮男装，或浓妆艳抹，在邻近的客舱内纵情狂欢，大赚一笔。其中一个在妈妈身边进进出出，她的客人串花灯似的换个不停。我以为妈妈没在意。谁知，那姑娘一小时内进出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时，妈妈同情地看着她走到过道尽头。 “可怜的姑娘，”她叹了口气，“干什么不比干这个强？” 就这样折腾到半夜。船身抖得让人无法忍受，过道里灯光昏暗，看书看累了，我便坐到妈妈身边抽烟，希望能从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流沙中挣脱。去年，我在萧伯纳的鼓舞下从大学辍学（他说：“很小的时候，我不得不中断教育，去学校上学。”），妄想无师自通，靠新闻和文学为生。我无法和任何人争辩，隐隐觉得，我的理由只能说服我自己。 父母对我寄予了很大期望，家境贫寒却不惜任何代价供我读书。辍学这种傻事，甭想让他们接受。尤其是爸爸，他几乎什么都能原谅，唯独不能原谅我拿不回一张毕业证书挂到墙上，帮他圆大学梦。我不再跟他联系，差不多一年后，我还在想该如何当面向他解释。这时，妈妈来了，让我陪她去卖房子。在汽艇上，直到后半夜她才提到这事，似乎上天启示，此乃良机。无疑，这才是她此行真正的目的。她的说话方式、她的语气以及斟酌妥当的句子，多半是出门前在长期失眠的孤寂中思量好的。 “你爸爸很伤心。”她说。 怕也没用，地狱般的时刻终于来了。妈妈总是这样，不慌不忙地切中要害，让人猝不及防。为了应付这场面，我明知故问： “为什么？” “因为你放弃了学业。” “我没有放弃学业，”我说，“只是转了行。” 她谈兴正浓，穷追不舍。 “你爸爸说，那是一回事儿。”她说。 我明知不是事实，依然强词夺理道： “他当年也放弃了学业，去拉小提琴。” “那不一样。”她当即驳回，“小提琴他只在节日聚会上拉，演奏小夜曲什么的。他当年放弃学业，是因为没饭吃。可他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发电报。当年这行很好，尤其是在阿拉卡塔卡。” “我也在给报纸写文章赚钱。”我说。 “你这么说，是不想让我难过。”她说，“你的落魄，瞎子都看得见。我在书店差点儿没认出你。” “我也没认出您！”我说。 “不是一回事儿。”她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叫花子。”她盯着我那双破凉鞋，又说：“连袜子都不穿。” “不穿袜子更舒服。”我说，“两件衬衫，两条短裤，一洗一换，还要什么？” “一点点体面。”她说，语气很快舒缓下来，“爱你才这么说。” “我知道。”我问她，“我说，换了是您，会不会也这么做？” “不会。”她说，“这么做是跟父母作对。” 想到当年她如何在婚姻大事上拼命跟父母作对，我笑了： “有本事，看着我的眼睛说。” 她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本正经地避开了我的眼睛。 “父母祝福过我，我才结的婚。”她说，“我承认，是我逼他们的。但他们祝福过我。” 她不争了，不是被我辩倒，是她想上厕所，又怕不卫生。我问水手长，有没有干净一点儿的地方。他说自己也用公厕，还说什么“大海之上，人人平等”，像刚读过康拉德一样。妈妈只好和大家一样将就，我很担心。谁知，她从厕所出来后，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说，”她问我，“要是我回去得了脏病，你爸爸会怎么想？” 午夜过后，航道里海葵的触须缠住了螺旋桨，汽艇搁浅在滩涂上，耽搁了三小时。乘客们不得不上岸，用吊床上的绳子把船拖下水。热浪和蚊子左右夹击，妈妈却打起了盹儿。家里人都知道，她说睡就睡，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边休息边聊天。船又开了，凉风习习，这下她彻底醒了。 “无论如何，”她叹了口气，“我得替你爸爸讨个说法。” “您别担心，”我自认没错，“我十二月回去跟他解释。” “还得等十个月。”她说。 “反正今年年内也没法儿跟大学交涉。”我说。 “你保证回去？” “我保证。”我说，头一回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着急。 “我能告诉你爸爸，你会答应他继续念书吗？” “不能！”我断然否决，“不能这么说！” 显然，她在找权宜之计，但我没给她可乘之机。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她说，“免得一听就是瞎话。” “那好，”我松了口气，“您照实说。” 我们说好，就这么办。不了解她的人会以为尘埃落定，但我明白，她只是暂时休兵，去喘口气。过了一会儿，她沉沉睡去。微风吹走了蚊子，空气清新，花香四溢，汽艇好似帆船般轻盈。 我们位于大沼泽，儿时的另一个传奇之地，外公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上校—孙辈们都叫他“老爹”—带我从阿拉卡塔卡去巴兰基亚看望父母时，走过几次。“遇到沼泽，别怕，要敬畏。”他说小池塘也好，桀骜不驯的大洋也罢，只要是水，脾气都摸不透。雨季有山里来的暴风雨。十二月到四月本该风平浪静，可只要北方信风呼地一吹，就会夜夜凶险。外婆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大家都叫她“米娜”—轻易不敢过沼泽，除非十万火急。她受过一次惊吓，困在里奥福利奥港等待救援，直到天明。 幸好那晚风平浪静。天亮前，我去船头窗前呼吸新鲜空气，只见渔火点点，如水面繁星，数不胜数。未见渔民们其人，只闻其声，在沼泽上留下幽灵般的回声。我把胳膊支在窗台上，眺望远山，突然间，第一缕乡愁涌上心头。 也是在这样一个清晨，也是在大沼泽，“老爹”让我在客舱睡觉，自己去了酒吧。不知几点，生锈电扇的嗡嗡声和客舱铁皮的噼啪声后，一大群人在闹腾，把我吵醒了。我当时不到五岁，害怕极了，但我很快镇定下来，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早上，在谢纳加港，外公敞着门，对着门框上的镜子刮胡子。我记得十分真切：他没穿衬衫，背心上永远挂着宽宽的绿条纹松紧带，边刮胡子，边跟一个人聊天。那人的模样我至今仍能一眼认出：侧脸长得像乌鸦，肯定错不了；右手有水手文身；脖子上挂着好几条粗粗的金项链，两只手腕上戴着金手镯和金手链。我刚穿好衣服，正在床上穿鞋。那人对外公说： “上校，别不相信，他们想把您扔进水里。” 外公笑了，接着刮胡子，并用他特有的傲慢反驳道： “幸亏他们没那么做。” 于是，我明白了前一天晚上为什么那么闹腾。我很吃惊，居然有人想把外公扔进沼泽。 陪妈妈去卖房子的那个清晨，我正在欣赏第一缕阳光将雪山染成蓝色，突然回想起了这个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插曲。在航道里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们有幸在日光下欣赏到大海和沼泽间那片亮晶晶的沙地。那里分布着好几个渔村，海滩上晒着渔网，蓬头垢面、瘦骨嶙峋的孩子们踢着破布做成的球。街头景象触目惊心，许多渔民未能及时扔出炸药，胳膊被炸飞了。汽艇驶过，游客们往水里扔硬币，孩子们便潜水去捡。 快七点时，我们被困在了离谢纳加不远的臭沼泽里。好几队装卸工蹚着过膝的淤泥，把我们一个个抱上岸，周围的母鸡打成一片，在泥沼里争抢食物。我们在码头慢条斯理地吃了顿早餐，有美味的沼泽海鱼和油炸青香蕉。就在此时，妈妈卷土重来。 “爽爽快快告诉我，”她头也不抬，“怎么跟你爸爸说？” 我要争取时间，好好想想： “说什么？” “说他唯一关心的话题，”她有点儿恼火，“你的学业。” 我很幸运。一位无礼的食客对我们激烈的谈话倍感好奇，也想知道我为什么辍学。妈妈答得很快，我有点儿被吓着了，她一向注重隐私。 “他想当作家。”她说。 “好作家很能赚钱。”那人说得一本正经，“替政府做事，赚得更多。” 不知妈妈是谨慎起见，回避话题，还是怕听插话的那人摆事实讲道理，两人竟大肆怀旧起来，感慨起我这一代人的不可预料，说到最后，挖出了许多共同的熟人，与科特斯和伊瓜兰家族沾亲带故。当年在加勒比海岸，这种事常有，而妈妈总是大惊小怪，认为这是值得庆祝的事件。 我们乘马车赶往火车站。拉车的只有一匹马，没准拥有传奇血统，全球范围内仅此一匹。妈妈凝视着从港口沼泽铺向天边的贫瘠的盐碱地，此地与我有一段历史渊源：三四岁时，外公牵着我的手，快步走过骄阳下的这片荒地，没告诉我去往何处。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绿色的水面，直冒泡，上面漂着一大群溺水的母鸡。 “这就是海。”他告诉我。 我很扫兴，问他海的那边有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海没有那边。” 今天，从这边和那边见过无数次大海后，我依然认为，那是外公最经典的回答之一。之前思来想去，大海都不是这副寒碜样。海滩上尽是沙砾，在腐烂的红树植物缠结错杂的枝条和贝壳尖利的碎片中，寸步难行，十分可怕！ 妈妈应该也在想大沼泽的那片海。刚从马车左边看到海，她便感慨道： “没有哪片海会像里奥阿查的海那样！” 这时，我跟她说起那群溺水的母鸡。她和所有大人一样，说那是小孩子的胡思乱想，然后继续看着沿途风景。根据她不同的沉默方式，我明白了她对每一处的感受。我们经过铁轨另一边的红灯区，彩色的房子，生锈的屋顶，年迈的帕拉马里博①鹦鹉站在屋檐边的铁环上用葡萄牙语招呼顾客。我们经过机车的加水站，硕大的铁皮屋顶是候鸟和迷途海鸥的栖息地。我们环城而过，看见宽阔荒凉的街道、辉煌不再的房屋：平房，落地窗，练琴声曾经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妈妈忽然用手一指： “瞧，”她告诉我，“那里曾经上演世界末日。” 顺着她的指头看过去，我看见了车站：树皮脱落的木屋，双坡锌皮屋顶，长廊形阳台，正对着一个光秃秃的、最多能容纳两百人的小广场。妈妈说，那里就是一九二八年军队屠杀香蕉工人的地方，死亡人数一直没有定论。从记事起，我听外公说过无数次，当年的场景几乎像我亲身经历过一样历历在目：一名军人宣读法令，宣布罢工者均为不法之徒，限五分钟内离开广场。毒辣的日头下，三千名男女老少一动不动。军官下令开火，机枪嗒嗒嗒吐出灼热的子弹，惊恐的人群就在这一成不变的嗒嗒声中，被欲壑难填的机枪一点点吞噬。 上午九点，火车会停靠在谢纳加车站，捎上从汽艇和雪山上下来的人，一刻钟后，接着往香蕉种植园腹地行驶。妈妈和我八点多赶到车站，不过火车晚点了，而且我们是仅有的乘客。她走进空荡荡的车厢，开心地叫道： “真奢侈！是专列！” 我觉得她内心酸楚，在强颜欢笑，因为岁月的创伤在车厢里历历可见。这是过去的二等座，不过柳条座椅没了，上下开合的玻璃窗没了，只剩下被穷苦老百姓光滑温热的屁股磨光了的木头板凳。车厢和列车都成了老掉牙的古董。过去分三种座位：最穷的坐三等座，长条凳上的木条是直接从装香蕉和屠宰牲口的木箱上拆下来的；二等座有柳条座椅、铜镶边；政府高官和香蕉公司高级职员坐一等座，过道铺着地毯，包着红色天鹅绒的扶手椅可以转向。要是香蕉公司老总、老总的家人和贵宾乘坐，车尾会加挂一节豪华车厢，镀金窗檐，遮阳玻璃，外加露天茶座，可以在旅途中坐在小桌边喝茶。我认识的人里，没人见过这节梦幻车厢的真面目。外公曾两任镇长，花起钱来也挺大方，可只有偕女眷出门时，才坐二等座。问他为什么坐三等座，他说：“因为没有四等座。”当年，火车最让人怀念的是它的准时准点，汽笛声和镇上的钟表分秒不差。 那天不知怎的，火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才开动。等它凄惨地嘎吱一声、慢吞吞地起步时，妈妈画了个十字，瞬间回到现实。 “这列车的弹簧该上油了。”她说。 或许，整列火车上都只有我们两个乘客。直到那时，还没有发生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事。我不停地抽烟，沉浸在《八月之光》里，时不时抬头望一眼，认一认途经的每一处。火车长鸣，穿过盐沼地，全速行驶在橙色石子铺成的凹凸不平的轨道上，车厢颠簸得让人吃不消。但十五分钟后，火车减速，悄悄喘息着，驶进了种植园凉爽的绿荫。空气越来越闷，感受不到一丝海风。不用放下书，我也知道，火车进入了香蕉种植园的王国。 眼前的世界变了。种植园大道分布在铁轨两侧，平行地蔓延开去，供运送青香蕉的牛车通行。突然，在不宜播种的土地上出现了红砖营地、挂着粗麻布窗帘和吊扇的办公室以及孤零零地矗立在虞美人田野上的医院。每条河边都有一座村庄，火车怪叫着驶过铁桥，在冰冷的河水中洗澡的女孩们如鲱鱼般跳了起来，乳房一闪，让乘客们有些不知所措。 几家阿鲁阿科族印第安人在里奥福利奥车站上车，带了满满几包雪山种植、全哥伦比亚最美味的鳄梨。他们怯生生地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找位子坐。可是，等车再次开动时，只剩两个带着一个婴孩的白种女人和一位年轻的神父。孩子一路哭声不断；神父穿着靴子，戴着头盔，像探险家，粗布长袍上打着好些四方形补丁，像船帆。孩子哭个不停，他说个不停，仿佛站在布道坛上，主题是分析香蕉公司能否回来。公司撤走后，这片地区就再没别的话题了。观点分两派，有人希望公司回来，有人不希望公司回来，谁都把握十足，信心满满。神父属于反对派，他的论调太过自以为是：“香蕉公司所到之处，无不一片荒芜。”女人们认为他在胡说八道。 神父说的话只有这句不算老套，他却解释不清。最后，抱孩子的女人说上帝不会支持他，让他感到很挫败。 怀旧总会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谁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袭。透过车窗，只见坐在自家门口的男人和沙砾河滩的洗衣妇一脸期待地目送火车经过。在他们眼里，提着公文箱的外国人就是回来重整旗鼓的联合果品公司代表。无论见面、串门还是写信，这句话迟早都会被提起：“听说公司快回来了。”谁说的？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回来？没人知道，但也没人质疑。 妈妈以为自己早已不受那些幽灵的纠缠，父母死后，她和阿拉卡塔卡就断了联系。可是，她的梦出卖了她。她会一边吃早餐，一边把最有意思的梦说给我们听，至少，那些梦都包含着对香蕉种植园的思念。最难熬的日子她都挺过来了，没卖房子，幻想着联合果品公司一旦回来，房价能翻四倍，可到头来，还是没顶住现实生活的压力。在火车上听神父说公司有可能回来，她脸一沉，对我耳语道： “可惜咱们等不了，要不然房子能多卖点儿钱。” 神父侃侃而谈那会儿，我们经过了一个小镇，广场上麇集着一群人，炎炎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在我眼里，所有镇子都一个样。“老爹”带我去堂安东尼奥•达孔特新开的奥林匹亚影院看电影，我发现西部片里的车站和我们的车站很像。再后来，我开始读福克纳，小说里的镇子和我们的镇子也一样。这不奇怪。我们原本就是把联合果品公司当救世主，按照美国临时营地的风格建造的镇子。我记得所有这一切，广场上的教堂，仿佛来自童话世界的三原色的房子；我记得一群群在傍晚高歌的黑人短工、那些坐在庄园棚屋前看货运列车驶过的雇工，还有一大早在庄园地界旁的水沟里发现的被砍掉脑袋的收割者，他们总是在周六晚上醉酒闹事；我记得铁轨那边阿拉卡塔卡和塞维利亚的美国佬驻地，围着通电的铁丝网，像硕大无比的鸡笼，夏日凉爽的清晨，被烧焦的燕子黑压压一片；我记得孔雀和鹌鹑悠闲地在清冷的蓝色草坪上散步，住宅的屋顶是红色的，窗前有防护网，露台上灰扑扑的棕榈树和玫瑰花间，摆着就餐用的小圆桌和折叠椅；透过铁丝网，有时能看见戴着宽檐薄纱帽、穿着麦斯林纱裙的弱不禁风的美人拿着金剪刀在花园里修剪花枝。 自小我就分不清这些镇子，二十年过去，更分不清了。车站门廊上的牌子掉了，图库林卡、瓜玛奇托、尼兰迪亚、瓜卡马亚等田园诗般的地名随之消失，所有镇子都比记忆中更荒凉。上午十一点半，火车停靠在塞维利亚车站，换机车、加水，度过漫长的十五分钟。天热起来了。火车再次开动，只要拐弯，新换的机车就会向后甩出一股股的煤烟，吹进没有玻璃的窗户，弄得我们一身黑。神父和那两个女人不知在哪站下了车，我们没有留意。如此一来，我和母亲更觉得这列幽灵般的火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乘客。妈妈坐在我对面，望着窗外，已经打了两三个盹儿，突然醒来后，又问起那个吓人的问题： “我跟你爸爸到底要怎么说？” 看来，她不会让步，无论如何都要让我打退堂鼓。先前她提了好几个办法，都被我立刻挡了回去。我知道，她只是稍事休息，不会停战太久。即便如此，她再次试探时，我还是吓了一跳。或许是为了打另一场徒劳的持久战，我用比之前稍微镇定些的语气回答道： “告诉他，这辈子我只想当作家，也一定能当上。” “你想当什么，他不反对，”她说，“只要你能拿个学位。” 她没看我，假装欣赏窗外的风景，没心思说话。 “您明知我不会让步，还这么坚持干吗？”我说。 她立马盯着我的眼睛，好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 “因为您和我是一路人。”我说。 火车停靠在一个没有镇子的车站，没过多久，又途经路线上唯一一片香蕉园，大门上写着名字：马孔多。外公最初几次带我出门旅行时，我就被这个名字吸引，长大后才发觉，我喜欢的是它诗一般悦耳的读音。我没听说过甚至也没琢磨过它的含义；等我偶然在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解释（热带植物，类似于吉贝，不开花，不结果，木质轻盈、多孔，适合做独木舟或厨房用具）时，我已经把它当作一个虚构的镇名，在三本书里用过了；后来我又在《大英百科全书》上见过，说坦噶尼喀①有一个名叫马孔多的种族，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也许，这才是词源。不过，我没做过调查研究，也不知道马孔多树长什么样，在香蕉种植园区问过几次，谁也说不清楚。也许，这种树根本就不存在。 火车会在十一点经过马孔多种植园，十分钟后停靠在阿拉卡塔卡车站。陪妈妈去卖房子那天，火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火车加速时，我在厕所，破车窗里吹进干热的风，旧车厢震天响，鸣笛声听了魂魄散。我的心抖抖索索，胃里翻江倒海，直犯恶心，手脚冰凉。遇到地震才会这么害怕，我飞快地冲出厕所，见妈妈不动声色地坐在位子上，高声报出一个个地名。它们从窗外掠过，如同昔日不再重来。 “那就是他们卖给我爸爸的那块地，说地里头有金子。”她说。 基督复临派教师的住所像流星一般闪过，花园里鲜花盛开，门牌上用英语写着：阳光普照。 “那是你学会的第一句英语。”妈妈说。 “不是第一句，”我说，“是唯一一句。” 火车驶过水泥桥，沟里的水浑浊不堪，美国佬给河流改道，引水进种植园。 “红灯区！男人们整夜跳昆比安巴舞，把一卷卷的钞票当蜡烛点燃。”她说。 散步道旁的长条椅，被阳光映红的巴旦杏树，我在那里学会认字的蒙台梭利学校的公园。转瞬间，在二月那个明媚的周日，阿拉卡塔卡镇的全景在窗外闪亮登场。 “到站了！”妈妈感叹道，“没人等火车了，这世界变化真快。” 火车鸣笛，减速，一阵长长的呻吟后，停下。首先震撼我的是寂静，一种有形的寂静，即使蒙上眼我也能在世上的其他所有寂静中分辨出它来。热浪滚滚，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流动玻璃。目力所及之处，无生命迹象，到处都蒙着一层薄薄的、滚烫的灰尘。妈妈望着死寂的镇子和空无一人的街道，又坐了几分钟，惊恐地叫道： “天啊！” 下车前，她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火车在时，我们没有感到全然孤独，但当它突然撕心裂肺地鸣着笛开走后，妈妈和我相对无言，无助地站在大太阳底下。镇子沉甸甸的凄凉扑面而来，锌皮顶、木结构、长廊形阳台的老车站，像挪到了热带的西部片场景。我们穿过无人照料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裂—走进在巴旦杏树的庇荫下沉睡的午后。 我自小痛恨午睡，大人躺倒，孩子无所事事。“嘘！别说话，我们在睡觉。”午睡的人在睡梦中悄声提醒。商店、学校、公共机构十二点关门，下午快三点才开门。屋里的空气让人昏昏欲睡。有些屋子里实在太热，人们索性在院子里挂起吊床，在巴旦杏树的树荫下摆上凳子，当街坐着午睡。开门的只有车站对面的旅馆（含酒馆和台球厅）和教堂后面的电报所。镇子和记忆中一模一样，只是小了点儿，破了点儿，被如暴风骤雨般袭来的厄运夷平：房子渐渐腐朽，锌皮屋顶被锈蚀出了窟窿，防洪堤上散布着花岗岩长凳的残骸和令人伤感的巴旦杏树。灼热的灰尘虽说无形，却能扭曲视线，灼伤皮肤。铁轨那边，香蕉公司天堂般的私人领地没有了通电的铁丝网，没有了棕榈树，灌木丛生，断壁残垣间开出了虞美人，医院也只剩火后废墟。每扇门、每道墙缝、每处人留下的痕迹都与我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共鸣。 妈妈挺直腰板，步履轻盈地往前走，丧服下微微出汗。她一言不发，苍白的脸色和瘦削的侧影暴露出她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走到防洪堤尽头，我们才看见一个人。哈科沃－贝拉卡萨街拐角出现了一个瘦小的女人，看样子很穷，端着一口白镴小锅，盖子没盖好，一路都在响。她从我们身边走过，妈妈没看她，悄悄对我说： “是比塔。” 我也认出来了。她自小在我外公外婆家的厨房里干活，要是她肯看我们一眼，即便我们变化再大，她也能认得出。可是她没有：她行走在另一个世界里。直到今天，我还在问自己：是不是在那天很久以前比塔就已不在人世？ 拐弯。尘土渗进凉鞋，十分烫脚。无助感压抑着我。这时，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妈妈，就像儿时看见一个小偷的妈妈和妹妹。在我看见她们前一周，小偷想撬开玛利亚•孔苏埃格拉家的门锁，被她一枪击毙。 凌晨三点，大门外有动静，有人想撬锁，玛利亚•孔苏埃格拉醒了。她摸黑起床，在衣橱里摸到一把“千日战争”①后就再没人用过的老式左轮手枪。黑暗中，她找到大门，双手握枪，估准高度，对准锁眼，闭上眼，扣动扳机。她以前从没开过枪，但那一枪穿过大门，正中目标。 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早上七点，我去上学时，尸体还在人行道上，地上的血迹全干了。死者的脸被打得稀巴烂，子弹穿过鼻子，从耳朵里出来。他穿着法兰绒彩条水手服、普通裤子，裤带是根龙舌兰绳，光着脚。他身旁的地上是一整套撬锁工具。 就玛利亚•孔苏埃格拉将小偷击毙这件事，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纷纷上门对她表示慰问。那晚，我和“老爹”也去了。她坐在一把硕大的马尼拉孔雀藤椅上，被热情的朋友们簇拥着，把那个故事讲了上千次。她说因为怕才开枪，所有人都点头称是。外公问她，枪响后，有没有听到其他声音。她说，开始很静很静，后来金属撬锁工具“哐当”一声掉在水泥地上，紧接着是虚弱而极度痛苦的声音：“哎哟，我的妈！”看来，外公问起，她才意识到那是令人心碎的呻吟，那时她才失声痛哭。 事情发生在周一。接下来那周的周二中午，大家都在午睡，我和我一生中最早结识的朋友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亚在玩陀螺，突然发现午睡的人们都提前醒了，趴在窗口。这时，我们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看见一个身着重孝的女人牵着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女孩抱着一束花，花枯了，用报纸包着。太阳毒，她们打着黑伞，对张望的人视而不见。她们是被击毙的那个小偷的妈妈和妹妹，要去坟前献花。 这一幕在我脑海中萦绕多年，是趴在窗口的所有人共同的梦境。后来我写了篇故事，才算解脱。问题是，直到陪妈妈去卖房子，直到自己也在午睡时分孤零零地走在同一条街道上时，我才意识到当年那对母女厄运之下，尊严犹在。 “我感觉我像那个小偷。”我说。 妈妈没听明白，经过玛利亚•孔苏埃格拉家门前时，也没瞅上一眼。子弹打穿了门，修复的痕迹还在。多年以后，我和她回想起那次旅行，证实了她分明记得那件惨案，但她宁可忘记。经过堂埃米利奥故居时，这点更为明显。我们都叫他“比利时人”，他是一战老兵，在诺曼底雷区双腿瘫痪，为了告别痛苦的回忆，获得永远的解脱，在一个五旬节的周日吸氰化金自杀了。那年我才六岁，但早上七点的死讯引发的混乱却犹如昨日发生的一般历历在目。我们回镇上去卖房子，妈妈才打破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沉默。 “可怜的‘比利时人’！”她叹息道，“就像你说的，他再也下不了象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