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奥武甫》试读：译序

史诗《贝奥武甫》早在第六、七世纪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日耳曼民族聚居的北欧沿海。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以后，它随着征服者的足迹来到新的土地开花结实，如果说英国民族是一个“舶来的民族”，那么，《贝奥武甫》就是一部“舶来的史诗”。 全诗共3182行，是英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约占现存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总量的十分之一。基本情节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诗行1—1904)：丹麦国王赫罗斯加兴建了一座宏伟的宴乐厅，遭到魔怪格兰道尔的袭击。那魔怪为所欲为，连续为害达十二年之久。消息传到高特人（在今天的瑞典南部。）耳里。高特武士贝奥武甫率十四勇士前往救援。经过激烈的搏斗，力大无穷的贝奥武甫扯断了魔怪的一只胳膊。垂死的魔怪逃回自己的洞穴。第二天晚上又有一个魔怪前来骚扰宴乐厅，此魔乃格兰道尔之母，是为他的儿子报仇来的。贝奥武甫与她在水潭下的洞穴中展开殊死搏斗，最后用魔剑将她杀死。 第二部分(1905—3182)：贝奥武甫凯旋回国。不久，国王海格拉克父子先后死于非命，贝奥武甫继承王位。他成功地统治高特国达五十年之久。就在壮士暮年，国内出了一条毒龙。该毒龙因自己守护的财宝被盗，开始向高特人进行报复。它口吐烈焰，毁灭一切。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贝奥武甫毅然进入龙窟。在一位名叫威格拉夫的年轻武士的援助下，毒龙被除，但老英雄也因受伤过重而献出了生命。 这部史诗八世纪初就已初具文字规模，但我们今天读到的本子是十世纪某个僧侣修订的（手稿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采用的语言是韦塞克斯和西撒克逊语。）。这个不知名的僧侣与荷马一样没有包揽，也不可能包揽整部史诗的创作工作，他只是搜集整理了前人的创作成果。在众多参与创作的人中，他不是最初的作者，而是最后的一位。在他以前，参与史诗的集体创作的工作的是一些吟游诗人，在我们充分肯定最后一位定稿者的特殊的贡献的同时，这些吟游诗人的作用是不可轻易忽视的。 “吟游诗人”，英文名称是“minstrel”，这个词从拉丁文“minister”(意谓“仆人”)演变过来。十三世纪开始用来专指民间歌手。因为他们是一些穿街走巷，以歌唱为职业的游民，汉语译成“吟游诗人”是合适的。但在十三世纪以前，英国还有另外两个名称用来称呼这些民间艺人：“司歌仆”(scop)和“格利门”(gleeman)（scop在古英语中含义是“说笑的人”；gleeman的词根“glee”意谓“快乐”。）。据说这两个名称最初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他们自己作歌，自己演奏；后者只是演奏他人的作品。后来这个差别逐渐消失，两个名称都用来指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艺人。 关于这些所谓的吟游诗人当时的活动情况，通过阅读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诗歌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哀歌中有一篇《提奥》(Deor)，主人公就是一位吟游诗人。他本来为国王服务，但后来一位比他更擅长歌唱的吟游诗人代替了他，实际上夺了他的饭碗。可见，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另外还有一首题为《威兹瑟斯》(Widsith)的纪诵诗（这一类作品为数不多，除了具有一定的历史考证价值外，文学价值不大。），记述一位吟游诗人如何周游各国，凭着自己的演唱才能赢得人们尊敬的经历。这首纪诵诗一共提到了七十个部落和六十九个国王和酋长，其中许多地方诗人亲自到过。考察一下那些确实存在过，但很快如过眼烟云在历史上消失的国家和国王，我们不禁要为诗人游历之广而惊叹。这种超越国界的演唱活动也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吟游诗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其实，在上古和中古的欧洲大陆，这些人几乎到处存在，只是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称呼罢了。在法国，他们被称为“荣格勒”(jongleur)或“特鲁伯德”(troubadour)；在挪威，叫做“斯盖尔特”(skald)；在斯拉夫语中，则为“格斯拉”(guslar)。尽管名称不一，实际上都是吟游诗人。 史诗《贝奥武甫》也多次提到了吟游诗人：贝奥武甫率高特勇士到达丹麦以后，丹麦国王设宴欢迎他，席间便有吟游诗人为他们歌唱助兴(见诗行496—497)。后来，魔怪母子被除，在先后两次庆功会上，都有吟游诗人的表演。史诗中的许多插曲就是借他们之口叙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贝奥武甫重创魔怪格兰道尔以后，一位善于吟诗歌唱的国王的侍从(实际上就是吟游诗人)还即兴用多姿多彩的文字歌颂了贝奥武甫的武功事迹(见诗行867—873)。假如史诗所描述的都可以当做史实来看待的话，这位当场采词歌颂铲除魔怪的英雄的吟游诗人该是《贝奥武甫》的第一位作者了! 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历史上确实有过贝奥武甫其人，而且确实是史诗中提到的高特国王海格拉克的外甥。有一次，海格拉克率舰队劫掠莱茵河下游弗罗西亚人的土地，当时该地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他们获得赃物甚丰，正欲启程回去，忽遭法兰克士兵的袭击。海格拉克死于战场。贝奥武甫杀死一名法兰克旗手，泅水逃回高特。这件事发生在公元五二一年，史诗《贝奥武甫》中穿插提到过四次，正好与法国史学家格利高里的《法兰克的历史》和无名氏的《法兰克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吻合。 如此推算起来，从与贝奥武甫同时代的“第一位作者”到最后定稿《贝奥武甫》的僧侣，历史已跨越了近五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有多少民间诗人(包括吟游诗人和僧侣诗人)参与过《贝奥武甫》的集体创作呢?这问题无法弄清楚，也没有必要弄清楚。民间诗歌的集体性就是集体性本身，没有必要再从集体性中去分离个体性的因素。然而，这种以集体创作为基础，最后又以某个僧侣修订定稿的文学创作过程是值得研究者的特别重视的，因为历史的演变必然对史诗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贝奥武甫》的主人公生活在异教思想为主导的氏族社会，成稿时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异教思想为主导的氏族制度早已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公元五九七年，圣奥古斯丁奉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一世之命，率四十僧侣来到不列颠传教，这标志着英国的宗教信仰已从多神教转向了一神教。到了僧侣诗人整理修订《贝奥武甫》时，基督教在英国已经取得了国教的地位，教会的势力已发展到与封建贵族分享国家政权的地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则完全控制在僧侣手中。《贝奥武甫》在这个时候经僧侣诗人之手最后定稿，不可能不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他在整理民间流传的口头创作时必然要把他所信奉的基督教的观念添加进去，从而使作品所体现的宗教观念具有了两重性，即多神教和一神教的思想极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比如，史诗中反复无常的命运之神常常与仁慈而万能的上帝同日而语；魔怪格兰道尔竟然成了该隐的后代，等等，反映在宗教基调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已经成了史诗的一大特色。 从内容上看，《贝奥武甫》具有民间童话的性质：主人公三战妖魔，就是民间童话的典型结构。吃人的巨人，吐火的毒龙，都是民间童话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按照民间故事类型学分析，贝奥武甫战胜格兰道尔，属于降妖型的故事，杀毒龙则是开洞取宝型的故事的演变。史诗的作者将这两种类型的故事合并，塑造了贝奥武甫这个可敬可亲的英雄形象。在这里，童话与史诗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形式。这个例子同时还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童话可以转化为史诗，反之亦然。 民间童话一般是虚构的，在我们承认《贝奥武甫》具有童话性质时，即意味着它所表现的基本情节的非现实性。确实，尽管贝奥武甫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构成史诗基本情节的两次武功事迹——战魔怪和杀毒龙却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贝奥武甫所能完成的。这样的英雄属于半神半人，只出现在神话传说和民间童话中，与现实隔着较大的距离。 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什么要借历史人物之名敷演出一个非现实的半神半人的形象来呢?简单地用古民造神的动机去解释只会将读者引入歧途。贝奥武甫虽然被史诗的作者加以神化，但毕竟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他的活动空间始终在人世间，而不是在一个超自然的环境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要虚构贝奥武甫这个英雄形象并以口头歌唱的方式世世代代加以歌颂，是因为在他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美好理想和追求。他们通过贝奥武甫不仅仅宣扬自己的宗教意识或神话意识，更重要的是传达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认识。 史诗的第一部分写主人公的青年时代。丹麦王国受到魔怪骚扰，生灵涂炭，贝奥武甫得到消息后毅然前往救援。这行为本身表明他不仅具有见义勇为的侠士精神，而且具有泛民族主义思想。当时的欧洲社会，国与国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的斗争极其残酷，能长期和平共处的相邻国家寥寥无几。贝奥武甫能为别国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实在难能可贵。从个人动机而言，他固然比较看重名誉，但这种对于名誉的追求是健康的，积极的。在丹麦王宫里，他并不因自己的勇力而妄自尊大，而是虚怀若谷，彬彬有礼，始终恪守臣子之礼。在自己人面前，他恭顺得像一头羔羊；但一旦走上战场，面对敌人，又会变得像一头凶猛的狮子。这种对友恭顺、对敌勇敢的精神后来受到骑士文学反复宣扬。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奥武甫不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目中一个理想的英雄，而且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道德完美的骑士。 后来，贝奥武甫成了国王。但他之所以取得王位，并不是因为自己图谋这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没有这野心。老国王阵亡后，王后欲立他为高特国王，他不受，甘愿辅佐国王之子赫德莱德。直到赫德莱德死后，他才登基为王。这一行动足以表明他具有坦荡的胸怀和忠诚无私的品格。国内出现毒龙为害的事件时，他已是个年迈的老人，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最大的风险。毒龙被杀死后，他也受了致命伤，临终前没有为自己的死而悲伤，而是为以残生的代价为自己的人民换来巨大的财富而欣慰： 为了眼前这些玮宝明珠， 我要感谢万能的主，光荣的王， 永恒的上帝，是他庇护我 在临死以前，为自己的人民 获得这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如此无私无畏、爱民如子的国王将受到黎民百姓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贝奥武甫扮演了武士(广义指臣僚阶层)的楷模和理想的国王双重的角色。史诗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表现了他们对于这两种人的道德与行为规范的期待与渴望。 贝奥武甫这样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除了对理想的向往外，客观上还有时代本身的原因。这方面史诗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贝奥武甫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野蛮的年代。他的同胞——北欧古代日耳曼人靠渔猎、畜牧、种植、劫掠为生。尤其是劫掠，成了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发生在稍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不列颠大迁徙，就是一次劫掠性远征)。当时氏族之间，国家之间经常发生血仇磨擦。既使在贵族内部，各种矛盾也层出不穷。这幅真实的历史画卷在史诗中是通过几个插曲来表现的： 之一：丹麦某部落酋长赫纳夫与弗里西亚（地名，在今天的荷兰。）国王芬恩发生纷争。论亲属关系，芬恩还是赫纳夫的姐夫。结果两败俱伤：赫纳夫与芬恩的儿子阵亡。赫纳夫的部将亨格斯特与芬恩暂时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并共同为死者赫纳夫举行火葬仪式。此后双方都伺机复仇，终于又发生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这次芬恩被杀死在卫兵群中，王后遭囚禁。获胜的亨格斯特带了赫纳夫的亲姐姐希德贝尔返回丹麦。 之二：丹麦国王为了调解他的国家与希索巴人的世仇，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希索巴国王弗罗达的儿子英格德。然而，就在新婚庆典那天，一位希索巴老兵向同族一位青年煽动说，他父亲被丹麦人所杀，凶手的儿子正是公主侍从中的一位。那青年为了替父报仇，杀了那位公主的侍从。于是，以联姻缓解世仇的努力宣告失败，双方重新回到敌对状态。 之三：瑞典国王奥根索有两子：欧赛尔和奥尼拉。奥尼拉继承王位后，残酷迫害欧赛尔两个儿子伊恩蒙德和伊吉尔斯。兄弟两人逃到高特国避难，高特国王赫德莱德(海格拉克之子)收留了他们，结果招致巨大的祸患：奥尼拉追杀过来，赫德莱德陪上了性命。贝奥武甫继位后，派兵支援伊吉尔斯，最后杀死奥尼拉替赫德莱德报了仇。 之四：贝奥武甫的外祖父，高特老国王雷塞尔原有三个儿子：赫巴德、赫斯辛和海格拉克。一次，赫斯辛用箭射他的朋友和家臣，结果误杀自己的亲兄弟赫巴德。老国王伤心而亡。后来瑞典人与高特人发生氏族纠纷。新国王赫斯辛阵亡，由海格拉克接替王位。他最后杀死了瑞典国王奥根索，为兄弟报了仇。 以上是按史诗的行文顺序出现的几个主要插曲。次要的插曲还有好几个，如丹麦国王赫罗斯加与女婿间的自相残杀；贝奥武甫的父亲艾克塞奥与希塞拉夫家族间的血仇；丹麦武士安佛斯杀害自己的亲兄弟等等。 这些插曲大多具有史料价值。尤其是与史诗主人公有关的几个插曲，是我们用以比较文学人物的贝奥武甫和历史人物的贝奥武甫的最好资料。插曲构成的是一个真实的时代背景，那位半神半人的英雄就活动在这背景之下。残酷的现实与理想的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史诗的作者显然是想用前者的存在证明后者的创造的必要性。在以血仇、掠夺性战争为主旋律的战乱的年代，人民是渴望和平的。他们希望作为统治阶级的两种人——国王和他的臣属能像贝奥武甫那样无私无畏，兢兢业业地为国为民服务。在他们的心目中，理想的国王应该像贝奥武甫那样光明磊落，没有任何个人的野心，而不要像奥尼拉那样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千方百计想将潜在的王位继承者赶尽杀绝。理想的武士则应该具有谦逊、善良、忠诚、勇敢等美德，而不要像安佛斯那样在格兰道尔为害自己的国家时无所作为，而对自己人却强横霸道，甚至丧尽天良杀害自己的亲兄弟。 总之，插曲在史诗中并不是多余的。它们所起的作用是虚与实的对比作用。通过这种对比，贝奥武甫这个人物的时代意义也就昭示在读者面前了。 艺术方面，《贝奥武甫》也很有一些特色。首先是上述插曲的表现形式，就显得多彩多姿，充分体现了史诗的整理者对叙述手法的把握。 关于赫纳夫与芬恩之间血腥屠杀的故事，安插在贝奥武甫杀死格兰道尔以后。丹麦国王赫罗斯加为了给贝奥武甫庆功，在宴乐厅举行盛大宴会，民间歌手演唱了这支悲歌。丹麦国王嫁女以调解血仇未果的故事是在贝奥武甫回高特国以后由他自己向海格拉克叙述在海外的历险时提到的。当时最后的结局尚未出现，但据贝奥武甫“推测”，这种以联姻换取的和约很快就要维持不下去了。与贝奥武甫直接有关的那段插曲，即奥尼拉追杀其侄儿导致赫德莱德搭上性命的故事又是通过史诗作者自己的口吻说出的。其他几个小插曲表现形式也每每不同：赫罗斯加与女婿间的自相残杀采用的是提前交待的方法；安佛斯杀害自己的亲兄弟一事则通过对话予以揭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使史诗的结构显得灵活多变，跌荡起伏。 不过，有必要指出：史诗所运用的这种插曲艺术尽管具有富于变化的优点，但并不是很完美的。最大的缺陷是与主要情节的衔接不够自然、流畅，容易使读者产生突兀感。难怪有的批评家在对插曲作为时代背景的反衬作用熟视无睹时，会指责史诗的结构与情节太杂乱纷繁，像一个破布袋子，里面塞满了北欧各民族的历史片断，使人看得眼花缭乱。 史诗另外两个重要的艺术特点是运用对衬法和暗示法。 史诗第一部分写主人公的青年时代，第二部分写他的老年，这是结构的对衬。主要情节的童话性质和插曲的史料性质，这是内容的虚实对衬。另外，作为武士的贝奥武甫和狂妄的武士安佛斯，以及作为国王的贝奥武甫和暴虐无道的海勒摩德，则构成人物形象的对衬。除了与主人公形成对衬的例子，次要人物之间也有对衬，如后半部提到温柔善良的王后希格德时，马上就引出残忍骄傲的公主莫德莱丝作为对衬。诗中写该公主有一个怪癖：除了她丈夫，其他人一概不许正眼看她，否则处以死刑。通过这种对衬描写，善与恶的界线更加明确，史诗的主题思想也随之得以深化。 如果说对衬法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深化主题，加强人物的形象性，那么，暗示法所起的则是心理影响作用，以先兆性为其基本特征。这一手法在《贝奥武甫》中运用得很普遍。如贝奥武甫杀死魔怪格兰道尔以后，丹麦歌手在庆功会上唱了西格蒙德屠龙的故事，这里就暗示了贝奥武甫后来与毒龙交战的事。史诗一开头就描写了丹麦国王赫罗斯加的祖先希尔德的葬礼，这里暗示着贝奥武甫与毒龙同归于尽后高特人为他举行的葬礼。有趣的是，希尔德的儿子也叫贝奥武甫，这是历史的巧合呢还是作者有意的安排?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大。希尔德的葬礼及其子贝奥武甫的继位与那位同名主人公没有任何联系，史诗的作者显然是为暗示而暗示的。当然，从艺术的角度看，这种为暗示而暗示的手法未必高明，因为一般的读者更欣赏的是情节有机结合的艺术品。 还有，叙述中大量穿插对白也是史诗的一大特色。其中最著名的两次对白是赫罗斯加对贝奥武甫的临别赠言和贝奥武甫与毒龙交战前的慷慨陈词。前者很像一篇箴言诗。史诗的作者借赫罗斯加之口大谈人生的哲理，就像莎士比亚在《汉姆莱特》中波劳涅士对启程远行的儿子莱阿提士谆谆教诲一样（见《汉姆莱特》第一幕第三场。）。后者是决战前的宣言。在这篇言论中，史诗作者先采用倒叙的手法让贝奥武甫追述高特国的历史和他自己的武功事迹，然后再表示他准备面对死亡的挑战的决心：“我有勇气去夺取金银财宝，否则，就让可怕的血战使你们失去自己的国王!”运用对白使史诗的人物形象更鲜明，更富有个性。 史诗中还有几个数字值得注意：贝奥武甫出发丹麦时带了武士十四个，连他自己在内共十五个。结果是他战胜了魔怪母子。第二次与毒龙交战，武士的数目是十三个(包括他自己)。史诗中特别提到：团体中那第十三个人正是那个盗窃了一只金杯导致毒龙报复的奴隶。结果贝奥武甫与毒龙同归于尽。两个数字在这里显然具有象征的意义：十五代表吉祥，完美；十三代表灾祸、丑恶。两种象征性都与基督教有关：十五为五的三倍。根据基督教的说法，五表示神圣的真理，以五标示的图案(如五角星)据说还有防范疾病与妖魔的功效。而十三这个数字则完全不同。耶稣当初就是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的。史诗中运用数字的观念除了说明象征在作品中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法，同时还是史诗定稿者宗教立场的佐证。 最后，交待一下我的翻译。 我所据的原文本子是一九九一年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丛书》(Anglo-Saxon Books)中的《贝奥武甫》。这个本子是一九七五年海盗出版社出版的本子的修订本，采用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对照排版。修订者为当代《贝奥武甫》研究专家约翰•波特(John Porter)。与其他现代英语本不同的是，这个本子采用的是逐字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由于古英语的文法与现代英语的文法有较大的差异，逐字翻译的文字用现代英语的语法来衡量是不那么通顺的。但是，我还是坚持使用这个本子翻译成中文，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本子是最靠得住的。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我还参阅过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企鹅丛书》中的现代英语本和一九七年纽约出版的《诺顿文学选集》中的散文译文。《诺顿》的散文翻译，其实比许多所谓的诗体译本更值得信赖，至少在对史诗的理解上比别的本子更准确一些。史诗原文押头韵；每行分两顿，显得十分整齐。头韵我们无法模仿，但每行两顿是可以做到的。我的翻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丛书》把史诗的原文分成四十八小节，没有标题；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采用了《诺顿》中的标题，并以空行的形式保留《盎格鲁—撒克逊丛书》的段落划分。这样的处理，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陈才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