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的博弈》试读：《无常的博弈：327国债期货事件始末》前言

本书为《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一书的全新修订版。该书在2015年初甫一出版，就引发了诸多反响。 但我没想到，第一个主动和我联系的当事人居然是李剑阁。 在我2014年收集整理资料访谈各方当事人，全身心撰写《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时，也几次起念想找剑阁聊聊——因为他在事发当年担任中国证监会分管期货市场的副主席，十几年后又阴差阳错转任申万证券公司董事长，按理他算是327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我虽与剑阁认识多年，但自从他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我因在上海证交所供职，便很少找他——想到有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各种不方便，踌躇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住了。 就这样，在还原327事件的过程中，我虽然当面访谈了绝大多数当事方的重要当事人，但由于辽国发三兄弟失踪、证监会的领导不便找，我总觉得有些许缺憾。 新书出版后，我开始在FT中文网我的专栏中连载部分内容。 2015年春节前突然接到剑阁的电话，原来他是看了我的专栏，通过时任总编张力奋辗转找到我，向我要书的。 剑阁在电话中说，看到我在FT中文网专栏写327事件的历史，想找我聊聊。于是我首先向他道歉：“在写书时就曾想找您，但思忖半天，觉得您还在位置上，所以就没有主动找证监会这个当事方的任何人做访谈，因为你们也不方便说。”没想到听了这话，剑阁在电话中呵呵一笑，说：“我刚刚从申万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现在方便说了……”我立刻接上他的话茬：“那我马上请人把书给您送过来，过了春节我和您约时间，我们当面好好聊聊？” 于是，春节后我专程到北京，就327前后他所亲历的历史做了一次迟来的访谈。 接下来便一发不可收拾，许多当事者直接或间接向我表示愿意接受访谈，聊聊当年的事情。甚至一些已经接受过访谈的当事人，也找机会接受了我再一次的访谈，进一步澄清和补充了许多细节。 特别有趣的是，2015年我参与上海市金融办和政协文史委组织的上海金融口述历史访谈项目，该项目要访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沈若雷，可沈若雷对列给他的访谈题目表示没啥可多谈的，反而表示对327事件和1996年地方政府影响市场的历史有话可说。于是在该行工作人员安排下，沈若雷专门抽时间接受了我的访谈，澄清了在327事件中上海市政府如何决策挽救万国证券和1996年地方政府影响市场的过程中诸多以讹传讹的历史细节。 于是，从2015年上半年开始，我在不断参与出版者和其他机构组织的各种读者见面会之余，持续对当事人进行了新的访谈：李剑阁、谢荣兴、尉文渊、王培君、李振法、沈若雷、钟宁、武小强、汤仁荣、王书琴、胡晓辉 ……中金所、期货业协会的诸多研究人员和一线操作人员也在不同场合参与了我发起的有关期货操作手法、理念、策略等等专业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包括一些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不断把周正毅、刘汉、袁宝璟、戴志康、张振新等一批当年在国债期货市场跟风做多的“小散”的身前身后事演绎得纷纷扬扬，并且不辨历史真相地冠之以“327事件赢家大佬”，以博人眼球、赚取流量。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不经考证的说法都是极不严谨和严肃的。要说327大佬或大赢家，套一句江湖上不怎么恰当的比喻：至少也得是当年在中经开上海、北京营业部大户室里，和戴学民、钟宁等可以称兄道弟；或者在上交所、北商所和尉文渊、刘波、武小强等能够勾肩搭背的才差可入围……不过，当年在国债期货市场上出头露面的大佬，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本书中基本都罗列出来了。 2012年4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危机与全球资本市场的新挑战”分论坛上，时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李剑阁表示: “大家都知道1995年发生的327事件，我本人当时在证监会分管期货，是中央调查组的副组长。要对这个事情进行全面认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现在17年过去了，大家气也没了，有些事该处理的处理了，有的人关进去也放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谈这个事了。” 但20多年来，绝大多数327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们，或者隐身幕后和海外，或者在后来混迹市场的过程中被修理得谨言慎行，所以现在已没有可能让这些市场大佬们在现实中心平气和地坐到同一个台面旁。 不过历史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再现，在本书初版前后，笔者访遍了与327事件相关的市场的参与方、监管方和组织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当事人。在这本书里，终于所有的327大佬可以集中到一起“坐下来谈谈这个事”了。 根据近年来不断访谈所得到的新的史料，以及访谈所引出的新的考证线索，原来书中部分史料的缺失、遗漏和部分细节因当事人记忆偏差的失真，逐渐显现出来。这就使得我和出版人都觉得有必要尽快引用新得到的史料对原书做一个修订，以更好地还原历史事实、澄清失真和谬误。 本书的这次修订，增加了三个章节，全书各章节增删补充，共增加篇幅2万余字。最大的改动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市场数据的分析和史料的考证，补充了万国证券上海黄浦区营业部和中经开上证在国债期货313品种上发生的第一次对决，并纠正了314和313的史料混用；根据上交所327合约与北商所401506合约1995年1一2月交易数据复原了万国证券和辽国发主动出击、跨市场布局的经过；对2月23日当晚及之后，上海证交所与证监会就事件处理所进行的互动，则根据李剑阁的回忆作了补充；对2月25、26日上海市政府救万国、申银和万国合并的决策过程，也根据沈若雷的回忆做了修正和补充。 其他有关汤仁荣并没有因为做319失误而受处罚，而是316合约平仓时遗漏了一个仓位没有及时平仓，所以才造成了将近2亿元的亏损……诸如此类的细节都根据当事人新的回忆一一作了更正。 2015年6月6日，管金生现身公开谈论327事件，之后恰逢股灾中金融期货的多空之辩达到高潮，市场专业人士和一线操盘手也不断就管金生所谈到的认识和反思，从专业角度澄清了概念的误解和理念的失误。我将这些内容也一并归入附录12中，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2018年，曾长期在期货发展和监管一线岗位上工作的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出版了他的专著《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根据本书初版还原的327事件，他在书中从期货市场专业角度，详尽地分析了导致327事件的重要原因——中央对手方的风险失控。我也将他的观点和书中披露的新史料加入了修订版中。 2019年5月，上海著名作家俞天白专门约见我，给了我一份珍贵的史料 当年事发后不久管金生为自己的行为申诉和辩解的材料。20多年来围绕327事件流传甚广的阴谋论推演、针对管金生与万国证券砸盘行为的合理化洗白，以及长期以来有关万国证券命运的悲情演绎，这份材料应该是最初的发端。 在附录中还收入了万国证券部分员工和一线交易员对327的反思，相对于万国证券公司部分高管几十年来的讳莫如深，这些基层员工当年对市场和327合约的理解表现得更为敏锐，几十年后的坦诚反思也显得更为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