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试读：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概念：起源与争辩

文 | 切萨雷·瓦索利（Professor Cesare Vasoli，佛罗伦萨大学文学与哲学系） 译 | 徐卫翔 文艺复兴哲学的起源：经院哲学思想以及对一种新文化的需求 任何对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念之含义的探究，都需要有预先的限定和解释。比如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有一种特定的文艺复兴的哲学——一种可以说是反映了这一特定历史境遇中越来越复杂的理智活动的哲学？这一术语是否可以用于那些思维方式，它们虽然盛行于十五及十六世纪，却依然延续着典型中世纪的思维？十三世纪中叶——尤其是在意大利——所出现的种种思辨潮流，到底代表了过去的延续还是断裂？经院自然哲学及逻辑学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有多密切？“人文主义修辞学”对于那原本可以迅捷且线性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吗？本卷所讨论的许多问题的历史意义，若不考虑那些社会因素便不能正确评价，那些因素破坏了十三世纪西方Christianitas（基督教世界）的一致性，强调各理智活动中心的差异而非相似性，并且引入了各种新的思维方式。如果不留意大学以外所出现的文化机构、社会阶层以及其成员的地位、其目标、其竞争以及其受众，便不能厘定文艺复兴哲学的概念。自十四世纪初，经院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便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前者从后者的方法论及语言学进步中获益良多。西欧与中欧的大学分享着类似的组织方式，而意大利重要的文化中心——帕多瓦、博洛尼亚、帕维亚（Pavia）、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na）、佩鲁贾（Perugia）、拿波里——依然繁荣，尽管在政治控制下多少有些削弱。大学里主要有三个系：神学、法学以及医学，以及那些致力于基础性教学的人员：哲学、通识科（arts）、天文学和占星术。掌握了这些学问的人会成为高阶教士、律师、公证人、医生，以及为了探索纯粹理论而避免应用研究的自然科学家。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意大利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动荡，催生了各种新型的政府和公共机构，而传统的职业训练变得越来越不敷资用。商业文化所产生的各种道德与神学问题，靠解经训练的神学家，以及学彼得·伦巴底（Peter Lombard）《箴言录》（Sententiae）以及各种《大全》（Summae）出身的人，已不再能够解决。传统的法学教育不足以培养王侯的大臣和新兴自治市（communes）的秘书官，尤其是那些志向更为远大的人。他们需要历史学以及在文学和修辞上更加雅致的训练。医学训练也走向了对古代权威更具批判性的分析，越来越需要经验的证据。经院思想中更为激进的思潮——奥卡姆主义之类——正在动摇sapientia（智慧）概念的统一性，原本它一直在抵抗十三世纪的文化转变。对逻辑语言及其语义结构的分析取消了res（事物）与verba（言词）、个体具体且直觉的感知与理智所产生的概念或符号之间的区分。教廷与帝国——中世纪世界中两大基础性权威——陷于混乱。权威力量由理论上不可分割的独一的christianitas（基督教世界），转向了在世俗生活各层次上运行的混杂的具体机构。 《诸艺之争》（Disputa delle arti）和道德学科的优先性 大学教育——始终建立在对auctoritates（权威作者）以及经典文本（比如说，在哲学中，便是corpus Aristotelicum［亚里士多德作品集］及其注释书）的分析和诠释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大学教育的反对者们，厌倦了传统经院主义狭窄的课程设置，拒绝相信哲学只是形而上学以及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Physics）中诸前提的讨论。即便是在十三世纪初，诸如帕多瓦等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们，就开始直接从古典文本中寻找语言及文体的模式，同样也把它们作为道德exempla（榜样）的丰富来源。 这些前人文主义者（pre-humanists）的活动很有教益，它揭示了这样一点：一般而言，正是那些受过法学训练的思想家，最反对传统的进路及注释家的技术。经院思想的最高水平——对现代形式逻辑之前史极为重要——所引发的，绝不仅仅是加剧对经院哲学行话与诡辩术的抨击：彼得拉克和其他人早就指控“野蛮的苏格兰人及不列颠人”的cavillationes（吹毛求疵）玷污了“神圣的”拉丁语言。就早期人文主义者而言，逻辑技巧原发的形式化以及经院语言，印证了在专业经院学者的语言（只有他们自己能理解）和直接有效的民政管理的语言（适合于政治与伦理话语）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鸿沟。不同课程之间的反差变得越来越明显。传统类型的课程，局限于lectio（讲读）、注释、quaestiones（问答），完全不同于各种新学校的课程。这些学校始终在官方的学术机构以外，所提供的是语法、修辞等语言模式，适合的是政治活动、道德话语以及对古典语言及文学的深入理解。在对经院心性与方法最早的批评背后，不难发现一种新哲学之概念、含义、目标，及其在新学问中之地位的最初迹象。这一点也可见于有关何种学科更为重要的冗长争论；法学是不是高于医学、自然科学是不是高于文学或者历史？然而，在早期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人的哲学与医生及自然科学家的“无益的好奇”之间的差异，不能被看作简单化的二分对立：诸如观念与文字、自然科学与修辞学，或者传统教师所从事的哲学探讨与新型教师对语文学的精通熟谙。对经院主义粗鄙行话的抨击，以及说他们的辩证法不切合真正的人类关怀，同样也是对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表述：这种思维方式主张提升对公民生活有益的artes（诸艺）的地位，令它们成为教育的核心，以及传统学术等级之外新知识阶层的训练基础。这一新思维的倡导者关心的是他们时代的伦理、宗教及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因十四世纪各种制度性危机而加重。对于这些人，走出数百年黑暗、衰退与败坏的唯一途径，便是回到古代的sapientia（智慧），恢复其作为生活与思考的榜样作用，同样还有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就这样，renascentia（复兴）的神话，以及有关历史循环的同类概念，便构成了一种核心思想，支撑着回到古人、批判当时僵死野蛮的思维方式的想法——这种思维方式，陷入错综复杂的注释与quaestiones，其语言与形式化逻辑远离了古人的榜样，其神学与法学萎缩成少数晦涩诡辩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