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这是一段沉痛屈辱的历史，这是一段前赴后继追寻光明的岁月，这是我们国家命运的关键转折点。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便进入了那个时代，成为一名理性的旁观者，或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者。
书中主要讲述了清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到民国初立这段时间纷乱的历史，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等历史事件穿插其中。对这段令人扼腕的历史我们太过熟悉，对这段这么近又那么远的历史我们并不了解。专权恋政的慈禧何尝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与平凡的母亲？保皇维新领袖康有为不诚不信而又狂妄迂腐，名为救国实则误国；固执立宪的杨度洞悉国情看透人心，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没有完人，没有绝对的君子，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小人，他们都是拥有七情六欲、优缺点分明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个僵化的模板。因为人心，本就是这么复杂；因为他们不是历史，而是人。
共和之路漫漫，吾辈将上下而求索。
天底下最难写的字：悲夫壮哉李鸿章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他是晚清力挽狂澜的第一人，也是丧权辱国对外媾和的“卖国贼”，那时，中国最需要的，中国人最痛恨的，都是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
宰相合肥天下瘦，可是若没有这李合肥，天下又是如何的皮不包骨？此时的他已步入晚年，他最意气风发的壮年时代早已过去，此时的他，不过是大清这个烂摊子的“裱糊匠”。他尽心尽力办洋务、建海军，战败和谈时几乎是以命相搏，只希望为国家挽回一点微不足道的尊严……而那边的清流却一个劲儿地给他使绊子，不拨款供海军购置炮弹设备，时不时参他一本以权谋私，大骂他签订条约丧权辱国，可是自己呢？却不能为国争回来一丝一毫的利益……他在国外受尽欺凌侮辱，依然昂首挺胸不失气节，然而弱国无外交，他那仅有的一点尊严又能做得了什么呢？甚至还要在被刺杀受伤后以医药费和旅费作为一点交换的筹码……他倒不如直接死了好，这样还算是“为国捐躯”，可惜上天不让他死，执意要他活着忍受这痛苦与折磨。他在国外受人尊敬，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他在国内遭人唾骂，是勾结洋人的“卖国贼”；他的才能远胜于伊藤博文，却无奈生不逢时，不得同他一般成就一番伟业，只能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他身怀利器，却慎而重之，为怕杀心自起从未打响过那把左轮手枪；深知国家积贫积弱不可再战，忠心耿耿的他毅然抗旨与同僚组成“东南互保”保证南方稳定；年轻的庆王被迫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本已“无官一身轻”的他又拿过笔，替这个年轻路远的人签下自己的名字，以保全后人的名声；深知袁世凯大才，他不计前嫌原谅他卖主求荣，临终遗言是向太后荐举此人……面对是非荣辱，他平静得有些可怕，自嘲自骂，全部甘之如饴，只有在单纯懵懂的红儿面前才会像个孩子似的脆弱地流泪哭泣。别人有多想活，他就有多想死，可是他必须活着，用自己的“卖国”来成全别人的“爱国”。他说，这天底下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他李鸿章算是写够了，够了。
他不是完人，他贪污，他弄权，他绝不清廉无私。本可振臂一呼成为缔造共和的领袖，可他不识时务地选择了“忠诚”，因为，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且借用梁启超的评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化为奴才，且举国之人才，一遇专制而化为奴才……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落得如此身后凄凉，可敬，可惜，可悲，可叹。
是非成败转头空：乱世枭雄袁世凯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这是谭嗣同的绝命诗，在我看来，用作袁世凯的临终慨叹也未尝不可。
他是坚定的实干家，新军、警察制度、新式学堂、借款办财政……他无一不身体力行，为大清的苟延残喘和民国初年的建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当时的社会，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同时，他一手握权一手抓军稳定乱世时局，若是没有他，当时的中国恐怕早已四分五裂。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当之无愧！也正是因此，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只知空谈却不会脚踏实地做事的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康有为，变法维新宣传不遗余力，而要他做事却连个鸡窝也搭不起来；高呼天下为公三民主义的孙文，说是要建设二十万里程铁路，却连一寸也未曾修成……有能力有野心，他又凭什么不能骄傲自负呢？而他也是有远见的，但不知是否有卓识，大力推动立宪改革组建内阁、深知清朝腐败促成南北和谈建立民国，可惜却一步步走回了专制之路，因为皇权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他想集权方便自己更好地做事，什么国会内阁不过是帮他做事的工具，既然他们不听话那就用皇权来压制取缔，却没想到因此成为众人唾骂的对象。他痛哭，为什么自己为国家、为百姓做了那么多事，人们却还是恨他？其实他应该知道，当他说出那句“我只见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从来就没见过什么人民”时，他就已经输了，他太过“务实”，而不知如何“务虚”。人心可以收买，人民之心却永远不会被收买！他笼络得了人心，却得不到人民的心！他有能力毁灭孙中山，却永远无法打败他；因为他的背后站着的是兵，是人，而那个人的背后站着的，是人民。
在袁世凯的眼里，政治就是：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为人臣，撕去道德的外衣把提拔推举自己的恩人当做晋升的垫脚石踩上去；为民仆，把人民当做傻子欺骗摆弄，虽做实事却尽失民心。成于功业，敬之；毁于骂名，恨之。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是非成败转头空。功与罪，且留待后人评论。
茫茫暗夜，踽踽独行：魂兮归来孙中山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如果说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实干家，那么孙中山则是一个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共和作为毕生的追求，在泥泞的黑暗中踽踽独行而未曾犹豫退缩过一步。深知病入膏肓的大清已无药可救，他毅然剪掉辫子，从此踏上了逃亡与革命的征程。不懂的人嘲笑他，懂他的人爱之敬之。他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敢想、都敢做，没有钱，没有人，他有的，只是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与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可就是这点虚幻的东西，却第一次引领着中国走上了共和之路。革命屡战屡败，他毫不气馁，屡败屡战，直到第十次首义成功推倒专制；举国爱戴，万人景仰，他毅然辞去总统之位在野为国操劳奔走。当单纯得近乎无知的他轻信袁世凯的公心使共和遭遇重大挫折后，他再一次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于私人，他拖垮兄长，四处“欠债贪利”，亏欠身边人太多太多，不足为训；于公心，他百折不挠，大公无私，缔造共和，值得万世敬仰，国父之名当之无愧！
理想主义者有两种，一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使其成之，孙中山，属于后者。他的信仰，便是他最强有力的武器。他不算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理想，却通过他得以实现，心向光明，无畏无惧，向死而生，魂兮归来！
沧浪之水：晚清清流小议
在这个从根上已经腐败、烂透了的国家，我们已经不能单单以人品道德来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了。譬如“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如果没有她强硬的政治手腕，又有谁能暂且稳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呢？光绪吗？即使没有慈禧，他急躁冒进的变法就一定能成功吗？他就真的有能力救国救民吗？在现有的体制下，能够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的强者会是谁呢？至于那些清流，清廉者翁同龢与瞿鸿禨，正直者如赵启霖、吴毓鼎，忠勇者如岑春煊，若是生在清明盛世，他们必是当世英才，后世楷模；可惜他们刚直意气太重，书生之见太浓，一己目光太浅，没有忍耐与包容灰暗之心，而这世风又太过污浊，没有清白无瑕的容身之所。殊不知，正是他们瞧不起的那几个“奸臣”才是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的顶梁柱，如李鸿章，如袁世凯，或许品行不端，或者私德有亏，或是玩弄权术，可他们却是在顺着潮流全力救国啊，有些事，不是单单一句仁义道德就能判断得了是非对错的。瞿鸿禨或许明白了，夜太黑了，道德操守不过一丝烛光，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他们那一点微弱的光芒，挡不住人家的明枪暗箭，挡不住黑暗浑浊的暴雨山洪。他大概还没有完全明白，政治上站“对”了立场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忠于大清和太后的愚忠，多是那些爱新觉罗的子孙；还有一种是借力打力，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并以此办事，如袁世凯倚仗权势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这一点，是于国有益的，但瞿鸿禨们没有看到，只是为了自己的短见甚至所谓的好名声一味地打压排挤，阻挠新政的推行，妨碍国家的转轨，所以他没有明白何谓“忠臣误国”。可是，他们错了吗？他们也没有错，错的是这个黑暗的时代，错的是这种吃人的制度，错的是麻木、愚昧、浅陋的人心。每个人都错了，所以每个人都没有错。
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时高呼：“我大清国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是啊，连活着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睡了那么久的人，一个个相继醒来，李鸿章醒了，梁启超醒了，孙中山醒了，黄兴、宋教仁、蔡锷……他们一个个都醒了，开始做了，生作人杰，死为鬼雄，前赴后继，只为国人醒来，只为中国醒来！
共和之路遥遥，却终有抵达之日；共和之路漫漫，却终有实现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