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人间——赫胥黎《卢丹的恶魔》
今天周日，赶上北京的又一个大霾天。周六从首博看展回来嗓子就开始难受，于是决定今天不出去作妖，而是猫在家里在Blueair净化器的陪伴下读完赫胥黎的历史类著作《卢丹的恶魔》。是的，就是写了《美丽新世界》的那个赫胥黎。而这本书的完成（1952年），晚于《美丽新世界》正好二十年。
开门见山地说，这说得上是好看又难读的一本书。在下春节回到老家刚开始读本书时，因为知道本书的焦点是法国宗教史上一件不算十分出名的事件，且赫胥黎本人也并非专职的历史学家，所以按照以往读历史类通俗作品的经验，原以为会很快读完。但此书在写作上的展开实在有点超出在下的预料，以至于拖到今天才算读完全书。
本书名为《卢丹的恶魔（The Devils of Loudun》，其内容是围绕着法国天主教会史上的“卢丹附魔案（Affaire des démons de Loudun）”的相关史实和人物所展开的。卢丹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小城，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人口如今只有区区六千多，大概在历史上本书故事发生时当地人口也要超过这个数目。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不少类似的小城，它们曾因或为某个知名领主所占有，或设立过一些重要枢纽，或仅仅是拥有某个天主教信徒心中有求必应的“圣物”而名噪一时，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这些城市的结构虽然依旧保留，但他们的名气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即使是在大比例尺的法国地图上，我也必须依靠地图册后的索引才能找到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城镇。
卢丹附魔案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当地神父于尔班·格兰第（Urbain Grandier）是本案的主人公。格兰第由耶稣会出身，品貌不凡且口才出众，在卢丹当地不仅得到了一些当地权贵的欣赏，更讨得了许多妇女的欢心，民间通俗文学意义上的那种欢心。
是的，没有错，格兰第虽身为天主教神父，却热衷于风流韵事。这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可能是离经叛道之事，但在那个时代的天主教世界却并不荒谬，毕竟再往前数一百年，连梵蒂冈教皇也有公开承认的私生女，一个小小的神父有些沾花惹草之举，就算难免遭人背后风言风语，也说不上有多耸人听闻。可问题是这位格兰第神父是个始乱终弃的浪荡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十足的渣男。这样一来可就不太好了，导致的结果是本地的另一批颇有影响的居民，包括被他坑害的少女的家人、他在宗教工作上的竞争对手，以及对他大得女人欢心的事实极其不满的嫉恨者组成了一个集团，试图至格兰第于死地而后快。要不怎么说人可以傻但不能渣。格兰第本来风生水起的事业开始不断遭遇波折。
格兰第的才智和人脉毕竟不俗，以至于这个想弄死他的小集团虽然人多势众，但几个回合下来也只能将将打了个平手，并没能真正把他怎么样。但可惜的是，格兰第还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极度的傲慢，为此引发了两件事，最终酿成了不可悔的后果。其一是在被人状告后，保护格兰第的贵人想让所有人都有个台阶下，保全他的功名但让他离开卢丹，双方以后彼此眼不见心不烦，但格兰第偏偏是个不肯消停的主，人生格言可能是“我就喜欢看你们看不惯我又弄不死我的样子”，所以赖在卢丹死活不走，打算继续和敌人们斗智斗勇。第二件就更要命了，格兰第在此前的一个说不上多重要的场合上为了自己的一时风光而伤了一位大人物的脸面，而这位大人物好死不死就是黎塞留主教。读过《三个火枪手》的朋友都知道，黎塞留在路易十三时代基本上就是法国实际上的总瓢把子。要不怎么说人可以彪但不能飘，格兰第本来只算有点波折的人生从此滑上通向悬崖的高速路。
接下来的事是这样的：一位当地女修道院院长让娜·德·艾格丽斯对风采迷人的格兰第心生爱慕进而转为执念，但格兰第眼里却压根儿没有让娜这个人。自尊心极强又果决的让娜因此加入了反对格兰第的集团。于是某一天开始，修道院的修女们一个个行为变得极不正常，她们开始胡言乱语且举止古怪。在医生们表示束手无策之后，一些以“驱魔”出名的神父来到这里，宣布这些修女是被“恶魔”附身了，经过对修女们的“治疗”并通过她们和恶魔“沟通”，众人宣布那个与恶魔订下契约的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本地神父于尔班·格兰第。
这招不可谓不狠。别忘了，那个时代的欧洲充满了对“恶魔”的极度恐惧。无数无辜女性，不分老幼，都因为被指认做与魔鬼进行交易的“女巫”而被残忍地折磨甚至处死。这段不堪的历史在西方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猎巫（witch hunt）”这个词在英语里已经成了大规模迫害无辜者行为的代名词。如果你关注了美国大统领特总的言论，你对这个词一定不会陌生。
于是顺理成章地，这件事被反格兰第集团的成员们大肆炒作。在这些人的鼓动下，格兰第的命运就被交到了黎塞留主教的手中。其实按照主教与人书信中的用词推断，他本人很可能实际上根本不相信什么“附魔”的无稽之谈。但对他而言，借这个机会一可以摆脱曾对他无礼的格兰第；二可以对那些不相信什么魔鬼之言的胡格诺派杀鸡儆猴，所以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接下来的故事演变成一场单方面的询问和逼供。而修女们“着魔”后的古怪言行此时已名声大噪，来卢丹本地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甚至不乏好事之徒专程从英国跨海赶来观看，导致卢丹的旅店一铺难求，不经意间成就了本地旅游业的巅峰时刻。谁让那时的欧洲人无聊至极又没抖音快手之类的可刷呢？赫胥黎在作品中充满讽刺地写道：虽然着了魔的修女们口出狂言，连上帝和圣母都敢亵渎，却无一语攻击国王路易十三和主教大人，甚至借魔鬼之口称赞主教救济人民为国谋福。赫胥黎说到，可见修女们不管有多疯，也没忘记自己端的饭碗实际上是谁给的。
之后审判就毫不犹豫地转向格兰第神父。出人意料的是，这位神父虽然是个自高自大的渣男，却颇为硬气。格兰第尽管在审判中受尽非人的折磨，却仍坚持自己在与魔鬼订约一事上是清白的。直到最后被押赴刑场，在审判官的酷刑和利诱之下，他仍拒绝在承认自己与魔鬼交易的口供上签字，只肯为曾经在感情上的放浪负心而忏悔。
直到遍体鳞伤的躯体在火刑柱上化为灰烬。
卢丹附魔案的史实大体如此，也是赫胥黎这本书的主线内容。应该说这个故事并没有多复杂，甚至还有些扣人心弦地耐读，那为什么说《卢丹的恶魔》这本书比较难读呢？因为就类似雨果的作品那样，赫胥黎从来没有试图只是叙述故事，而是在行文中插入了大量的关于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想的描写和议论。因为这是个宗教事件，因此书中夹杂着大段大段的赫胥黎对那个时代宗教思想的记录和他本人对人性的思考。
赫胥黎强调“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人们完全无法突破思维定式。”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在阅读历史时，能够站在当事人的时代立场去看问题是极其困难的。这有点类似于钱穆先生说的“时代评价”和“历史评价”的区别。理清历史上的人抱有的需求和拥有的资源只是困难的一方面，更加艰难的是代入当时人所持有的思维模式。赫胥黎在书中解释了那个时代人二元论的思维观念，他们害怕魔鬼甚于敬畏神灵，对消灭魔鬼的渴望远胜于对行善救人的关心。他们对现代的生理和心理医学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放在现代，修女们的行为可能被加以诊断，或者被立刻识破其伪装，但在当时并无可能。赫胥黎大段的加以分析并无意为陷害行为开脱，而是不如此不能让读者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历史。
赫胥黎知道，读者并非对那个宗教迫害的时代一无所知，但显然，他不希望只是写清关于一个案件来龙去脉，然后让这个事件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希望读者读毕唯一的感受是“哎呀，那个时代的人真是无知和野蛮！”他在书中强调“曾被人视为公理的命题现如今已经站不住脚；而当今我们视为不证自明的假设，在早先的时代，甚至那些最为大胆、投机的人的脑中都从未闪现过。”不把这点理清，我们就扔无法抓住历史的核心问题，而是偷懒地把一切前因后果都一股脑儿地推给那个时代的独有的特征，最终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正因如此，如果和我一样一开始抱着读一本通俗历史文学的想法，这本书的一些部分就会显得枯燥甚至晦涩，然而它难读的部分恰恰是它与众不同之处。这是一本以小见大的历史书，因此就让人想到连题材都有类似之处的孔飞力的清史力作《叫魂》，毕竟两者都是从民间对巫术的恐惧出发，勾勒出那个大时代的思想和社会面貌。但赫胥黎的着眼点还略有不同。可以这么说，赫胥黎对于社会、宗教中人性部分的看法，在他二十年前的那本《美丽新世界》里限于小说的体例而没能展开说的，都放在这本《卢丹的恶魔》里说了。
在本书的最后章节，赫胥黎不惜大幅笔墨地谈论人类对语言和教条的盲目迷信，以及人们对超越自身的渴望和在其中面临的困境。因为他相信“人类的历史核心是一种根本的人性”，“语境虽然变了，但要义、内涵却不曾变化。”
当然，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我们，看待历史本质和客观真理的观点和赫胥黎或许有较大不同。但依然敬佩他的历史文笔和对人性在某些方面的洞察。
比如他说“如是悲剧，我们将置身其中；如是喜剧，我们只当旁观。”
确实如此，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一场宗教闹剧外衣下的历史悲剧。
2019年2月24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