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与敬意”

这是钱穆先生在本书的引论前“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特别强调的。看惯了不疼不痒的内容简介或是满口谀词的序跋，钱穆先生的这篇引论很是令人耳目一新－－请恕小子唠叨，把这信念逐条列将出来（有删节。落笔前下定决心控制在1000字以内，别人的东西占这么多篇幅，心疼）：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删去了前三条小字的作者自注，仅留下最后一条做靶子。内容且不论，这环环相扣的风格颇有些做证明题的架势，符合我等民科的胃口，忍不住要添一个Q.E.D.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钱穆先生这“信念”一方面是学者的自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些负气的意味在里面。彼时中国内忧外困，五四以来疑古、西化的风潮日甚一日，这也是中国人对中华文明自信力最低的时候。这篇引论（原文两万余字）先于原书发表，在学界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此，钱穆先生的回应是：“...说到毁誉不如取王荆公《与杜醇书》一读。”（“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不适于义而唯谤之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

对本书作全面的评价，既非小子学力所逮，也非关本文主旨。因此，选个讨巧的方式，罗列些自认为书中有趣的雪泥鸿爪，其余的留待读者自己验证。

1.三代起源于不同的部落，与后世的朝代更替有所不同，文化上也不是一脉相承；大抵夏位于中原，殷起于东方，周居于西方。
2.春秋之时华夷杂居，旧说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居四方，诸夏据中原，殊不可信。所谓华夷之辨乃耕稼城郭与游牧部落之分别。
3.封建兴起于周，瓦解于战国、秦，秦为中国政治制度初创、学术思想倾向奠定之期。汉室为中国平民政府之初创。
4.老子晚于孔子，谓孔子求教于老子乃好事者臆造；老子尚反智，为战国时之反动思想。（钱穆先生成名于《先秦诸子系年》，此说当非虚妄）
5.中央政府的演变是由皇帝之私臣而国家之“公臣”的过程。三公权重，皇帝又遣私臣加以制衡；所谓侍中、尚书者，皇帝之近臣耳。（孝武最谙此术。皇权与相权之争，可参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6.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7.唐室以胡人带兵，遂有安史之乱。肃、代之后，政府仰仗东南财赋，中国之经济中心转为长江以南。
8.宋代中央集权，地方无事；冗兵冗吏使中央积贫积弱。王荆公与司马温公之争，背后有南方读书人与洛、蜀、朔君子的差异。
9.创行省制乃元人分区宰割之私意。洪武废相使中国传统政治更趋恶化。
10.元、清为部族政权；清之中央集权甚于历朝。

另：本书是繁体竖排，小注、参考资料都以小字混排入正文中间。以在下的阅读体验而言，这的确比最后列一堆参考文献舒服些，而且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方式－－也算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一点“温情与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