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

南京的王彬彬啊，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跟他谈笑风生…

摘 要：本文试图透过海外学者刘禾“被翻译的现代性”、“跨语际实践”等已然具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话语的颠覆性，反观其间存在的诸多硬伤与问题。在具体运用理论话语的时候，如果不加省视地随意切入的话，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

关键词：刘禾；跨语际实践；话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在1995年出版了英文学术专著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很快在国内被译介并三次再版。本文以《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2014年版）为准。如今“被翻译的现代性”与“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语）已然具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论意义，但其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仍需我们警惕。

一、“跨语际实践”的颠覆性及其方法论意义

“跨语际实践”何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呢？恐怕与它的颠覆性有关。刘禾在书中着重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期（1900—1937）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如何在一种“虚拟的等值关系中”，通过与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相互接触、交流和翻译，构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想象，从而形成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些现代中国的经典话语和叙事，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乃至作品的经典化与文类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等等，都是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

作者在第二至第九章中，逐一考察了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的不同层面，尤其是思考中国的现代经验如何产生于文学表述的具体形塑，如叙事模式、小说现实主义、文体革新[①]、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现代性的性别化喻说（trope）、内心世界的表述以及精神分析式象征主义的错位等。并通过复原语言和文学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及等值关系建立的语境、时间和过程，重新思考了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从话语研究、后殖民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等角度而言，刘禾将历史性的文学重新历史化，通过对于被常识化和神话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对“新时期”建造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了结构性的破坏和重建，被部分学者推崇为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没有宣言的‘重写’”[②]。

刘禾之所谓“跨语际”，实际上不是对翻译技术的研究[③]，目的不是我们怎样接近原文，而是一种以语言译介为研究对象的翻译话语如何构筑或参与现代历史进程的研究。因此，这种历史也不会是一般意义的翻译史或者一般历史目的论的文学史，而是后殖民主义者眼中非连续性的充满斗争的话语进程的历史，她将研究对象置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从中西双方的双重角度探索新词语的诞生。而刘禾之所谓“实践”，是一种以翻译话语为中心的实践，话语不只是反映现实，而是促使历史现实的发生，但并非将历史实践化约为语言实践。

二、“跨语际实践”存在的问题

90年代以降，由于一味追随西方思潮、忽视或回避中国本土敏感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正在不同程度地偏离现实，徒具批判之形而无批判之实，成为“空中楼阁”里的话语操练和能指游戏[④]。这些文学理论看似精致深奥或新词叠出，但是由于其与现实的隔阂，有时也显得花拳绣腿。作为方法论的“跨语际实践”也存在许多硬伤与问题。

首先，诚如刘禾在导论中所言：“如果进行宽泛的界定，那么研究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由于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化的过程”[⑤]。提出以“主方语言”（guest language）和“客方语言”（host language）的区分取代“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着实拓宽了翻译研究的维度，但也暴露出很大的问题。

姑且不论这一对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它过分聚焦于使用者的实践需求就会落入以译文为中心的窠臼，赋予译文以无上的权威，这样不可避免会造成译文对原文的偏离[⑥]，有学者担心这种倾向姑息甚至鼓励这种偏离。也有论者批评其为了说明译语与西方概念对应的偶然性，而极力回避译语的好与坏、准确与谬误。因为谈论译语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无论译成什么样，都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的“权力关系”，都意味着中国被西方所“殖民”。顺着她的逻辑链完全可以延伸出这样的结论：译语越准确、忠实地传达了西语原意，便越使得西方对中国的“权力”得以充分地实现，因而也就越有害[⑦]。

其次，刘禾虽然承认中国传统对现代文学构建的价值，并提出要将这一维度纳入研究中，考察现代性诞生的复杂情况，如她在序言中表明：“我并不认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探讨现代性是唯一可取的途径……那种预先限定了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在许多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当代历史写作中依旧阴魂不散”[⑧]。

但本书中所选的例子表明，这一维度实际依然被当作一种外来话语的参照背景置于一种比照的位置，在对具体的跨语际的表述模式的分析中，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贡献其实并未得到直接关注，即使涉及，也重提区分的困难而不予深究[⑨]。因而借由“翻译”进入“现代性”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的仍是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思想模式。“西方冲击”下中国现代的知识有没有任何内生性？在翻译的视野之外，中国内在的传统还是不是作为一种活力而存在？

这些疑问的忽视，同样影响到“自我殖民”问题的讨论。这部分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在“国民性”理论与现代文学如何“经典化”这两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现代话语体系，它们作为话语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说也会参与到现实的构建中，可能与西方话语对抗，也可能是与之共鸣。因此，“自我殖民”在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化。中国的主动学习并不能解除对该问题的思考，中国文化自有的承继关系与外来文化间的互动也应纳入话语实践之列。

此外，刘禾过于强调翻译的“不透明性”，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本质论的天真。如果“普遍性”和“共识”同“文化帝国主义”是完全重叠和铁板一块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拥有一本自己的词典，对“共识”的抵制也就成了一种抵抗侵犯的武器，然而，这也就导致了“交往”的断绝和“翻译”的毁灭。

最后，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和局限都过于强调语言和文化的政治，将其看作人类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而实际上，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并非是由语言、文化、知识的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建筑在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话语理论给刘禾带来了深刻的洞见和极端的敏锐，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局限。尤其是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将思考集中于语言和知识所存在的致命的弱点和缺陷，一旦不加语境地运用，很难同其他理论话语、逻辑对话，往往呈现鸡同鸭讲的情况。

三、结语

刘禾的研究目的，是要反思和批判西方话语对东方的控制和奴役，而在进行这种反思批判的同时，却又需要不断借助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为何会出现这样吊诡的现象呢？这可能与“跨语际实践”作为一种分析性范畴有关，它本身是在与要否定的对象比照中定义自身，也是在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完成实践的，这也是为何考察的场所是中西交错，处于西方文化压力之下的半殖民环境。

此外，“跨语际实践”受到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即来自对话语实践构筑历史这一立论的垢病。跨语际的表述模式这一部分，与她的立论话语参与历史的建构其实并无多大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它，这种后见之明的研究倾向曾被形象地形容为“倒放电影”[⑩]。如有论者认为作者无视魏晋对佛经的翻译，“把近现代的翻译孤立和封闭起来，仿佛其他语言通过翻译进入汉语，是破天荒头一遭，是亘古未有的新奇事”[⑾]，这种批评难免有些借题发挥的油滑[⑿]。

最后，当我们极力赞美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拓宽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边界”，使边界不再仅仅具有文化之间的区分、排斥和对抗的意义[⒀]的同时，我们能够更好地体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关系，然而在具体运用这一理论方法的时候，就必需审慎地选择切入的角度，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

注释：

① 也有论者表示：“在文体分类上把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划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散文四种，就断定为是一种完全依循西方文学准则，颠覆中国文学自主格局的 ‘自我殖民’，未免过于武断，不符合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参见冯宪光：《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20页。

② 旷新年，张莉：《<跨语际实践>的重写文学史实践》，《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8页。

③ 她表示自己感兴趣的是有关翻译条件以及不同语言之间最初进行接触所产生的话语实践方面的“理论问题”。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3版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5页。

④ 陶东风：《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当代中国文论若干倾向的反思》，《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第6页。

⑤《跨语际实践》，第35页。

⑥ 如杜娟提醒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慎用‘主方语言’的权力”。参见《“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名的理论溯源——兼论刘禾“跨语际实践”的理论困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第106页。

⑦ 王彬彬：《花拳绣腿的实践——评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46页。

⑧《跨语际实践》，第4页。

⑨ 如“这些意义乃是转化成现代表达形式的传统感受力（sensibilities）。然而，一个随即产生的困境是，如何确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参见《跨语际实践》，第6页。

⑩ 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4页。

⑾ 王彬彬：《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5页。

⑿ 刘禾在导论中就指出：“来自中亚、阿拉伯和北亚的仿译词、语义外来词以及其他的借用，早在汉代就已经以各自的方式进入汉语，而六朝时代佛经的翻译，更为汉语带来了相当丰富的梵语词汇。但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二三十年新词语的大量融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几乎在语言经验的所有层面上都根本改变了汉语，使古代汉语几乎成为过时之物”。参见《跨语际实践》，第24页。

⒀ 宋炳辉：《文化的边界到底有多宽？——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的启示》，《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第163页。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2]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许兆麟、郝田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军平：《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51—54页。

[5] 宋明炜：《后殖民理论：谁是“他者”？》，《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4期，第67—84页。

[6] 陶东风：《“国民性神话”的神话》，《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年第1期，第22—30页。

[7] 董曦：《<跨语际实践>——跨语际实践与中国现代性建构》，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从小标题就能看出写得很水啦，权当敝帚自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