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个人的与集体的历史图景

和阿斯曼《文化记忆》相比，这本书更侧重于文化记忆理论建构之外的阐释应用。

历史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在历史学科之外，通书要解答的问题概要来说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历史如何被谈论、被解读以及被描述？涉及的阐释对象包括代际记忆、家庭记忆、被物化了的历史——建筑以及博物馆，有多少不在场依然存在于当下？又是如何被表现的？

作者的论述都是基本上都是以德国历史为基础，尤其关注二战和二战带来的记忆创伤。人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却可以由人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历史创伤在几代人之间纠葛：先是激烈的国家化，接着是去国家化，再接着又是面对“坏爸爸”采取的不断告别父辈的、断裂的反抗策略，如果说传统被滥用，历史和世界都不可信任，那么极端的断裂和个人主义就会成为首要的选择；到了最年轻的一代，政治化退场，消费社会成为活动舞台，甚至说反抗父辈本身都失去了意义。但这不意味着，几代人之间的对话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在一段友善、持续、共同的叙述中不断重新发现自己和他人。”阿斯曼在家庭记忆这一章选取的两部家庭小说案例中，作者都通过一种望远镜式的回望，在成年阶段实现了和父辈、和历史的幽灵的和解，重新定义历史的锁链（席勒和消极的尼采），历史才能通向未来。反过来看，这种和解是不是本身在印证一个道理，即代际之间的差异一边是被过分夸大了，另一边又在自己的内部将差异匀质化，试图构造一种人生各种经验的一体化模式？“代际话语本身就是一种表演性的话语。”

这之后的讨论视角是被物化的历史，是城市中数不清楚的共时的非共时性——建筑，选取的例子有波恩、柏林以及重建/复建议题、普鲁士文化符号等等。现代主义所强调的狂飙与断裂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未来”的魔咒终于失效，历史主义以及对过往历史浪漫怀旧的转向出现，我们需要建筑这种历史的承载物来让当代人和后代人见证。记忆是由人选择的，阿斯曼的一个有趣论述是“文物保护的实践总是涉及对文物的甄别取舍，因而完全可以把它与将文本经典化的过程相类比。”对于建筑保护，阿斯曼的观点是，建筑中历史的层次应当被保留，由此方可记忆矛盾的历史场景。此外，对1945年之后这段较新记忆的无视值得警惕，因为“历史本身所涵盖的内容，超出了当下所流行的那一面，也远远超出了政治正确的那些方面”。开启新时代的人必须要知道留下什么、带走什么，要在对拆毁的欲望和保留的追求之间谋求平衡。

有关博物馆的论述涉及诸多德国历史的内容，不甚了解也不甚感兴趣，但有关呈现历史的媒介的转换值得关注，因为就目前来看，历史的中心的确已经越来越多地从大学转移到市场的文化企业中。

最后结论与展望部分，阿斯曼着眼于国家/民族与记忆的关系，认为二者产生于对方，又制约、证实和定义对方，创伤记忆和历史被滥用的后果是历史逐渐丧失自己的教育功能，德国追求一种全新开始的文化革命，也是尼采所说的“批判性的”历史态度，不断打破和消解历史，以便能够生存下去，所以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出现后，重新审视历史至关重要。阿斯曼提及的新旧历史主义带来的媒体和载体的转换很有意思，因为其背后是市民阶层的没落、历史文化在共同身份中的退场和消费社会的崛起，这一点在全球框架下都值得研究。

#因为论述的对象是德国，所以记忆研究的文字之下是非常沉重的罪责历史感，回忆具有意义，因为它拓宽了时间的维度，也让自省有了依托的主体。

历史是不断的自我审视，我们在和历史的互动之中建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但又不完全决定历史在当下的面貌，过去需要获得承认并不断被重视。或长或短的不仅仅是本书的分析对象德国历史而已，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历史都等待我们后来人一次又一次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