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尽黄沙

如果是三年前，说到韦尔奇，更多的是一个明星，并不完全是管理大师，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说道韦尔奇的各种管理手段，并为其因结果美妙而大加膜拜。尽管也有勇敢如《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先生者站出来大声地说，韦尔奇不过是将已有的管理手段运到了极致，本身并无多少创新之处，但毕竟这样的声音还是微弱了一些。人们对韦尔奇的追星态度并无多少减弱。但是等到各式各样的中国企业企图复制GE的成功，遭遇重重困境，最后不得不退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达到韦尔奇高度的依靠，不是韦尔奇“发明”的那些管理方法，而是韦尔奇发明这些方法的机理，乃至根本就是GE本身——也就是说，成就韦尔奇地位的，很可能不是韦尔奇本人，而是韦尔奇占据的那个位置。
　　 现在韦尔奇终于开始讲自己为什么要设计自己的那些做法了，这些做法背后的考虑是什么。这就是《赢》的根本思路——至少是我的看法。与彼得·杜拉克的做法完全一样，韦尔奇在每个章节都重复这样的思维套路：问题是什么？怎样做是有效的。依据这样的分析思路，他的发明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缺乏这样的思考，直接照搬韦尔奇的做法，显然要栽跟头的。而这种思路，显然就是杜拉克早就论述过的。我不知道许知远的判断是不是也同样基于这样的逻辑。
　　 即使我们现在运用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我们仍然可能无法达到韦尔奇的高度，因为韦尔奇是在GE，我们不是。道理上说，管理是针对特定问题展开的，普适性非常差：这家企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决不与那家企业类似，照搬是没有出路的。因此，管理是不保密的，海尔的6S敞开来让大家学，但很少听报道说哪家企业学了后，超过海尔的。
　　 其实以上分析，正如中欧的肖复兴所说，中国的管理输入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直至文化的演进过程。器物就是韦尔奇的做法，制度就是做法背后的逻辑，文化则是GE特殊的条件。
　　 与《赢》几乎同期出版的还有杜拉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两本书（尤其是后者）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的管理引进开始走向了更加理性的层面上来了——至少如此——至少我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