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社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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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代尔.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张长东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米格代尔的这本著作，源于“找回国家”后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确实试图对其所统治的社会生活造成影响，但是在实现其领导意愿时，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做得更好？换句话说，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没能达到其统治的目的。此前理论中，国家中心论将国家拥有自主性和能力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但是将其放到第三世界国家来看，就会发现，这一视角要么忽略了第三世界中国家角色的存在，要么将欧美国家的国家自主性无差别地用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如何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在形成社会行为规则时面临的困难（而不是理所当然将其想象成欧洲国家的模样）？作者认为其实国家能力各有不同，各个国家的国家能力其实在一条从弱到强的国家能力光谱上，那么弱国家有哪些特征？为什么弱国家难以转换成强国家？米格代尔首先给出一个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解释国家能力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而后探索社会控制之所以这样分布的缘由，最后以此分析阻碍国家能力增长的模式为何没能改变。
国家-社会关系模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挖掘社会工程学的秘密。他们关注制度结构而非政策颁布之后的效果，即使后来关注到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那也注重利益表达甚于政策执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政策将如实地执行到公民个体层面，国家行动主义掩盖了国家的失败与局限，人们对于国家抱有过高的期待值。“使我们这个时代区别于以前时代的是由许多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的出现。这一体系中的国家组织在广袤的领土上统治着众多的人口，而这些人则拥有高度一致的认同和道德秩序”（17）。对于我们而言，欧洲的国家形象在历史中由来已经，新兴国家将国家视为理所当然，并试图去建立一个国家。但是，“将国家能力视为当然的危险是：我们假设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实现其领导者们意图的潜力或能力，而忽视了国家在不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往往不同”（19）。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11968): 559
“国家是这样一个机构，它由许多为国家的领导层（行政权威）所领导和协调的机构组成，拥有在特定的疆域内制定和执行对所有民众有约束力的规则的能力或权威。同时也是其他社会组织制定规则的限制因素，在必要的时候，可诉诸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21）。但国家为什么试图取得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强势地位？或说伊朗国王为什么急于改变深入而广泛的规则？这在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动力，国家通过加强社会控制能力，才能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优势地位，让民众服从于国家而非地方势力，用警察和法院将社会纳入国家规则，以税收体系支撑国家机器。国家内部的强势为国家间的生存斗争提供保障，国家内部的弱势则可能吸引外部入侵。但事实上，国家取得强势地位的努力过程中存在阻碍，需要一个分析路径以理解这种阻碍，“这样的分析路径必须始于分析一个社会中游戏规则是如何制订并得以维持的，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所有行使社会控制的社会组织之上”（26）。
Charles Tilly,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pp.203-4, 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生活的一组有趣的统计数字——个人为国家贡献税收所付出的劳动时间。
社会被看做一个组织的大杂烩，①组织形式和运行规则可能是不同的；②社会控制可能分布于众多相当资助的群体中。社会中的根本冲突在于，国家还是其他组织应该制定规则？国家既因取得强势地位的愿望与其他组织斗争，也会与其他组织妥协，这导致了微妙的社会政治变迁。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结构是网状而非金字塔式的，国家动员社会的能力与之相关，网状社会意味着国家只是其中的一种组织，权威性的分配权力并不集中。那么这样一种社会分布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影响
资本主义冲击
15世纪开始，欧洲贸易影响着非欧洲地区的社会结构，但这种影响并不均匀。经济关系通常局限于沿海地区，内部受到部分的影响，还有些地区几乎没有改变其既有的组织和生存策略。16世纪，拉美从欧洲经济中部分脱离出来，社会围绕“庄园经济”组织，旧的生存模式因欧洲扩张而作出调整。19世纪中期到一战，局势发生了改变，“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从拥有多种生存策略的强社会，转变成了人们受危机影响而悲惨地寻求新的生存策略的弱社会”（58）。
①土地所有权法，完全改变了农民旧有的生存策略，“随着大地主巩固其控制权并使其自身融入世界的市场经济，社会控制的变化不可逆转了。日益增多的地区的地区增加了他们所控制的资源，这些资源都通过其与世界市场的直接纽带而用来建立新的生存策略”（69）。
②税收，税收从包税人转入国家手中，农民因高税收而荒弃土地，但新的土地法将没收这些土地，贫民发现他们的土地越来越多落入有钱人手中，利用高税收强迫农民为了出口而劳动。由实物税转向现金税，农民为了纳税改种经济作物并卷入市场交易中，荒年时则不得不靠借高利贷度日，随即出卖土地，出卖劳动力。土地法与税收共同阻止农村生活回到以前的状态。
③新的交通模式，“除了迅猛增长的输出资本外，欧洲不断增长的对包括粮食和矿产等原材料的需求，以及伴随铁路大发展的技术变化，都促成了一场亚非拉地区交通的革命”（77-78）。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1 (New York: E. P. Dutton, 1957), Book 1, ch.3 运输方式是如何决定市场实际范围的。
铁路的修建节约运费和其他间接利益，引发经济社会变革，改变了土地所有权模式和农村福利，铁路通往内陆地区也加速了社会控制形式的式微，原有的小农生产和相关制度形式不再具有优势。
十九世纪末期这一系列急剧变化，无论是新的无产阶级全体，还是继续留在乡村的农民，都成了直接或间接与市场经济连在一起的一部分，埃及与印度首先受到影响，棉花的需求迅速增长将其卷入世界市场。旧生活模式的微调远远不够，这个时代还包括了互动制度突然而剧烈的变迁。根据古典制度变迁解释，制度变迁是边际性的，特定参数和环境变化导致对规则作出相应的改变——当新的制度安排带来预期的收益或超过预期成本时，人们就乐意改变规则。但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冲击使得制度变迁不是一条边际变化的曲线，而是一个历史断裂现象。“整个17世纪，经济衰退，缓慢的人口增长（由于两百年来最糟糕的流行病）、三十年战争（1618-1648）、教会的分裂、一系列的动乱和内战（由英格兰清教徒所引导的），都为中世纪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性和地区性的社会组织丧钟的敲响奠定了基础”（97）。资本主义的力量冲击了旧有秩序，但并未为新制度准备好蓝图，社会处于一个可塑的阶段，旧秩序也并未全然退出历史舞台，社会控制必须被重建。
殖民主义影响
“西方国家在影响殖民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这种模式即使在殖民统治退缩乃至结束之后很久仍继续存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影响了谁——地方性强人还是那些能建立起一个集权的本土统治国家的人们——最终拥有为民众提供生存策略的要素所必须的资源和权威。要发展一个能创建国家的组织，其 创立者们必须事先支配民众生存及社会流动所必需的一定的物质资源，如土地、资金、工作机会等。在符号层面，他们必须创建一种接受乃至合法化特定资源分配方式，与社会的生产分配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的世界观。通常情况下，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111）。
塞拉利昂的例子。英国殖民者与本土势力结盟，团结本地酋长，排除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但所谓酋长并非原制度中既有的，而是殖民者扶持的。一开始酋长们按照殖民者意愿统治，但随后殖民者的统治再难绕开酋长，殖民者无法直接与大众联系，上百个酋长的统治使得社会控制碎片化。1961年塞拉利昂独立后，并未完全获得社会控制。酋长们遍布全国的碎片化权威仍支配着社会，国家组织只能动员起非常有限的民众和资源，大部分仍在酋长手中。经精英是与酋长完全分裂的另一类群体，他们在国家行政中的角色和立场一致，看起来国家组织获得胜利但事实上动员能力十分有限。“在任何一个个案中，社会控制的碎片化——社会中规则制定的多元化——极大地限制了独立后国家能力的增长……任何一场旨在加强国家能力——渗透和规制社会关系、分配资源、以及从其社会中提取更多资源的能力——的战役都会严重地削弱强人们的特权和社会控制的基础”（147）。
以色列的例子。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和阿拉伯人对分权而治的不配合，给了犹太人大好机会。“在殖民统治下，‘犹太机构’和议会得到的自治是一个显著的成就。本-古里安和他的同僚异乎寻常地巩固了社会控制的途径，英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更在于它所许可的而不在于它所提供的或所做的。由于托管政府不愿意执行这些职能，因而允许在一个中央犹太机构的领导下发展社会服务和政治功能”（172）。
资本主义带来了普遍而混乱的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因此改变；殖民主义则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国家能力的增长，为什么有的第三世界国家没能在其社会中确立优势地位？
生存政治与妥协关系
埃及的例子。埃及开展了广泛的旨在打击那些构成埃及最强势社会组织基础的财产所有权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土地并成立农业合作社，但富农和中农基础统治国家在村庄设立的机构，富农和中农还控制了当地理事会，纳赛尔扶持ASU以打破乡村的碎片化社会控制，但随即又对ASU疑虑重重，支持ASU废除农村强人会损害短期的社会稳定，这给纳赛尔带来很大压力，暴动后一个月，纳赛尔就对ASU展开严厉批评，从而完全改变ASU控制社会的进程。埃及的例子展示了国家试图控制社会过程的纠结，国家内部组织之间、领导人之间、国家机构之间的斗争关系也型塑着国家对社会渗透的属性。米格代尔用三个模型来揭示此悖论：①市场模型，在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少数行为者就能威胁到国家领导者；②离心力&向心力模型，国家机构自身有着独特的视角，这会造成离心倾向；③风险模型，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要考虑建立新的机构会对其政治生存造成多大威胁。生存政治其实是领导人关注的核心问题，远甚于推行某些国家项目。“面对持久的碎片化的社会控制，他们自身的弱点把他们引向了一条不允许在国家机构中创建复杂组织，从而阻碍国家提升自身能力的政治模式和政策——生存政治。统治者们运用同样的政治模式和政策来组织在国家机构之外大规模地集中社会控制。在那些政权生存所必需的复杂组织如军队和企业中，国家领导者在牢牢控制而削弱机构的效率，以及通过妥协、放松、控制的差别性国家政策之间变动，他们还试图通过让一个机构反对另一个机构，来取得权力平衡”（247）。
Alan C. Lamborn,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Extra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7 (June 1983): 126.权力包括了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
政策执行者、政客、强人之间也有所谓的权力平衡与妥协，而此前的研究忽略了政策执行人对政治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墨西哥CONASUPO为例，CONASUPO试图打破地方强人对农民的控制，但高层盛行的生存政治改变了中层行政人员的压力，“保持位置”远胜于“执行中央政策”。
Thomas B. Smith,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Policy Science, 4 （June 1973): 198. 政策制定与政策结果间的差距。
国家在两个层次上妥协，第一是国家与地方强人的妥协，为那些他们无法直接影响的社会控制，包括一些优惠政策等；第二是执行人与同级官员，地方强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妥协，其结果决定了最终的资源分配结构。
梳理一遍作者的逻辑，即外部因素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局面——破坏社会控制的基础，此时如果国家能够集中社会控制，那么形成强国家；如果依然是碎片化的社会控制，那么是弱国家。国家在试图集中社会控制时，都会面临政治动员的难题，不仅仅是动员社会的困难，还有国家内部离心力与向心力问题，生存政治成了国家试图控制社会进程中的阻碍。
在此书出版三十年后阅读，那种启发与惊喜已经大打折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不再新鲜，国家组织内部的张力也早已被关注，但直至今天国家社会之间的强弱对比依然是简明且有效的透视模型，可能不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型。这个透视模型的根底是韦伯对国家合法性权威这一独特性的强调，它考虑到斯考切波引入的外国力量干涉，以及曼所说的——国家处于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但是这一模型的解释很容易归结为一句不大有营养的话：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没办法贯彻其政策，在于它们国家力量弱，社会力量强。在米格代尔看来，国家与社会似乎天然存在着冲突，国家试图动员民众并实施单一的一套规则，而社会则希望对不同部分施加不同的规则，假设这个前提成立，那么社会高度集中时意味着一个强国家出现，一个强国家出现时才能使社会高度集中，这里就出现了同一反复，我们看到的国家社会力量对比只是一个结果，并不是引发现状的原因。当然，或许可以说外部力量摧毁了原有的社会控制强度，使得国家有机可趁增长力量，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冲击后并没有诞生众多强国家，一战二战后反而诞生了众多强国家，而作者又认为前者对社会重构的影响更甚？蒂利的战争塑造国家论在此似乎更具解释力。强社会弱国家的描述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国家与社会组织争夺社会控制的活动构成另一种观察政治的图景，但是到后期作者也陷入国家组织内部的颉颃中，把因果链条再次拉长——国家组织内部的生存政治阻碍了国家在社会中建立其优势地位，这里，领导者的内部生存愿望似乎比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愿望更为强烈，那国家是否还遵循它被预设的目标——建立统一而集中的生存策略。其实在本书开篇，我以为作者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衡量国家能力的研究议题上，但似乎这项疑问被淡化了，国家能力仅被看做力量的对比，但是没能被分解剖析，一个能随意监视任一居民的国家能力强吗？一个能照料到每一位公民晚年的国家能力强吗？古巴有着远高于美国人均公共卫生资源，古巴的国家能力强吗？那古巴的社会就因此弱吗？有趣的视角引申出更多有趣的问题，就我而言，这本书算得上是收获良多。
Almond &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 Brown, 1966)
Harry Eckstein, The Evalution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Problems and Dimensions, Sage Professional Paper, Comparative Politics Series, Vol.2. (Beverly Hills: Sage, 1971).衡量政治绩效/国家能力的方法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