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摘抄

普京的“六重身份”：情报人员、历史的学生、中央集权论者、局外人、生存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

在与不负责任的中间人交易的过程中，普京明白了仅仅是拥有资源或者能弄到资源还远远不够。如果这些资源不属于国家，或者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征用它们，那么它们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会被轻易的转移。为了把商品直接变为价值这一特定目标，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行使直接控制权。处理资源的关键不是掌握其实际存在情况，而是控制它的购买、运输、出售以及最终的收入。

所以“政治家”并不是指代表特定集团或者选民利益、受不同信念驱使的政客。它是指被选举或者自荐，来为国家长久服务，并且把全部信念都给予这个国家的人。

国家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在俄罗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在美国，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在俄罗斯，国家是需要公民来捍卫的，但是保护公民却并非国家的义务。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国家的利益永远放在首位。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不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应当且必须把国家及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普京在千年致辞中领悟到的国家利益至上的精髓。

普京成了“俄罗斯集团”的CEO。事实上，他的领导方式颇有黑手党家族的风范。大家相互依存，并且共同非常依赖这个非正式的体系，反过来，体系允许他们谋取名望地位，寻获额外津贴，享受大量特权。这一集团在建立标准时往往是迫于强大的利害关系，并没有明确的动机。

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危险的，而不支持权力的法律也是无效的。前者在历史上已被屡次证明，而后者，如今的局面就是最好的证明。

民主是法律的专制，而不是执法者的专制。警察和检察官要为法律服务，而不是将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私化”，更不能利用这些特权谋取一己私利。

即将到来的危机导致了一场变革 ，而变革的失败引发了抗议与不满。放弃变革，这是领导者应对抗议的唯一措施。在这之后，领导者希望通过贿赂人民来镇压哪些呼吁“消费、稳定以及就业”的抗议者。而这又导致新一轮的停滞，产生了全新的危机，从而再次引发对改革的呼吁……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典型性的改革困境。苏联领导层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身的掌控权，此种情景让领导层陷入了困局。正因他们的重中之重是控制权，而不是改革，所以无法解放经济、释放潜能。最终，改革成了折中的方法，而且以“不如不改革”的结局结尾。

过分追求稳定将导致崩溃。普京初任总统时，面对各国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昂纳克的统治严重缺乏灵活性。20世纪90年代，普京回到自己的国家，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手下工作时，普京看到了另一种危险——太过散漫也会导致崩溃。要想像苏联或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一样成功改革并控制改革进程，就要在稳定与灵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项 简单的任务。

正如盖达尔在其著作《帝国的倾覆》中描述的那样，苏联的解体表明，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财政自主权，就难以凭借单纯的军事实力捍卫国家主权。

那些能够发现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事情发生的人就称之为“局外人”。在进入莫斯科任职前，普京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局外人”，他自青年时代就努力树立自己“局外人”形象。局外人既不是现存体制的一部分，也不会为既得利益所累 。他与任何失败无关，也无需为其负责，因此，他可以正视真相。他会挑战传统智慧，也能在相似的情形中把事情完成得更好。当你处于局外人的角度，即使所做的决定与你有关，只要不身处其内，就会变得更加有判断力，可以跳出框架思考。

2012年的俄罗斯人不再是以前的那些幼稚的苏联人了——以前的苏联人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俄罗斯社会现在已经达到了与欧洲社会一样成熟的程度。但这个政权仍然还是苏联模式。这就是当前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