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称雄指南

所谓乱世出豪杰，那么，当乱世来临时，哪些人能成为《豪杰榜》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其实，能不能成为豪杰之士都是有迹可循的，在他们还一文不名的时候，从其人的性格、做事风格上就能看出来，此人非池中之物。

俄罗斯前普京时代的寡头崛起之路告诉我们，在体制转型引起的失序、动荡、权力与规则空白时，有以下性格特质的人容易出人头地：

1、年龄要刚刚好，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大部分寡头崛起时间都在三十多岁，在这个年龄段有一定的经验、资源积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野心勃勃，能够集中精力处理繁杂事务，可以心无旁骛迅速扩大势力范围。

2、叛逆者体质，有着极强的自我意志，不守规矩。自我意志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总体原则就是敢冒险，不受外部影响。这种表现可以是胆大包天做违规生意，也可以是公开质疑权威。斯莫伦斯基当过兵，在军队时就开始做生意，退伍后办假许可证、违规印《圣经》，攒够经验资历背靠政府开合作社；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学校团委副书记，用团系统资源当金融倒爷；别列佐夫斯基一边追逐诺贝尔奖一边开工厂；卢日科夫在学生时代就敢直接冲上去对着前来视察的领导捶上一拳；丘拜斯年轻时当过教师，听将军讲座时会直接站出来对将军说你错了；古辛斯基排过戏剧作品，根本没把监管规定放在眼里。

3、有没有经验不重要，先干了再说的做事风格，毫无规律的成长轨迹。寡头们在早期发展时对自己的未来都是没有长远规划的，全部是走一步看一步，大多数人是跟着直觉和本性在往前走，人生经历普遍都非常丰富，属于跟什么人都能打交道的款式。斯莫伦斯基做过印刷、当过兵、干过包工头、组织过各种小生意的合作社，最后成了银行家；卢日科夫当过塑料厂经理、化学工业部局长，然后从国企领导的位子上跳槽到了莫斯科当官，先在市消费者服务委员会，而后专门管理国企私有化改革，最后在莫斯科坐大；丘拜斯一开始是学者，读违禁书、当倒爷、因为研究经济改革比较出名最后走总统智囊路线；霍多尔科夫斯基比较简单，背靠团系统资源钻政策漏洞做货币兑换生意；别列佐夫斯基做学术、倒卖汽车、做合作社、建工厂；古辛斯基导演戏剧、组织音乐会和公共活动、开合作社卖文创产品铜手镯、开咨询公司、做包工头、最终聚焦成传媒大亨。

4、出身五花八门（犹太人多），但崛起前都在自己领域内做到顶尖。好几个寡头都是犹太人，少年穷困潦倒的不再少数，也都有被关过、被克格勃查过、被刁难过的经历，有几个还遭遇过苏联时代对犹太人的政策限制，但在动荡时期，这种限制没有对个人的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最关键的是，在寡头们起步时，都在某一个领域中做到很杰出的地步。不管是做学术、开合作社、当倒爷、建工厂、当局长，其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广泛认可。

5、跟了好的靠山，人脉广、路子宽。多数寡头们一开始也并不都是有靠山和人脉的，都是在工作中一步步攒起来的。斯莫伦斯基生意做得好，被市政府官员看中，去组建合作社；卢日科夫国企做得好才有机会从政；霍多尔科夫斯基念书时就展现出很好的商业天分。其他人也都是如此，即便一开始没有靠山和人脉，但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张，其人脉网就搭建的越完备。最终进入了当权者的视野范围，寡头们都找到了叶利钦这个最大的政治靠山，并围绕在叶利钦周围，借助权力的庇护进一步扩张势力。

6、转折性机遇来临的时候，做出了正确选择。寡头们在年轻的时候都遇到过转折性机遇，表面上看，几乎都是孤注一掷、赌一把的心态，即使眼前是一个火坑，也义无反顾地跳进去。但其实很多人的决策是有依据的，比如团系统出身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毕业时，组织让他选择是继续服从组织还是做风险极大的自负盈亏，他果断选了后者，看似赌博，其实他有一定把握，做选择的时候他已经积累的足够多的经验，对未来局势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他对以往的自负盈亏游戏规则已经非常了解了，对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也有一个冷静理智的判断。更多人的转折决策是在前半生一直积累，等到机遇来临时，这个机遇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除了他们，其他人抓不住这个机遇。

那么，为什么这些性格特质容易出头？三点：

1、身体好、思维活跃、经历广。这种特质能够支撑起混乱时期特有的发展模式“快速试错、快速迭代”，在动荡时期，没有标准上升路径，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有前途、什么事没前途，谁都不知道。所以这时的最优策略就是，多试、多看、多错、多赚，在快速试错过程之后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适合自己特质的发展路径。

2、懂人性。经历丰富的人同理心会比较强，见多识广、信息渠道通畅，比一般人有着更好的信息源、直觉与判断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提升，做人生决策的正确率也就越高。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损耗小，就比一般人容易成功。

3、有保护伞。很多寡头得以发家的专业领域并没有太强的技术壁垒，所以就依赖准入壁垒，这种准入壁垒是由政治权力和行政手段塑造的，能崛起的人都是政商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人，良好的政商关系给了他们信息情报优势、判断优势、决策优势与执行优势，自己很强又没有拦路虎，自然就顺风顺水。这种政商关系不仅局限在国内，还会向国际蔓延。寡头们与索罗斯等国际金融巨头、国际咨询公司和海外各路人马就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当然，在各大领域坐大了之后，寡头们就走向联合。

1、内部联合。当然，寡头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整体上看，更倾向于抱团发展，发达了之后，豪们没有窝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继续向上攀登。寡头巨富们成立了雀山俱乐部，制订了定期聚会聊天的稳定机制，并跨领域联合抱团，出了什么纠纷大家内部解决，不要捅出去给外人笑话。一来稳定自己势力范围，二来堵住了后起之秀的上升通道与发展机会。

2、与最高权力结合。有了钱之后就开始追求权力，议政已经满足不了寡头们的需求，寡头们通过砸钱的方式敲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比如资助总统大选、挑选合适的政坛代言人、通过自己的宣传机器影响民众政治认知。

一旦参与政治，就容易出事了。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远远高于经济领域的竞争，斗争方式也比市场竞争残酷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做生意时能保持冷静的寡头们一沾上政治自控力就大大降低，因而政治斗争牵扯的关系更为复杂。参与政治斗争的寡头们内斗越来越激烈，私人恩怨、错综复杂的情绪化、各种挑拨离间、吹耳边风、说坏话，什么方式有效果就用什么方式，大家都是巨头，谁也不服谁，所以特别容易内斗。反而在参与核心权力斗争之后，寡头们的势力因为内斗而被大大削弱。普京之所以能崭露头角上位，是因为在内斗中暂时领先的人笃定普京没背景、没根基、没关系，一直身处权力斗争之外，掀不起什么风浪，但显然是误判局势与普京的个人能力。普京上台站稳脚跟之后，立刻就借力打力，利用寡头内部斗争把这些人一锅端了。

总得来说，在动荡时期存在一段时间空白时代，这时候，传统、既定、人们熟悉的规则被打破，新的规则却没有建立起来，能丢掉传统规则惯性、钻规则漏洞、自己确立规则的人最容易发家致富。勤奋、胆大、关系深厚都是表象，本质上是乱中取胜，比拼得是钻空子的艺术。然而，一旦新的规则重新确立，这些在混乱中钻空子成长起来的巨头也就变得很脆弱，因为他们的草莽习气、钻空子风格已经养成了，要改很难，他们也意识不到要改，尤其是财大气粗之后就很难主动修改自己的行为模式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即便他们想改，靠他们吃饭的人群也会阻止他们。年龄上来了、事业体量大了、行为模式难以修正导致不能适应新的规则，加上激烈的内斗损耗特别容易给人把柄，所以寡头们在新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反而特别容易就被普京压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