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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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华北平原，小时候随处可见一望无际的麦田，春天的小麦刚刚发芽，整个大地仿佛披着一层嫩绿的薄纱，等到秋天的风吹过，大地上便翻涌起金色的浪花。在这绿色和黄色的变幻中，我度过了十九个四季轮回。在这十九年里，城镇缓慢的变化着，却又保持着一些不变。

02

在家乡人看来，最好的工作永远是体制内的工作，包括政府机关、学校、医院、银行。而在这些机构中，又存在着村里不如乡里，乡里不如镇上，镇上不如市里的升级链，坐在链条顶端的自然是各个机构的领导：局长、校长、院长、行长。如果某一家的人从村里调到了市里，或者是和莫某长是同学旧识，则不论是邻居、亲戚、朋友，都会投之以羡慕的眼光。

家乡存在大量的矿产资源，因此就有了和能源加工相关的一些工厂。八十年代的时候，国营工厂的工作比体制内的基层工作更有吸引力，只是好景不长，经历了下岗、公转私、欠薪、工厂倒闭等事件后，工厂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经过了市场的激烈竞争，存活下来一些较大的工厂，经济效益很好，体量大之后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平均薪水比体制内的工作要高出一大截。但是对于家乡人来说，稳定的收入高于一切。即使一个人在工厂里拿到比在某个单位工作的邻居2倍多的工资，他的家人还是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进入到体制内。

在城镇里还存着很多独立从业者，有围绕学校的小卖部、文具店、午托班、补习班，有围绕生活的小超市、服装店、私人门诊以及大大小小的饭店。城镇虽然不大，但和交通工具相关的市场一直很大，90年代大量的摩托车售卖店，禁摩之后摇身变成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如今则是满大街的汽车销售和服务店。大部分的店铺都不大，往往就是一间小屋子，由于整个城镇的需求总量不会太大，所以大部分的独立从业者的收入比体制内的要以低一些。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往往也是进不了体制内，又觉得工厂太辛苦。

城镇的周边是大大小小的村子，村子里是以耕田为生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很低，出卖粮食或者蔬菜赚不了多少钱，为了让生活更好一些，他们中有些人去工厂打工，有些人去帮别人盖房子、装修，有些人去商场、饭店打工。而这些工作统称为临时工，因为没有什么正式的合同，也没什么收入的保障，不过是尽力帮家庭增加一些收入。

03

家乡的经济模式极为单一，收入靠的就是能源加工和政府补贴，所以大部分人的生活都不算富裕。正因为不富裕，所以每个家庭都是极为相似的节俭。除了参加婚礼，他们极少去外面吃饭，和亲朋好友聚餐、庆祝节假日，他们都是选择在自己家里做饭，即使家乡人非常看重的婚礼，也有很多人是在家里摆宴席。当房屋需要装修，或者水电需要维修，他们也往往是自己动手，自己搞不定也会找认识的朋友来帮忙，然后请他吃饭或者给一包烟，从来不会去找专业的公司来做。

出去买东西，无论是衣服还是蔬菜，他们都要和商贩进行讨价还价，如果不能达到他们能够接受的价格，他们宁愿选择不买。而这个价格，往往是一件物品的最低质量的价格，所以他们买来东西虽然价格让人满意，但用没多久就会出现各种质量问题，而他们则会投入金钱和精力去维修，直到这个东西再也无法维修为止，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在这件物品上投入的金钱可能是原来购买的2倍。

和他们节俭的习惯相矛盾的是，他们在一些和生活质量无关的事情上又极为奢侈。城镇从东到西不过6公里，但几乎每家都购置了一辆汽车。当猪肉从每斤8块变为每斤10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少吃肉，但他们会去买一件价格超过800元的衣服。因为节俭，每个家庭的积蓄都在一点一滴的增长，但他们会在自己孩子结婚的时候把这些钱的大部分都花了出去，一部分是作为聘礼或者嫁妆，一部分是作为婚礼的费用。有时候，单单一份聘礼就可能达到10万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体制内的人3年的收入。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不管生活过的怎样，面子上总要是光鲜的。

04

由于城镇并不大，所以亲戚之间的来往很频繁。当有人要找工作的时候，总是先向自己的亲戚们打听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借助；有人如果生病住院，几乎所有的亲戚都会来探访；甚至当人们缺钱的时候，也是去各个亲戚家求助。到了过年的时候，这种来往达到一种高峰，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去他所有的亲戚家拜访，而他的亲戚们也都会来他家里拜访，常常两个人在路上相遇，恰好是要去彼此的家里，于是就在路上互相恭贺新年。而父母们也常常教育孩子，要记住某个亲戚的恩情，或者是记住某个亲戚的冷漠。

家乡至今仍存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叫做媒人。当一个人达到适婚的年龄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会拜托亲戚或者朋友帮自己的孩子物色结婚对象，而这个人就是媒人。直到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人依然是极少数，不过相比以前完全是父母说了算，现在往往是媒人搭个线，然后双方进行数次的会面，再决定是否要结婚。在这个过程中，媒人会在双方的家长之间进行多次的信息传递，媒人往往是一个热心的人，而他又十分乐于看到双方能够进入婚姻殿堂，所以也总是在双方撮合。所以每个婚礼都有一个环节，是答谢媒人。

由于收入的限制，买房对于年轻人和他的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结婚后的新人通常都要在男方的家里住几年甚至一直住下去，而这段时间里，婆媳间的矛盾开始出现并不断升级，在孩子出生后达到高峰。通常也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新家庭想要独立出去的意愿也变的迫切了起来。

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一致，父亲的地位都很高，但由于工作的忙碌，家庭里的生活都是母亲在掌握。同样和传统文化一致的是，母亲希望家里的生活方式按她的意愿进行，但媳妇却不再遵从传统文化。女性独立的意识在90年代已经开始进入家乡，到了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经历了在外上学和打工，她们回家之后显得格外的有主见。然而，她们却无法拥有支撑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对于这一代的媳妇，生活似乎更加不容易。

当媳妇们在家里无法得到预期的自由时，她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大约10年前，家乡的母婴市场开始变得繁荣起来，从母婴专卖店，到双语幼儿园，从儿童游乐场，到兴趣补习班。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对家乡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家乡的母亲们完全不亚于一线城市的母亲。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家庭，已经不满足于城镇的教育水平，他们开始了解省市的学校、补习班和学位房。这时候，不管是体制内工作者、工厂工人、独立从业者，他们都站在了同一条线上。

05

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又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如今的我在一线城市生活了近十年，母亲说我已然忘记了家乡。但家乡的烙印又岂是那么容易的抹去。

阅读《日本新中产阶级》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断的涌现出家乡的形象。我看着60年代东京市周边小镇的生活方式，如此熟悉又亲切，像极了2000年前后的家乡。而当描述到90年代的日本的变化的时候，我又仿佛看到了如今生活的城市。

我想，再过10年，家乡人的生活也许又会变的和现在的一线城市一样，只是那时候，我们同样面临着90年代日本中产街机面临的问题：

“日本新中产阶级家庭乃至日本在经济上的目标总体上已经达成，富裕和商业化一旦实现，就会失去了其作为目标的吸引力，而令人瞩目的新目标又尚未出现。成功的兴奋已然消退，某些情况下空虚似乎开始袭来，他们期盼找到新活动、新关系、新乐趣和新意义，他们步履蹒跚地走过成功之路，也正在寻找更加宏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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