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领土”：语言的游牧，或第三世界的文学

德勒兹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这篇长文中对卡夫卡身处捷克的多重边缘身份有着非常敏感的洞悉。首先，卡夫卡并非捷克人或日耳曼人或斯拉夫族裔，而是一名犹太人。其次，在布拉格的犹太社区之中，卡夫卡又并非正统的犹太教徒，而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作为小资产者的世俗犹太人，并且亦非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多重身份的缝隙直接影响了卡夫卡的语言，无论是他日常生活中语言的运用，还是他的文学创作。但恰恰是这种身份认同和语言使用上切身性的暧昧，和处于边缘的生活实感，使得卡夫卡在其自身的文学脉络中自生成一套有关“弱势的文学”的深度理解和体认，而德勒兹借卡夫卡日记中对这一命题的零散记述，将其充分问题化，而形成了有关卡夫卡之“弱势的语言”和“弱势的文学”如何勾连于一种“弱势族裔”民族意识的兴起，乃至“第三世界”在主流文化—政治秩序中实现解放的那个基于认同的主体内部的契机。

在德勒兹看来，卡夫卡之布拉格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必须使用布拉格犹太人的德语进行写作。不是捷克语，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意第绪语，而是主流日耳曼德语中的一个异质性分支。布拉格德语是捷克语或意第绪语和主流德语杂交而成的语言，它十分贫乏，即在语音和词汇量上非常少，且不具备稳定的语言系统和语法体系。但是对于布拉格的犹太社群来说，德语依然是“家”，只不过这个家已经地处边缘的位置，成为主流语族之外的一个弱势存在。德勒兹理解的卡夫卡意义上的“弱势的文学”，不是用某种次要语言（别一语言）写成的文学，而是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主要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对于卡夫卡而言，弱势的语言依然是德语，只不过这种德语中原有的、作为主流功能的媒介性作用（捷克全国的官场传达用语和商业交流用语）和文化作用（具有文化和所指对象的功能）被减弱甚至掏空，而徒留下一些高尚和绵延的意义被语言流自身的贫乏化作用抽去了的，作为一个个中空能指的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和最基础的（非衍伸和象征意义上的）语义指涉。此时，布拉格德语就完成了自己在宏伟精深的主流德语结构内部的“脱离领土运动”，也就是从主流德语的各种能所指相关联的约定俗成的复杂语义中实现“脱域”效果，而把多少已完成了的、经典化的纯熟德语，变为一个陌生的、在自己的语言中游牧着、移民着的吉卜赛状态。此时此刻，布拉格德语变成一种从原有语义系统所规定的能所指之表意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新型的德语，它成为一个可以迎纳不同的外来语言质素之加工、糅合、征用、侵入的开放系统，德语于是从封闭和完成的结构中，摇身一变为“一种探着头摇晃着身体往前挪动的语言”。它依然是德语，却是被许许多多的外来语质素，比如捷克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法语和英语等等语言掺杂和磨合过的别一种德语，德勒兹将其称为真正的“波普”语言，乃利用自己的语言内部的多种语言，为了弱势族裔而运用自己的语言，凸显这门语言当中压抑和受压抑的对立特点，找出不属于文化之处和欠发达之处，找出语言得以（从某种主流语言秩序中）脱身又得以（从外来语及跨语际的翻译活动中）依附的那些质素，从而实现作为“弱势族裔”之一支的布拉格犹太人自己的文化位置和身份认同，这便是新的“社会性配置”（新的生产关系），乃通由语言的内部变革（特别地，在卡夫卡的意义上，布拉格德语更多被描述为一个书面语的文学系统）而实现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此种通由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形式层面的分析，而探索一种可能的文学的社会学功能，或曰“弱小民族”的政治革命和解放之远景的历史可能性，是德勒兹在《卡夫卡》一书中所作的颇有启示性的工作。本雅明在评论普鲁斯特的煌煌七大卷意识流小说时蜻蜓点水般运用的，也是这样一种形式—政治分析方法。弱小民族首先要确立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是自然地理和文化传承所给定的，但又要在已经显得过熟和陈腐的母语中实现某种“游动性的脱离领土运动”，将语言的音义之间种种已成负累的能所指关系加以拆解和扬弃，而还原母语为一片可供重新开垦和放牧的平原，再往这片平原上引入新的牛群和羊群，种植新的植株。特别地，语言的新的牧种，植株的新的枝蔓，很多情况下通过别一语言获得，而在种种跨语际的杂交和增殖（比如翻译）活动中，新的母语被生产出来，新的感觉结构、新的生产关系，乃至母语使用者对世界的新的想象和经验方式，亦悉数被带来。这恰恰是“弱势的语言”和“弱势的文学”得以发挥其民族的、共同体的、政治的功用的路径，革命和解放并不是借由原有语言之音义系统规约而制作出来的宏观讲辞和政治宣教，乃是语言先自我破却，再自我建设的自我更新过程。“弱小民族”之解放的希望，“第三世界”之解放的希望，即在于时刻保持自己的母语一种生成着的、开放着的游牧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之谓“文学是民众的事情”才是可理解的，而德勒兹所界定之“弱势的文学”“一切均与政治有关”，才获得了它理论上的生长逻辑。

对观汉语，现代汉语的生长过程亦仰赖于不断自我破却和引入别一语言的新的质素而曲折地向前行进着。鲁迅从“第三世界”“弱小民族”中转译过来的小说更新了汉语，周氏兄弟留日时期之《域外小说集》系列的“硬译”工作更新了汉语，鲁迅借日语而转译苏联左翼文学理论、直接翻译日人所写西学理论著作，亦更新了汉语。在“硬译”的基础上，鲁迅的工作直接通联于其后本雅明于《译作者的任务》中所阐释之翻译对母国语言的再生和创造，恰恰是在“硬译”的基础上，别一语言以一种生猛的姿态侵入汉语原本的内在纹理，而使得汉语不得不破却自身原已过熟的各种音义之间的成见和规约，而使现代汉语的白话书写系统始终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进行自我调适和更新。而恰恰在这样一种语言内部运行的机制上，中国之作为“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国族命运，始终没有被“强势民族”的种种武力和政治操作而打垮和收编，“强势民族”的“强势语言”，在现代汉语不断自我破却的游牧状态中，始终“打东不着西”，虚晃一枪，徒劳得击不到靶子上。现代汉语的这种游牧性格和开放状态，内嵌了一种民族气质，也使得中国的文明维持为一种竹内好意义上的“回心”界面，而非“转向”的文明超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