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书报告

近日我拜读了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完全书后，我对其第四章：“中华帝国的衰落和共产主义变种的起源”的内容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写下这篇读书报告，表达我的看法。

作者以中国一体化结构的内在循环为线索，注意到了地主、官员和儒生阶层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作者在书中提出，科举制度成为三个阶层之间的互通渠道。儒生饱读孔教经典，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成为官僚阶层，进入政治权力阶层。他们成为皇帝的官僚，享受着皇家俸禄，对抗贵族阶层。同时，这些儒生为了氏族的利益，获得帝国官职后又进一步扩展家族财富，确保氏族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儒生、官僚与贵族之间形成不断循环的利益矛盾。儒生获得政治权力后，组织、管理着王权无法直接触及的地方，他们化身为乡绅阶层，引导着农村的公共任务、水利灌溉、代征赋税等项目，保持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运行。长此以往，这些儒生成为地主，拥有优越的资源环境。他们的子嗣也在走着他们的老路，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乡绅。因此，由士大夫和地主所组成的士绅阶层（以及后来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出来的纯粹意义上的地主）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最主要群体。正是由于这种利益循环，皇帝才能将自己的意志从官僚传递至地主。帝国官僚制度充当了从老百姓手中榨取各种资源并交付给统治者手中的工具。作者还提及到了稳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三个制度，它们分别是：谷仓制度、保甲制度和乡学制度，但这三个制度的作用极其微弱。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在沿海地区，买办取代了士大夫的统治，社会秩序变得混乱。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主要来自于省一级的权力中心，很少会来自中央政府。因此，中国的商业和工业力量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破坏而非统一。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任何可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而过剩的农业人口使地主能提高地租获得更好的利益，农民和地主之间紧张的经济关系便由此而来。在每个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会导致普通农民完全破产，其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规律。作者还认为，维系利益循环的机制是宗族，土地为小规模的家庭的宗族活动提供了基础。如果没有土地财产，家庭之间就不存在稳固的亲戚关系。作者认为儒家伦理的存在无非是给农民家庭中的微型专制统治提供了合理依据，而这种微型专制统治则是生存空间极其狭小所造成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的宗族不仅不能有效地稳定农民，还可能成为起义中团结农民的一种机制。太平天国运动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但中央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一次农民起义中，更需要解决的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侵问题。士绅阶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崩盘是必然的，只不过晚清政府的不作为将这一过程拉长了半个多世纪。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中国的士绅阶层找到其他出路，努力适应现代社会。在市场形成的地方，士绅阶层摇身一变，成为依靠自己的政治关系来收租的群体。这一小部分人因此形成了强大历史趋势的先锋力量。与此同时，拥有科举学位的官僚阶级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政治力量，开始推动中国的政治方向朝着西方议会制发展。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央政府已经几近全体崩盘。清政府为了镇压内部叛乱和对付外来敌人，必须获得更多钱财。另一方面，要获得更多的收入，就要大力鼓励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同时实行高效的税收制度，并阻止上层官僚的贪污腐败。这样做的话，士绅阶层的收入就被截断，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将发展壮大。中央政府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改革是不可能，尽管当时确实有过多次改革的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作者认为，慈禧专制时期的维新政策甚至可以与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而维新政策没有发展成专制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不成熟。在1911年清政府垮台后，中央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各地的总督手中，地主与军匪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征用制度使得官僚统治时期士绅阶层与政治之间得以延续，士绅阶层手中的经济权力转化成了政治权力。中央权力的转移必定会形成地方的割据势力。直至1927年，最高权威的沦丧与地方的分裂才告一段落，国民党建立起了短暂的统治。这种微弱的统治使地主阶级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农民依然生存在破产边缘。更直接的来讲，农村结构在辛亥革命前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力量，士绅阶级仍旧占据了主导性力量。但最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日本入侵对国民党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侵蚀使得这一战略失败的可能性大幅提升。中共建立根据地，大幅调动起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农民第一次完全地被现代政治力量动员了起来，革命才真正自下而上的发展。合作社的建立与自给自足的经济计划让农民在参与革命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共产党从根基上击碎了整个农村，每一个农民在其日常生活中都需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权力。历史证明，掌握了农民的一方将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传统中国的集权政治、地租经济与乡绅社会相互纠缠在了一起，造就了一个身份等级明确、秩序相对井然的整体环境。但此种格局不仅限制了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更是截断了独立进行工业化转型的路径。而旧制度的倒台并未改变农村结构，前工业化的状态又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中共的土地革命取得胜利，国家的权力才重新渗透到社会基层。而这一次，其集权程度是超乎想象的。

对于作者的观点，我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

作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上所起到的作用是负面的。我认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工业的发展是正面的，但同时其发展速度是缓慢的，缓慢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家庭手工业这种落后的工业组织方式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在鸦片战争之前还没有发展到手工工场的阶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家庭工业和小农业的结合比较牢固，农村手工业难以脱离农业向较高形式的手工工场发展，另一方面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商业资本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对立物变成了它的附庸，从而大大减弱了商业资本、瓦解自然经济结构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产生的作用。而在鸦片战争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商品进行倾销和原料掠夺，导致了中国自然经济结构逐步瓦解，引起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从中国的出口来说，主要物资是农产品，其中大宗的是丝绸和茶叶。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国际市场的竞争，丝、茶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是日益下降的。1871年至1873年两者占87.3%，1881年至1883年下降为72.4%，到1891年至1893年则更降到51.5%。其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棉花和豆类等，却由12.8%增加至48.5%。[1]此外，鸦片战争后，社会上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士绅阶层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工业先驱者，清政府历代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也有所缓解。毛泽东曾指出，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种破坏，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标志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它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少数具有改良思想的洋务派官僚开始引进了外国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轰动的洋务运动。尽管洋务派的主观动机是维护腐朽的封建王朝，但从客观效果来看洋务派举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洋务运动后，中国工业极其迅速地经过手工工场而进入大机器工业阶段。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很快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引起了连锁反应。很快，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的重工业主要集中于工矿业，随着工矿业的发展，电力业、运输业和金融业也较快发展。在店里工业方面，据统计，1918年以前全国共有电力企业81家，其中51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注册的，1914年至1918年新设立的电厂占62%以上。在运输业方面，1912年全国铁路货运量为243232万吨公里，到1923年便增至513674万吨公里，增长了2倍多；轮船载货吨位1913年为141023吨，到1922年便增长到375831吨，增长近2.7倍。在金融业方面，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数为11488.4万元，到1919年，6年间新增银行42家，资本10276.3万元。[2]与西方工业文明相比，近现代的中国工业文明是微不足道的。但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

作者以儒生、官僚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循环机制展开论证，但对于稳固这一机制的儒学观念，作者并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作者认为儒教只是一种贵族式的代价不菲的理想，其最大作用仅仅是给农民家庭中的微型专制统治提供了合理依据，而这种微型专制统治则是生存空间极其狭小所造成的必然产物。对于这一点，我并不赞同。作者大大低估了中华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低估了儒家意识形态对社会不同阶层在观念上的整合作用。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便构成了致力于社会安定、等级森严、名分有别的宗法体系，各个阶层相应的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儒学这种政治文化，具有维护王权，调解矛盾，安定社会，加强建立在自然经济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度的特殊社会功能，是统治者维护与延续统一、集权、专制为特征的大封建帝国通知的最有效工具。它在思想上维护宗法制、等级制与君主专制的特点，有利于政治的长期稳定，符合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这种“儒政合一”的独特文化政治结构，使农民阶层在面对儒学的态度具有二重性。当农民阶层处于政治稳定时期，总体上是不反孔的，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与农民阶级文化的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阶级文化思想的本质是宗族关系，这种家庭本位思想使农民对儒家的宗法人伦学说在本质上是合拍的，特别是儒家的忠孝道等思想，更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但当农民阶级发动起义时，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当他们忍受不了封建阶级残酷的压迫剥削而起义造反时，首先就要冲破孔子儒学的束缚，农民发动的起义，有时还会演变成为激烈的反孔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中，农民把孔子的“爱人”文化看作是“吃人”文化，到处毁孔庙、砸孔像。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拜托儒家思想的影响。激烈的反孔行动也割不断他们与儒学的某些思想联系。我们可以从历代起义农民的政治主张中看到，它与儒家学说的某些主张，无不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儒家学说在维持阶层稳定之间的作用以及它对近现代现代化的影响。

当我阅读完全书后，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书中的很多观点确实让我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但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这本书中，作者把社会变革的路径分为三条。第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暴力革命，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为代表，最终演变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民主政治。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社会中间力量维持了社会稳定，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却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革以中国为代表，农民利益受损严重，出现全国性的贫穷。我对这三种社会变革的路径产生了疑问，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中是否存在第四种通往民主之路？即便在过去没有，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会有一种新型的革命之路出现？我认为书中所涉及到的三种革命道路，是世界范围内民主革命的一种普遍性的表现，但是它忽略了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的特殊性。因为对中国历史较为了解，我把第四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我读完第三遍之后，我认为作者在写作时更偏向于先确定观点，再去找对应的史料支撑其观点。这样就造成了史料在运用上的以偏概全，让读者不能全面的看待历史发展的真相，从而思考其观点是否正确。由于对于世界历史的不太熟悉，我在阅读其他篇章时更能产生这是一本故事书而非作者提出观点并去论证的感觉。这一点也让我注意到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思考的惯性。我们常常习惯于先确定想法，再去找理由，这样会产生看待事物时的偏差。希望通过日后的学习，能够有更多理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

严中平 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山东大学等院校：《中国近代史》

李远涛：《乡绅与清代基层政治结构》

吕明灼：《儒学与中国封建政治》

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