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国下的意识危机——评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康有为

“继今以后，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尚在徜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陈独秀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

当我们回首百年历史之时，我想几乎所有的近现代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可谓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其间产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意识以及前所未有的群体力量，至今依旧深刻当代中国。

从八十年代开始，当我们从狂热的运动中冷静下来、痛定思痛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思想及代表人物受到前所未有的反思与思考，人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传统思想需要全盘推翻吗？中国的未来真的是全盘西化吗？看待问题真的要彻底二分吗？为批判而批判的论断是否要重新批判？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未来将要何去何从……

林毓生先生的这本著作可算是这个时代中少有的全面回答上述问题的经典之作，他从中国传统内在思想出发，并通过陈独秀、胡适以及鲁迅这三个思想界巨人来详细考察，全面分析了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的诞生、内涵以及自我矛盾之处。全书既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深厚功力，又利用了众多当代西方思考范式，在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文章语句中更是富含作者对祖国的关怀与未来的期望，可谓是研究五四思想的经典之作。

当西方势力席卷全球之际，从美洲到非洲，从中亚到东亚，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不被坚船利炮所震撼，也没有哪个地区能够逃脱西方殖民者的爪牙。伴随枪炮与不平等而来的更有西方的思想潮流，正所谓欧美美雨席卷全球，面对民族危机，绝大多数进取民族都纷纷学习西方，改造自身。然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几千年来唯一拥有不曾中断的文明古国，却在五四时期开始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全盘反传统的运动，从“打倒孔家店”、一直到彻底铲除“封建糟粕“而掀起的文化革命。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不同寻常，竟在拥有如此传统文化的国度中掀起全盘否定的浪潮并成为时代主流呢？

林先生给了我们这样的解答。在他看来，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精致有序的构造，既有社会——政治的物质结构，又有文化——道德的精神组合，而真正将二者全面统一起来的则是普遍王权。中国的王权从商代就已经成型，虽历经春秋战国与诸子百家的挑战，但终究在秦皇汉武的大一统之下变得不可动摇。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国阴阳五行与儒家思想，这“对普遍王权的永久性起了支撑和巩固作用。”正因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王权时代一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王权就如框架一般将近乎杂乱的各方思想统一起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挑战，开明知识精英们纷纷意识到学习西方枪炮器物，甚至是其政治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但改革与思考终究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部变革，正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康梁派的“托古改制”。然而王权的崩溃却让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体制全盘崩溃，这便给了五四反传统主义这全盘反对提供了“结构上的可能”。更加上袁世凯与张勋二人复辟事件以及儒家旗号，这更让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认为“帝制与孔教有不可离散之姻缘”，从更加剧了他们全盘否定的理念。

与此相对是，中国思想内存在固有的唯智论思想，即强调思想指导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孟子还是宋明理学的程朱陆王，他们纷纷都强调心（思想）的内在功能。这在作者看来便是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即“中国人面临着某种道德和政治问题时，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基本思想的力量和思想领先的地位” 。尽管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传统文化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终究是中国知识精英，他们终究是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反叛者，他们本身便继承了这种一元论和唯智论的理念，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唯有思想改造乃至思想革命才能解决，与此同时则相对忽视政治建设以及经济基础，然而后者恰恰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林先生不愿单纯进行理论分析，而是选取了五四时期乃至整个近现代中国最富盛名、最有影响的三位思想者——陈独秀、胡适、鲁迅，以此来论述反传统主义的思考以及背后存在的问题，这样的论述是大胆的，同样也是相当困难的。

林先生对陈独秀与胡适评价相对保守，认为这二人并不是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人。陈独秀长于行动、短于思考，他坚持认为以孔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均应该全部废弃，对其中的合理性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没有研究的必要，完全否决了改良的可能。他太专注于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与自己所设想的道路以致于对任何矛盾都视而不见。

胡适相比陈独秀则温和得多，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也现实得多，认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少真善美的方面，甚至晚年胡适反复强调自己早年“打倒孔家店”是有片面的。但林先生仍旧认为胡适是“假改良主义者”，本质上还是一个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并且认为胡适本人对思想认识过于肤浅，也陷入了与陈独秀同样的陷阱之中，认为唯有思想才能解救中国。“胡适虽然温文尔雅，但思想深度不够。在某种意义上，他内在的才智和精神都不足以使他胜任文化领袖的地位去对付当时中国社会因面临各个方面危机而产生的空间困难和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林先生认为胡适倘若真能创造性地实践杜威的实验主义，他就应该意识到改造中国不应仅从思想出发，而应意识到物质力量的巨大作用以及传统文化的不可斩断。更值得思考的是，陈独秀与胡适二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还是过于浅薄，对西方的某种学说又过于情有独钟以致缺乏批判性思考而全盘接受。

相比陈胡二人，鲁迅的思考则深入得多、也是当时少有的真正了解中国之人。而他本人也因此陷入了更大的矛盾与精神危机：一方面他是一个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者，通过各种文章去批判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另一方面他又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上献身于传统文化，并有意无意地认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一面。但鲁迅同样是一个用思想解决问题之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悲剧。他深刻地批判中国人麻木、自卑、自私的国民性，然而又认为中国人病入膏肓而不自知。一个病人连生病都不知道，何谈用药？如此推论，那么从思想去解救国人便变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不会接受你的拯救。但鲁迅又深受儒家救世济民的影响，不愿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依旧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让他一再承受挫折与痛苦。鲁迅是一个极有思想深度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远比陈胡等人深入，他因此更接触到了传统文化中质朴、善良的一面，陈胡二人简单地将之归为人类文明的共性，却从来不考虑包含在这种善良的传统文化怎么可能全盘邪恶的问题，但鲁迅考虑到了，这却只能让他更痛苦。因为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在他的头脑之中同样占据支配性地位，他依旧是寄托于思想文化改造中国，结果使“他不可能寻求一个可行的、多元论的解决他思想冲突的办法。”鲁迅的思想危机正是中国意识的危机。

从上述三位杰出思想者的反传统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虽说激发于西方思想的冲击，但根本上仍是孕育于中国传统主义的思想，用林先生的话说便是西方思想通过中国文化的母膜，过滤之下依旧有着传统文化的种种因素。知识精英们无论是一元论的思想解决问题还是忧国忧民、富国强兵的献身精神与参与意识，这都是几千年来传统士大夫的思想精髓。正如林先生说言，倘若胡适、陈独秀等人真的全盘西化，能够真正了解信奉主义的真谛，他们就不可能简单地认为思想革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就必然会意识到传统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高难度工程，需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道德各方面的配合与渐进。

林先生对中国传统主义的内在与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考虑的叙述可谓发人深省，不过笔者也同样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全盘西化与全盘推翻的反传统主义浪潮，是与近代中国的巨大危机以及知识分子的自强情怀分不开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战争虽一败再败，但尚未能彻底震撼这个东亚帝国，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则让中国朝野上下真正全面感受到了民族危机，堂堂天朝上国竟败在蕞尔小邦之手，这真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尔后的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更是让中国感受到了变革的重要性。到了“二十一条”之际，日本竟有灭亡中国之心，这就引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急切的、压抑的，是自卑的、狂躁的，他们迫切寻找能够短时间富国强兵、洗刷国耻的灵丹妙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任何渐进的、长久的改造计划都必须让位给激进的、高效的强国方案。我们可以看到，从康有为变法图强开始，知识精英们已经开始求助于彻底性方案，“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大变能强，小变仍亡”，这样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激进、彻底的，但在当时的中国竟能掀起维新浪潮，受到开明官僚、知识分子甚至是大量地主乡绅的认可。之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实为这种激进、全变思潮的延续与发展，这也是为何激进主义在中国长盛不衰。进化论的传播同样是思想变革的关键之一，由低到高、先进取代落后既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西方文化优于传统文化，是高级的、先进的，它自然就应该全盘取代传统文化，这难道不是物竞天择吗？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优势地位注定了知识精英的内心不会轻易向西方彻底屈服，他们的心中仍旧存在“以夷制夷”的考量，更确切的说应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也是他们能够迅速抛弃中国传统，走向全盘西化的重要原因。既然传统文化不能抵御列强侵略，不如全盘抛弃这个包袱，全面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等到中国富强之后，许多知识精英还希望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甚至是世界中心地位，驾驭万国之上。这种带有功利性质的心态也注定温和、渐进的改良方案难以在中国获得主流认可。

林先生本人是一个敢于“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写成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能够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指出变革方案，今日读来依旧具有相当的深度。在他看来，今日的中国必须要认识到不能单纯采用一元论与思想革命解决问题的模式，而应该制定全面发展的方案。广大的学者必须要沉心静气，绝不能如同五四时期一样陷入形式主义与喊口号的陷阱，而是应当讲求“比慢精神”，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解决真正具有思想深度的问题，要做“质”的突破。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不可陷入方法论的困境，以为只有有方法就能得出好的成果，殊不知真正好的成果是从“百分之一的灵感”得出，而这种灵感需要长久的学习与思考才能拥有。最后，林先生还强调中国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地自我批评，他认为胡适、陈独秀等人虽然一辈子倡导怀疑精神，但总是怀疑别人、相信自己，从未能对自己的观点和理念进行深切的自我批评与反省，怀疑精神仍成为口号而已。中国的传统文化富含“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等自我批判精神，更有着天生的道德资质，只有真正下功夫，中国总能重建中国的人文，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