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之微笑的《巫术师》

约翰·福尔斯在再版的前言中说，这是一本精神发育过于迟缓的少年的青春期小说。凭心而论，在这长篇巨作的前半程，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枝杈而让人一次又一次陷入某种困惑。因为人物出现的节奏充满了跳跃性，以及情节的铺陈也不是那么的循序渐进，但偏偏开篇的部分因为大量用力的细节描述显得极为慢热，于是，我开始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以及约翰·福尔斯先生的所谓青春期小说特质，又是一种怎样的意向图腾。

因为，这似乎是约翰·福尔斯先生比较早期的作品，让我下意识里不断的和那本同样让人陷入困惑的《朗姆酒日记》两相比较。因为第一部分零碎感爆棚的阅读体验，某种不安也油然而生，似乎，这会是本和《朗姆酒日记》一样充满不知所谓的书。

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在读完之后，我郁闷的发现自己成为了约翰·福尔斯在前言中描述的那种缺乏想象力的人，所以才会无比执着的想要把细碎如蛛网般的线索，拼凑成一个有起因经过结果的完整故事。诚如他说的那样，缺乏想象力并非记不住已有的事物，而是无法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而这一本取名自塔罗牌图案的小说，它并不是用一种层层推进的手段，引诱你完成一场推理秀。更像是运用花哨和诡谲的异形镜像，让你不断从所谓的上帝视角中后退再后退出来，于是看到了完整的蛛网。

它就在那里，是的，不需要你拼凑，尽管枝杈很多，线索凌乱，也不会妨碍它的完整和天然。

上帝视角，大概就是这本小说的纠结之魂。以第一人称写就的故事，本身就自带微妙的光环属性。毕竟，作为作者本人，在提笔的时候必然已经对整个故事脉络有了一个梳理。所以，不论情节的推进怎样的跌宕起伏迂回婉转，其实都逃不过主人公的八字脉络。想来，那些万能的主角，之所以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本身就站在上帝视角的关系。

尼古拉斯·于尔菲，这部小说中的“我”，生活放荡不羁且任性傲慢。对于我这样一个女权主义者而言，他身上还有一种原罪，就是对女性的物化。从情节的展开来看，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擅长歧视其他人的存在，但他的所言所行，又真真切切的表达着，于尔菲是一个何等傲慢且野蛮的人。

虽然到了最后的环节，依旧没有给到一个答案，为什么于尔菲是那个被选中的人。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一串串灵异的故事，如果不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傲慢的灵魂身上，一定是少了很多的戏剧张力。或许，这就是他的所谓前任所拥有的晦涩身份的原因——用另一个人莫名的清醒，毫无根据的先见之明，世俗的生存方式，来嘲讽于尔菲自以为是的特立独行，是多么的风趣诙谐。

或许可以这样说，康奇斯，这个充满了辩证性的大导演，之所以选中了于尔菲，不如说是选中了那种自以为是的特立独行，看似对什么都毫不在意，实际上却把人性的自私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心存疑虑。于尔菲的自私充满了世俗感，几乎庸俗。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迷茫的活着，巧妙的从混乱之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切入点——至少看起来是有利的。以及对好奇心的放任，对于未知事物究其根本的欲望——其实这个不能被称之为人性的缺憾，推动人类文明社会进程，难道不就是这种对若隐若现元素的好奇心，以及究其根本的探索吗？以及，他那种对于隐含压迫感氛围的逃避，也是人性趋吉避凶、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本能。

可以这样说，除了于尔菲物化女性的部分，他简直就是最寻常的普通聪明人了。甚至包括他些许的叛逆心和英雄情结。但结尾的时候，于尔菲用一种类似自述的口吻，嘲笑了并不配称为英雄的人，一旦有了英雄的情结，会是一副多么滑稽的模样。就好像自以为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成功的逃脱了神奇的康奇斯的摆布一样，落在旁观者的眼里，实在是充满了悲剧的气息。

但回头一想，大部分人不都是在低谷的时候，自以为马上就要进入上升期了吗？也鲜有人，没有试着用超过自己理性和智商水平的口吻，一本正经的用胡说八道来标榜自己的优于常人，但实际上，不过比围观者多说了几句废话而已。

颇为绕口的逻辑，也正是这本书在半程过后带来的惊喜，也是到后面越读越欲罢不能的诱惑。

毫无疑问，约翰·福尔斯在这本书的情境里，充满了厚重的野心。如果说于尔菲是一条线索上的纠结和难堪。那么康奇斯的自述则充满了宏大的自我反省和嘲弄。他作为一个贪恋小安以及疲惫于抗争的人，在敌占期扮演的角色真的不会太过闪亮。那么以自由之名彰显着反抗精神的人，是否就真的比较高尚一点呢？关于某个陷整个村落的农民于死地的游击队员（多么熟悉的桥段），为他打掩护的老人认为他唯一的优点，仅仅只是自己的同胞。嗯哼，懦弱的和敌人通奸的康奇斯，他至少保全了战争期小岛的偏安。但战前就罪行累累的游击队员，却躲在隐蔽处看着八十多个同胞因此丧命。如果你也生活在那个荒凉落后的小岛上，你会怎样站边呢？

有趣的是，于尔菲本人也有二战期间从军的经历。他并不算是高级的经验，与康奇斯的自述变成了磨毛镜面的两边。很难去评述谁更鲜亮一点，反正都不怎么高级就是了。

这也是康奇斯和约翰·福尔斯想要给出的矛盾及辩证提示？还是用蛛丝般的脆弱来佐证人类英雄主义的荒诞与可笑。甚至，康奇斯在勾勒于尔菲荒唐经历的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希腊神话的隐喻，加大了对于平凡人自以为睿智的嘲弄。这里的情节转折如犬牙参差，一路拨弄脑筋叫人疲惫不堪。但当尾声渐渐浮上水面，某种即便没有结果也可以释然的微妙预感，会逐步占据挑空的灵魂。

所以，被康奇斯的设计摆弄的人，并不只有于尔菲，其实也包括我。

如犬牙参差般胡搅蛮缠的，还有作为重要人物出场的几个女性角色。康奇斯认为，她们代表了于尔菲身上放大的欲望、自私、愚蠢和傲慢。作为旁观者，我也看到了过度设计后，她们时不时流露出来的某种源于设计又高于设计的招数，因为在使用的瞬间无比真实，反而让人困惑其真诚或是虚假。

这个问题纠缠了于尔菲很久很久，以致于他几乎怀疑自己是否失去了某种能力，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空虚。那就是主副混杂的地位交错中，到底谁才是审判者，谁才是被审判者——谁是导演，谁是被导演愚弄的提线木偶。尤其觉得震撼的部分，是康奇斯自述中，纳粹让他选择，是杀死自由吉祥物的游击队长，还是枪杀八十个平民人质。当于尔菲被迫站在审判席上充当审判者角色时，看着自己手里货真价实的刑具摇摆于往前或是退后时，赫然觉得自己的身份跨越了时间和康奇斯的编造完美的重叠在了一起。

所以，谁是有资格成为审判者，谁又是理所当然站在被审判的位置。

约翰·福尔斯同时给出了另外一组矛盾，来映射审判逻辑的自欺欺人。完美的演员，一对双胞胎姑娘，象征着阳光与深海，任性与隐晦，城府与单纯——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两面性并不存在，差异不过是于尔菲自己脑补的桥段。他不但填充了姑娘们表演的留白，甚至还做了夸张的拓展，让这幕以心理学研究为主题的戏码，行进到了不受控制的癫狂。

于尔菲毫无疑问是一个性情中人。但是他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性情是因为幼稚使然。

这也是现实，因为现实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企图在自己最弱势的领域，披上强干的伪装。然后，借助这伪装，苟延残喘。

似乎有些太过刻薄，但我并不觉得约翰·福尔斯的原话有仁慈及厚道到哪里去。他借由于尔菲的糊涂说：“对一个缺乏英雄品格的反英雄来说，只要有一点最小的希望，勉强还能继续活下去，也就足够了。”

足够吗？可是，于尔菲的人生或许是在这个节点上，终于转折成了悲剧。他的幼稚和荒唐，他的自私和傲慢，曾经是他颠沛流离在复杂世界里的盔甲，但他现在脱掉了它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脱掉了它们，然后用唤回理性，来掩盖自己疏于人际的真相。

于尔菲，学会了康奇斯所谓的神秘微笑：你可以表示认可，但仍不宽恕；你可以做出决定，但是不发布这个决定。

他终于也成了塔罗牌里的那张巫术师，或者说魔术师。

一面是强韧的自我意志。另一面则是陷入被骗的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