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民发钱

莉安娜·比达努尔（Juliana Bidadanure）斯坦福大学麦科伊家族伦理学中心政治哲学助理教授

在经济紧缩时期，福利国家的理想和制度日渐萎缩，很多人争论是否该把获取住房、儿童保育、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作为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以及由个体负责的范式是否应占据主导地位。此时，进步论者会很轻易地放弃那些远大的理想。如果我们不能保护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或奥巴马医改方案，若干边缘的改进方案可能很有诱惑力。但是出于同样原因，进步论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有远见的梦想家，提出激进的乌托邦方案以团结已经分裂的社会。菲利普·范·帕里斯和杨尼克·范德波特通过他们的新书《基本收入：自由社会和健康经济的一项激进计划》，全面阐述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观点。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国家向每一个居民按月发放现金，不要求他们申请，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两个作者建议将人均GDP的1/4设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这样在美国，每人每个月都能收入1163美元，无论他们是穷是富，有没有孩子，有工作还是失业。

这个建议将改变一些群体的生活，例如年轻人、临时工、志愿者、穷忙族、失业者（那些受技术变革影响而失业或面临失业风险的群体）以及那些因缺乏知识或正在等待福利救济而可能没有收入的人。这个想法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像芬兰、巴西、纳米比亚、印度和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承诺试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本书由8个富有见解的章节组成。帕里斯和范德波特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一种通向自由的工具，全民基本收入在经济上可持续、在政治上可实现。他们也呈现了全民基本收入如何可以改变那些官僚居高临下的态度，州层次的许多官僚总是用这种态度对待那些看上去不具备资格领取公共补贴的人。而现有的福利制度往往容忍一种陋见，对似乎没有资格领取补贴的下层阶级不断进行筛选，即所谓的“福利女王”和福利欺诈者。最坏的情况是，政客们承诺筛选排除那些福利欺诈者，利用这个立场的优势赢得选举。最好的情况是，他们以一种短视的方式直陈问题，给福利加上更多的附加条件以表明他们确实在防止福利欺诈者滥用这个体系。这种做法无异于强化了福利申请人确实没资格获得援助的错误观念。

全民基本收入的建议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范式转换。正如作者所展示的那样，它能帮助我们摆脱为了生存被迫找工作的处境，即使这份工作所得甚微、全无用途、危险或可能毫无尊严。通过掉转既有话语叙事的方向，全民基本收入的建议使我们的社会更接近于“通往繁荣的真正自由，无论工作与否都将得到公平的分配”。这本书未能论及的问题是，全民基本收入如何也能成为实现种族正义的工具？正如政治学家多里安·瓦伦所写的那样，包括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在内，处于美国经济阶梯底层的那些人会从基本收入计划中受益最多。在取消一切制约性条件和不再要求受援人必须证明自己的困窘之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才能够规避许多基于种族主义意涵的父权主义式的限制。

然而，作者有说服力地表明，全民基本收入如何使我们更多地反思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就业与增长的中心地位以及我们传统上对贫困和失业问题的怯懦的解决方案。

这听起来像不像是乌托邦？在不久之前，全民基本收入似乎就是一个幻想，特别是在美国，许多美国人对公共援助顾虑重重。批评者质疑：那些认为工作是一种道德责任并视福利国家为道德风险的人，如何能认同一个甚至不需要有工作意愿的制度？即使我们能够使这些人认同，我们又怎么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制度怎么能够持续下去呢？推测一下，如果人们什么都不做就能获得金钱，那么他们大概会不工作，这样就无法承担起一个慷慨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然而，基本收入运动正在发展壮大。世界各地的许多全民基本收入实验都没有证明，不劳而获的现金会让人们停止工作。即使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过去几年里都表达了他们对这项政策的兴趣，其中包括进步论者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奇、美国家庭用人联盟主任蒲艾真、未来学家马丁·福特。

在劳动力市场，人们担忧自动化可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工人。这非常有助于引发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新兴趣。专注科技领域的美国科技创业公司孵化器（Combinator）目前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开展基本收入的实验，并于2016年启动了一个叫作“经济安全计划”的项目。该项目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将在未来几年投入1000万美元用于研究基本收入。虽然这听上去像是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是全民基本收入看起来却越来越可行和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