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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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17
李零先生是大文人，这几年“国学热”、“文化热”，李先生发表了不少意见，像“大学不是养鸡场”、“孔子是丧家狗”等等，都引来不小的议论。李先生学术上也很有水平，史学、文献学、古文字、考证、考古等各种领域都有触及，而且形成的意见不容小觑。他还是位热衷普及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这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少见，教授都在忙着评职称、写“能流传后世”的大作，谁有闲工夫做文化普及。可李先生不，除了学术专著，大众读物也出了不少本，像讲周易、孙子、孔子和老子的四本收编为一套叫《我们的经典》；去年年中又辑录以往的文章，有考“两周族姓”、考豳公盨之类的专业论文，有出行时的随笔、历史断想，还有电视纪录片的脚本，合四本，名曰：《我们的中国》。
像李先生这样的学者，在学术上用力颇深，还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颇为可贵。1993年前往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整理楚帛书，1994年又参加上博简的整理工作，世纪之交还校读郭店简和上博简，眼睛都快看瞎了，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写作。虽说研究的都是些枯燥学问，可李先生文笔好，写的东西除掉那些不能打哈哈的学术作品，其他的一点都不枯燥，看他杂文能知道，这人可好玩了，抱怨、骂人都不带口啴，讲东西带着笑，让人家被啐了一脸都不自知。这本书，相当于李先生在北大上“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这门课的教材，行文尽量口语化，但讲问题透彻、一点不含糊。
李先生区分了三种“出土文献”的研究范围，即古文字（包括甲文、金文）、古文书（如居延简和敦煌简）和出土古书的研究，本书的讨论就限于这最后一种。作者在前言中说的很明白，他不会因自己的专业而妄自菲薄哪一种文献材料，而是“以传世文献作讨论框架和理解背景”，又以出土材料作理解线索证补传世文献的疏漏和模糊之处，还要把两者都放进学术史的框架里作全局性的考察（就有点像《我们的经典》中《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的写法，拿传世的王弼本和帛书甲、乙本对着读）。
作为教材，其编撰体例也算很有特色，每讲前面部分是知识性内容，后面部分还有资料长编。大段大段地抄书让人感觉像是在偷工减料，其实不然，每个材料都是对前文的回顾和延展性思考，既省了学生自己查阅的力气，还能寻章摘句有所侧重。其实读这个书，大概不一定非得文献学专业的学生才行，这本书说的也不算太难，就当是对中国古代典籍和当下古典学研究的主要动向做个了解也是好的嘛。一个中国人，还是上了几年学的，总不能一辈子连本中国古书都不看吧，说出去不怕让人笑话。
可看，要怎么看，如何恰当的看，又是个问题。今天不少人喜欢讲真伪问题，说这个是作伪的，那个是篡改的，绝大多数连“作者”对于中国古书的涵义到底是什么都没搞清，就在那胡扯八道。
这就说到古书的体例问题，这个很重要，在作者的《待兔轩·说文卷》里也有几篇文章在反复说这个问题。比如有人说《楞严经》是部伪经，就会有居士们跳出来怒不可遏地骂：“你才伪经！你全家都是伪经！”姑且不说出家人这么动怒好不好，就是外人也要动脑子想想再说话。这种情况我之前在寺院里就碰到过，对方就认为：这些经典说得多么有道理多么有智慧啊，那些讲“伪经”的都是智障。我回应说，这个跟智力没关系，凡是说到真伪，都有一个标准设定的问题，你不能在没摸清别人的判断标准之前，就一棍子把人家打死。其实《楞严经》的真伪，其判断标准就是时间的限定，如果分析者认为“凡不是佛陀时代原典的都属伪作”，那通过现代语言学和文献学等技术手段，就发现该部经典的用语习惯等内容不属于佛陀时代，那这部经就伪定了。
还有一种“真伪”是由政治主导的，比如《圣经》。为了使《新旧约》的文字符合“人子耶稣”的身份，即耶稣是神、不是人，当时罗马皇帝康斯坦丁（the pagan emperor Constantine）在尼西亚开了个会（Council of Nicaea），把原本中所有可能体现耶稣人性的内容都踢出了官方《圣经》文本（当然，尼西亚会议不可能只有这么简单，其讨论范围包括广泛，比如排斥哪本福音、复活节的日期等，这次会议是基督教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其不仅通过投票确立了耶稣的神性，也进一步确定了这种神性作为一神教的合法性）。到后来，在官方《圣经》之外但仍在流传的篇目就被称为“伪经”，而基督教研究者为避免因名称引起的偏见和不客观，将它们改而称为“次经”。
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的确存在一部分伪书，但这是在有相对严格的学术标准的情况下确定的，比如《伪古文尚书》是伪书即因为这是有人通过散佚篇章和其他书中引用的文句连缀而成，而《管子》虽非管仲所作而非伪书是因为它仍是先秦古籍。今天我们在西方先进学术手段的帮助下，能够更好的对古树进行整理和理解，如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就是这种研究的杰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