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喜的是，我们的制度吸取了前人的各种经验教训

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

——卡尔·马克思

这些国家真奇怪，他们的导师被这种制度折腾过，并高声反对过这种制度，他们还不断地拿过来用。他们将这种本来是中世纪教会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派生物，在二十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适用于国家中的每一个人，并在某些国家继续延伸。这些国家给他们的导师出版了一部很奇怪的全集——就是一部少了一句话的全集，他们自得意满，好像他们假装忘掉的东西别人也会不记得。

在这些国家里，他们的大部分作家都自觉学会了谨言慎行，什么话不当着面说、也不放在台面上说，说也不能说的那么明白。哈维尔的狱中书信，写出了他有独特暗示意味的修辞，各种隐喻晃过了审查官的近视眼。而德国的审查制度，牛得多，国安局请来的审查员，有的是神学家，有的是大学教授，在Garton Ash看来，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德国最有眼光、最具判断力的一群人。这种书报审查制度，很好的和东德的监视制度结合在一起，人与人相互监听、窥探，文化人之间也可以互相审查。

我们的政府今天给出版社减了不少压力，不像那时候的东德，鉴定审查的费用都要出版社买单。所以后来柏林新教出版社社长知道真相后那么气愤：“我认为最恶劣的审查官不是国家机关，而是这些所谓的审读员。和国家机关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也要在党中央面前汇报工作——他们也害怕，比我们还要害怕。更令人气愤的是我们无法认识那群人，为国家机关提供审查辩词的那群人，就是因为他们那些鉴定书，有时让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那时候东德为逃审查从外面运书，各种想法花样百出，套塑料袋里扔化粪池这种做法都算“白痴”的，其他惊险的，真跟运毒一样。特殊的制度也就养成了一群特殊的人，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就和过去人民的共和国的秘密读者一样，很多人养成了有趣的阅读习惯、锻炼了别致的阅读品味。不说王朔、王小波一类，我在中国作家的回忆文章里不少次看到过回忆自己的阅读历程时，都不约而同地讲到自己当年夜读禁书的经历，有的人会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禁书这种分类，都不知道什么书是好书。

当年积极参与集体阅读活动的德国物理学家施达德曼说：“我们到底有多重要？这一问题无人能答。可以肯定的是，那段时间至少对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很重要。混沌理论中称此为耗散结构。在热力学非平衡状态下，能量会在一定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进而推动不可逆转的变化：著名的蝴蝶效应——蝴蝶扇动翅膀改变了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