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联盟 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读书报告

《商业与联盟》的作者是罗戈夫斯基，他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和政治经济。此书出版于1990年，获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政治经济部分最佳著作奖，该书也被人们认为是继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后，研究世界市场压力对国内政治影响的佳作。

作者首先探讨贸易与政治分裂的理论联系，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1941）的基础上，罗戈夫斯基建立了更加精细的分析框架。斯萨定理的核心在于贸易政策（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如何导致国家的亏损和收益：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会因贸易保护而受益/因自由贸易而受损，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会因自由贸易政策而受益/贸易保护而受损。罗戈夫斯基看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情况与这一定理不符，即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会因贸易保护而受损。于是罗戈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定理：国际贸易扩张时，充裕要素所有者会增强自己的实力，而稀缺要素的所有则会处于守势力；国际贸易衰落时，稀缺要素所有者会增强自己的实力，而充裕要素所有者会处于守势。

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他以要素禀赋（土地/劳动力）和发达程度（资本充裕程度）为自变量，提出了六种类型的国内政治分化状况：要素禀赋高（土地充裕+劳动力稀缺）+资本充裕，这时容易形成倡导自由贸易的地主和资本家联合对抗工人的阶级冲突；要素禀赋高（土地充裕+劳动力稀缺）+资本稀缺，这时容易形成倡导自由贸易的地主对抗倡导保护主义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局面，从而形成的城乡冲突；要素禀赋低（土地稀缺+劳动力充裕）+资本充裕，这时容易形成倡导保护主义的地主对抗倡导自由贸易的工人和资本家联盟的局面，从而形成另一种城乡冲突（这一种更典型）；要素禀赋低（土地稀缺+劳动力充裕）+资本稀缺，这时容易形成倡导保护主义的地主和资本家联盟对抗倡导自由贸易的工人，从而形成典型的阶级冲突（如德国社会主义的情况）；而当土地和劳动力同时稀缺而资本充裕时，容易形成倡导保护主义的工农联合对抗倡导自由贸易的资本家的冲突，形成了红绿联盟的国内政治状况；当土地和劳动力同时充裕而资本稀缺时，容易形成倡导自由贸易的工农联盟对抗倡导保护主义的资本家（如蒋介石时代的中国）的局面，从而也形成了红绿联盟的国内政治状况。而三种要素同时稀缺或者同时充裕的状况基本是不存在的，因此不是八种，而是六种基本状况。

然而。以上三要素组合框架能够预测国内政治联盟的状况，但不能确定哪股政治势力处于优势地位。而作者对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重大修正也就体现在这里。罗戈夫斯基将国际贸易进程视作一个重要的干涉变量，即在贸易扩张时期，要素充裕者实力增强而要素稀缺者实力减弱，反之亦然。实际上，这一干涉变量是在案例中才真正体现出来的。

作者的历史知识的广博程度是令人惊叹的，案例验证不仅包括发生于现代的案例，也包括发生在古代的案例，时空跨度地广泛性体现了作者的雄心，也是这本书受到如此多赞誉的原因。在第二、三、四章，作者分别选取1840—1014年的国际贸易扩张、1948—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贸易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贸易收缩作为案例；在第五章，作者选取了更久远的案例以扩展本书的解释力，探讨了公元前第6、5世纪古希腊城邦间的国际贸易极大扩张、公元2、3世纪衰落中的罗马帝国的贸易收缩、1450—1650欧洲贸易扩张的时代。案例验证部分的基本模式比较一致，都大致遵循“产技术变革与政治变化——要素禀赋分析与世界贸易趋势——结合框架中的六种类型的情况进行分类并推断可能发生的社会结盟与政治冲突——用具体的历史史实和数据进行分析。

最后两章主要在回顾本书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如何进一步延展的问题。显然，作者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即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的方案）、也支持霸权稳定论（对霸权衰退的担忧）。

总体上，本书本质上探讨了贸易开放程度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政治忠诚度以及冲突模式的变化，这一话题的探讨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启发。当然，本书结尾以及作者的序言中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担忧：首先，土地要素影响力的下降，可能会对现有三要素的模式形成挑战；其次，要素的所有权及其掌控者应该被考虑；第三，在如今的国际社会，要素的流动更加便捷，这对斯萨定理有一定的反驳。

最后，有必要对本书和希斯考克斯《贸易与政治冲突》进行对比，因为这二者都涉及到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分化的主题，只是前者探讨国际贸易对国内分化的影响，后者探讨国内分化对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影响。本书的基本逻辑为：要素禀赋和资本充裕程度——六种国内政治和分化形态+国际贸易进程——联盟力量对比状况；而《贸易与政治冲突》的逻辑是：国内要素流动—政治分化——联盟类型——对外贸易政策。后者比前者更简约，而前者比后者有更强的解释范围。

在《贸易与政治冲突》中，提到了关于澳大利亚和瑞典具有相似的阶级分化形态，但却奉行相反的贸易政策，这让我很费解。《商业与联盟》正好可以帮助解决这一疑问。瑞典劳动力和资本充裕，而土地稀缺，工人和资本家倡导自由贸易，农业生产者倡导保护主义，前者的政治联盟压过后者从而推行了自由贸易政策；澳大利亚是土地充裕，而资本和劳动力稀缺，地主倡导自由贸易，而资本家和工人倡导保护主义，后者的联盟压过前者，最终导致了保护主义的政策。

然而，这又使我联想到本书可能存在一个预测上的缺陷：只要处在国际贸易扩张阶段，国家始终会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总有充裕要素所有者）？而在国际贸易衰退阶段，国家始终会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因为总有稀缺要素所有者）？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解释国际贸易扩张阶段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正政策？以及在国际贸易衰退阶段一些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补充下：上课和老师的讨论发现，上边的问题并不成立，因为作者没有说国际贸易直接决定了国家贸易政策，而是国际贸易上升期会有助于要素充裕者的力量，反之下降期会有助于要素稀缺者的力量，最终更有可能使这一国家的贸易政策体现力量加强者的政治联盟的政策偏好。但这并不是绝对会实现的，很多时候只是量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