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赵周宽先生文

以文化期玉器作为切入宏大高深理论问题的“观测点”，提出在中国人对玉器的痴迷中，融入了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该著把全民族的玉神信仰看做是一种宗教即“玉教”，并认为，正是这种弥伦古今的玉神信仰，建构起了中国/华夏独立而有机的文明整体；在此意义上，该著提出了“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崭新命题。该著还在华夏文明系统内部描绘了无文字的“大传统”与以文字为标志的“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独辟蹊径地阐释了同为“小传统”的儒道思想在玉神信仰范围内的对立互动关系，理清了19世纪由德国人命名的“丝路”的本土原型：玉石之路；并结构性分析了这条文化通道上玉教与佛教的接引和置换关系。

《玉》著把玉神信仰放在华夏精神发生、融合的文明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这不仅拓展了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视野，深化了玉神观念的思想意义，还深刻回应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第一，作为精神和观念统一体的“中国”或“华夏”是如何形成的，其中的精神和观念动力究竟如何？《玉》著考察观念史的助力，主要来自著者近年熔铸成型的方法论，即“多重证据法”，尤其借助了文化期玉器的“物的证据”。这些玉器的确定年代介于夏商之际，这就使得《玉》著必然与另一个重大问题直接相关。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真的存在夏代。

对这两个相关性问题，《玉》著没有遵循传统的“答题思路”。新的理论方法让问题以全新的“问题式”呈现出来，并得到了深度关涉和全新解答。这一“问题式”的典型特征在于，这两个问题是深度纠缠和绾合在一起的。在叶氏全新的“解题思路”中，夏（还有更早的禹）的存在不能仅靠文明萌芽指标“老三样”（城市、语言、青铜器）来判断，而必须把最具动力性的观念以及观念自身的动力结构揭示出来，以精神动力的存亡问题补充和矫正纯实证之陋，把王朝的有无与精神动力的确认与否相关联。这就跳脱了考古学对“物”（考古发掘物和遗址）的“实证性征用”，在考古发现基础上，借助于通神之物美玉把文明发生学中最灵动的精神和观念能量从现代学科分档分格的抽屉柜里释放出来。华夏诸文明幼芽跨地域的共生和相互引动、华夏文明的多元融汇、文明统一体的铸塑成型、文明体内部诸观念体系间的同构关系等动力学的课题，在玉神信仰的跨地域呼应中得到解答。

就其瞩目于信仰和观念来看，《玉》著可以称得上最本色的“观念史研究”。《玉》著没有依傍烜赫一时的“观念史”或“文化史”的“学脉”（这方面的理论引擎主要来自西方史学界），而是在对玉器（玉璧、玉人像、玉柄形器、玉璜、玉龙、玉戈、玉兔）的细致鉴识和对玉神信仰的动力学式“显幽阐微”中探索文明发生发展的观念“原力”。《玉》著把华夏文明中的玉石与苏美尔的绿松石、古埃及青金石等“显圣物”相对勘，在对话中坚守着文明动力学研究的“中国性”立场。这一研究刷新了中国问题的自我表述方式，开拓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路径。

著者反复表明玉神信仰对于“文学”观念的深化和刷新之效，《玉》著也再一次显示了其对传统“历史”概念的全新理解。在玉神信仰的牵动下，“历史”的研究，首先就是观念史的研究，其核心的课题是对观念之动力体系的描述，其中包括动力之源、动力的方向、动力结构以及精神动力对物质实践和社会结构的塑形作用等等。另外，在《玉》著中屡屡触及但未曾体系性展现的，还包括一系列极具思辨张力的哲学命题。形上与形下、物质与意识、唯心与唯物、儒与道、玉与佛、天人合一、祖灵与神灵…诸多可在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哲学抽屉”里找到的问题，《玉》著也都借玉神信仰的“观念探测仪”一一“刨出”。玉神观革新了这些哲学命题的内涵和思路，必将对体系性的哲理探讨带来启迪。

以“物质与意识”问题为例。“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突出强化的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在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基础上确定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判断，扭转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想主义”（唯心主义）的动力学方向，用尘世物质的优先性替换了观念的优先性。世界观的纯粹世俗化取向把人从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给予人解放的力量。但在对这一基本观念的教条化理解中，“物质的优先性”原则又被“观念化”了，成了新的观念教条。哲学所具有的启悟力，随时可能会因为这一启悟自身的教条化而归于无效，成为陈词滥调。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在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中被“口号化”“标签化”，限制了思想的革新。《玉》著围绕美玉，把精神观念的生成、物质资源的竞夺、玉帛之路的打通、文明观念的成形、理想人格的塑造、信仰体系的建构、文化政治体的融合等多角度、多层次的动力学问题束集一体，展现了物质和意识的多元共生和相互决定。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传统哲学坚持物质的卑微和意识的独断。但其所理解的卑微和独断，都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在玉石神话信仰中，“神秘石头”所具有的灵性得到深刻的解析，玉石既是物质可感的矿物质，也是牵动华夏文明体内部一切“意识流”的“心中之石”。“物质”和“意识”相互赋义、相互激活，同构圆融无碍的“观念流”（玉神观念在方国间的传播和认同）和“物质流”（玉石运输的路线和方向）。著者对曾主张的“（玉石）观念决定论”做出调整，不对“物质”和“意识”的优先性问题下非此即彼的“强论断”，而是敞现这两者在文明发生“动力场”中的双向引发关系。玉石信仰动力学的思路贯穿著作始终，并充分激发出了思辨的力量，深度介入到哲学思辨课题之中。

《玉》著用动力学既刷新了观念史，也刷新了哲理命题。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则可以说，《玉》著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发生发展观。该著以观念的传播流布勾画出了华夏文明萌芽期“沛然莫之能御”的精神动力，其最根本的启迪不限于思想和学术，而更在时代和社会的“日新日日新”征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