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圣书”的关系与命运
自教父时代至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中一直存在着“两本圣书”的说法:一本圣书是《圣经》,第二本圣书是“自然之书”。“自然之书”的说法出现在教父们对摩尼教的驳斥中,后者认为包括自然界在内的物质世界是邪恶和卑劣的,是邪恶的造物主用来禁锢灵魂的工具。教父们的观点是,虽然自然界本身不是神,但它是由造物主出于善的意志所创造,因而其性质不可能是邪恶的。奥古斯丁基于这一信念构建了基督教的“标记”理论,将万物置于一种富有道德和灵性意义的“象征秩序”中,他认为“通过物质性的、象征性的事物,我们可以把握永恒的、灵性的事物”(《论基督教教义》)。按照这种理论,自然界的事物与《圣经》的语词一样,具有“神秘意义”与“寓意意义”,所以神写就的“自然之书”是一本仅次于《圣经》的“圣书”,“两本书”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有序的关系。
“自然界具有道德和灵性意义”,这一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中世纪人的观念,在中世纪流行的大量动物寓言集里面,各种动物、植物和石头都被赋予道德和神学上的意义,当时的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也大多遵循了教父们和奥古斯丁的美学原则和自然观。而在灵修生活方面,沉思自然与阅读《圣经》均被视作接近神的主要途径。
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拒不承认《圣经》的神秘意义和寓意意义,只承认其字面意义,加尔文也仅仅承认《圣经》的“字面意义”与“历史意义”。于是《圣经》与“自然之书”原本建立在“寓意意义”与“神秘意义”上的和谐关系出现了断裂。新教徒弗朗西斯培根则否认世界具有透明的象征意义(symbolic transparency),转而拥护一种新的非寓意解释自然界的方法——数学语言与几何模型。这种解释方法发端于笛卡尔,由培根、牛顿等人所继承,数学和几何模型的解释方式导致的即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它将道德意义和灵性意义从自然界中排除——自然不再是教化人的“圣书”,仅仅是满足人类需求的“功用”。
“两本书”的关系断裂及其“神秘意义”和“寓意意义”的丧失,意味着文本研究和自然研究趋于分离,这是现代“宗教”与“科学”对立的历史和神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