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别“纵乐的困惑”之后：18 世纪英国的消费革命

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很多解释，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香料茶叶等的远程贸易刺激，糖和咖啡引发的“甘甜的资本主义”，以及涉及罪恶的奴隶买卖的大西洋三角贸易等等。在《奢侈与逸乐：18 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一书中，英国学者马克辛·伯格将之归因于 18 世纪在英国发生的轻奢品消费革命，认为来自中产阶级对传统奢侈品仿制品及新型奢侈品的需求，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高歌猛进最主要的内生性推手。

奢侈品消费自古有之，被视为中国所谓近世开端的宋朝和有着资本主义“萌芽”之称的明朝，都出现了围绕奢侈品的消费浪潮。这本书里强调的是新型奢侈品消费的规模、深度、持久性和新颖性，只有这样的而非传统贵族式或暴富炫耀式奢侈品消费，才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可靠推手。

任何革命都是观念先行，消费革命也不例外。在前现代社会，无论西东，奢侈品消费从来缺乏好名声，总是和骄傲放纵和道德败坏有关，而且也总是被道学家们视为天下失序走向大乱的根源。关于这些争论，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其关于明朝消费文化研究的专著《纵乐的困惑》里给予了详尽的展示和剖析。一个社会要想过渡到消费社会，必须克服“纵乐的困惑”，为奢侈品消费正名，以消费为荣。

到了 17 世纪末，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伴随远程贸易出现的消费东方奢侈品的浪潮，英国旨在维系社会等级和限制下等人“过度”消费的抑奢法案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包括精美的瓷器在内的来自东方的货物，之所以生产并进口，不仅是为了供传统精英使用，也是为了供应迅速崛起的欧洲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使用。这些新崛起的消费者，对“品味问题”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自由感，他们珍惜新出现的东方奢侈品所代表的选择机会和自主性，视其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一种静止的社会秩序的挑战。

接下来发生的是英国版“山寨”传奇。中国瓷器、印度棉布和威尼斯水晶玻璃等不断攀升的价格，逼迫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制造商走上了一条仿制和进口替代之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针对东方奢侈品的高关税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仿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通过运用新的技术和材料，在吸收亚洲异域特色的基础上推出针对中产阶级口味的新创造物。在仿制的过程中，新型工艺、材料和生产销售的组织系统等等都发生了变革。在陶瓷产业，英国和欧陆制造商通过寻找新材料、混合物和生产秘方，以制造出更有成本效应的产品。在这方面，英国人走到了前头，推出了包括韦奇伍德瓷器等知名品牌在内的替代品。瓷器一举从上层阶级收藏的古董变成了轻奢消费品。有意思的是，不少本土瓷器经销商所使用的分销网络恰恰就是形成于东方瓷器畅销时代。

创新竞争的过程是激烈的，庞大的生产分工和销售网络贯穿很多地区，这改变了欧洲的物质文化，带来了新式的产品颜色、风格样式。其中出现的创造性艺术、设计和创新，又通过技工们在奢侈品和消费品行业的流动，便捷地融入各行业长久以来形成的知识体系中。亚当·斯密把仿制活动誉为奇迹的来源，认为它与审美革命和对产品的需求，共同构成了现代英国消费品得以出现的关键因素。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发生在当下中国市场上的由“山寨”而不断进阶的制造业和消费革命。

不过，真正标志本土轻奢品崛起的是英国小型金属消费品的勃兴。在马克辛·伯格看来，英国“先进消费品”的起点是伯明翰的“金属扣和纽扣”，这两个小玩意儿凸显了英国制造的先进性：新的材质、新的工艺和新的生产体系。比如，从 18 世纪早期起，伯明翰的生产商们就在加工过程中使用了渗碳处理技术和“水泡型”钢铁，使得纽扣的表面非常光滑整洁。煤炭的使用也令粗钢精炼成为可能，这些钢制品和合金制品后来在很多流行物上得到应用。而接下来机器的运用又实现生产过程的可复制性和可标准化，这又为质量管理、确定成本和价格奠定了基础。

英国技术的起飞，与殖民地贸易的飞速发展正好吻合，也和新出现的国内和欧洲市场对小型金属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有关。品种繁多的钢制饰品、镀银茶具和各种五金产品，作为日常物品和消费器皿不仅被英国人视为彰显自身特色的“民族产品”，也成为欧洲和美洲消费者抢购的对象：中产阶级们把自己拥有机械制造的新式发明品看做自己拥抱现代化的表现。那种认为英国制造业的发迹是因为掠夺殖民地原材料和向其倾销制成品的说法或多或少有点失之于简单化。

制造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助推了新一轮城市化和交通网络的发展，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新中产的崛起。在这些新兴和新型城市中，不仅有工业群体、大资本家群体，以及管理、工匠和贸易群体，大型零售业、服务业、管理业、商贸业和其他职业从业人员也成为支柱人口。新中产的崛起反过来又激发了新一轮消费革命和制作业革新。具有高度流动性并处于快速变迁状态的新中产阶级开始学习如何消费，他们对流行、现代、个性、多样性和选择能力非常敏感。对他们来说，消费行为既是公共行为，也是私人活动，并且伴随其出现的还有中产阶级对归属感、体面感和个人特性的追求。高雅文化的普及，不断增加的对生活精致度的追求，屋内和桌面摆放饰品的习惯，以及对个人卫生的讲究，都在刺激着为个人使用而进行的商品生产。

作为现代消费象征的广告业也应运而生了，随着新型奢侈品和商品越来越多地被制造出来，新型消费者也需要被“制造”出来。发明家、制造商、经销商开始和广告商共同发起一场产品革命，旨在将新奢侈品和消费品直抵中产阶级和商贸阶层。他们共同营造的一个信息是，与旧式的代表腐败阶层的奢侈品不同，新型奢侈品和消费品有着不一样的美感、精致和便捷性。按照马克辛·伯格的说法，这些产品是反宫廷价值观的，带来了简约性对矫揉造作的工艺压制，体现着民主原则的启蒙，而非绝对主义的巩固。

在新的语境中，时尚品之所以成为时尚品，不是因为王公贵族使用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能与商品网络中其他美观和实用的产品有着联系，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材料优良、制作体系先进、劳动分工精密，而且最重要的是机械化生产。这种认同感还与塑造这些物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使用这些物品就意味着拥抱其所承载的启蒙思想、现代性流行风和全球商贸往来。

上述分析或许不乏过度解读之嫌，不过确实能为所谓的东西方“大分流”的探讨提供一些新的启迪。中国学者蔡昉指出，和西方相比，中国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只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叠加，虽然这种典型的小农经济具有较大的弹性和活力，许多制度形式如土地自由买卖等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但是缺少一个直接利益相关且具有规模经济的中间层次，来组织和激励技术创新，妨碍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可以达到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进步。

将蔡昉的观察和马克辛·伯格的分析相结合不难发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个有庞大中间层支持的规模消费经济，而建立在小农剩余经济基础上的城居地主的奢侈性消费乃至海外市场的需求，不足以产生类似英国 18 世纪建立在中产阶级“奢侈与逸乐”基础上的消费革命和技术创新。这或许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西方“大分流”何以出现。

以上，来自苏琦“好奇心日报·万物简史”专栏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