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最初激励我写这本书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始于17世纪的西欧。当然，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活动一直是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的典型特征。常有人指出，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前，中国在技术上比西欧更先进。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也产生了高级而精致的科学文化。但正是在17世纪的欧洲发生的科学革命，才使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不可逆的发展。 关于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解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某些地方，流行的观点是，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逐渐摆脱了宗教。根据这种观点，西方思想的世俗化乃是解释西方科学成功的关键。该理论的依据通常是，科学与宗教本质上不相容，注定彼此冲突。因此，只有完全摆脱了宗教的束缚，科学才能真正繁荣起来。 然而，通过研究科学革命中一些主要人物，我断言，这种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例如，为科学的兴起做出重要贡献的人都怀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虔诚。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在其宗教观点与科学活动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此外，科学世界观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认为自然受不变的数学定律的支配，在神学思想中有其基础。似乎更有可能的是，现代科学实际上不是通过反对宗教，而是通过基督教所固有的某些宗教预设来实现的。 但是，如果基督教对科学的兴起负有部分责任，为何它的影响力直到16、17世纪才发挥作用呢？这里，重要的是要知道，基督教自身在16世纪经历了思想和实践上的革命，即所谓的新教改革。虽然某些基督教观念可能为科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但新教思想家赋予这些观念的特殊形式可以促进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并且为新的科学事业提供理由和激励。 最重要的是，诠释自然和《圣经》的方法发生了变化。根据一种由来已久的中世纪隐喻，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两本书”：“自然之书”（自然界）和“《圣经》之书”（《圣经》）。因此，自然和《圣经》被认为是由上帝创作的贮藏永恒真理的平行之所。基督教会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诠释自然“之书”和《圣经》的统一传统。然而，诠释自然和《圣经》的这些传统方法在新教改革期间受到了彻底批判。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述的那样，新教改革所推动的诠释方法为新科学方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催化剂。从本质上讲，新教坚持从字面上解读《圣经》，伴随着从字面上（或科学上）解读世界的新程序。这意味着，自然界中的事物渐渐不再按照它们所象征的永恒真理或者所教导的道德教训来理解，而是按照其内在结构和潜在的人类用途来理解。 对《圣经》中的特定段落作新的字面解读，强化了诠释策略中这种总体变化的影响。例如，在《创世记》的创世记述中，最初的人被命令统治地球，对其进行研究，使之变得多产和有用。对这些段落的传统的寓意诠释和道德诠释倾向于削弱它们的字面力量。但随着16、17世纪出现了对这些段落字面意义的重新强调，《圣经》成为鼓励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来源。现在，《圣经》中关于“统治地球”的命令被理解成对研究自然并以各种技术控制自然的一项命令。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学研究渐渐被视为一种宗教义务。 于是，回到最初激励本书的那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关键要素对于科学的兴起、对于现代西方所特有的科学活动被赋予的巨大价值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很高兴能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一篇序言（这也是它的第一个翻译版），很欣慰现在它能够迎来一批重要的新读者。非常感谢我的译者——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张卜天教授。从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的许多交流中我意识到，这个译本融入了极大的悉心考虑和周到处理。希望这个新的中文版不仅能为更广泛地理解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做出贡献，还能促进从另一种文化视角重新审视导致现代科学兴起的因素。 彼得·哈里森 2018年7月23日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