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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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1993年
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高，也比国有部门更有效率。如果在中国按非国有部门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例排列各省座次，那么前五个也是那些增长率高出平均增长率的省份（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福建）。
结论是私企的激烈竞争迫使国企也产生变化和创新，另外混改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方式；另外私企更加市场化，如果亏损的话，政府或者银行并没有那么强的义务去补贴资金，有助于减少政府的赤字。当然这取决于这家私企产生的GDP在当地占比。
2. 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化的积极影响包括：创造地方和基层的改革支持机制，为改革奠定了动力基础；允许地区试点，给人们提供改革的实际宣传样板；决定改革的持续性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及在地区间致富竞赛的体制下带来非国有部门经济高速增长。
另外分权化也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腐败，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诸侯经济等。统一市场的不完善意味着某些地区可以运用自主权，当然所有地区都如此运用时，会造成经济过热。
3.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主要通过资源的配置效率而非引来更多投资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4. 官员异地交流
1978年以来 官员制度改革是体制重要变化之一。
1982年 官员退休制度
1990年 官员异地任职制度
官员异地交流制度有助于克服地方官员的惰性，减少腐败，改善政策和政府的效率，当然强化中央的权威。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总体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推动作用。
5.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提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作用巨大，在改革开放初期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情况下效果显著，此作用的制度基础就是晋升锦标赛。
但有一些负面影响：行政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导致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例如过度上马基建项目，房地产项目，导致环境恶化等等）；在政府职能呈现多维度和多任务特征时，晋升锦标赛是的地方官员短视（大力发展房地产）；晋升锦标赛是的地方官员是地区间晋升博弈的运动员，同时政府职能要求他们也必须是辖区内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而这不能两全。
未来：改变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体系是目前的一种改革思路，由一种单一的增长指标变成更具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纳入环境质量以及相关要素比如绿色GDP指标。
一种更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让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进入官员的考核过程，比如引入差额选举的方式，让辖区内公众意愿影响官员的仕途，以及增加考核指标比如居民对房价的满意程度等。
6. 相对绩效考核
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以经济增长绩效为基础的激励方式，最大限度的为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条件。官员的绩效考核主要是考察年GDP增长率。
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公众提供的服务是多任务和多维度的，如果激励有侧重，会导致官员朝这一纬度倾斜，造成努力配置扭曲。实际是地方官员过度注重经济增长率和政绩工程，忽略了增长的质量（比如环境质量以及增长效益）；另外地方官员容易相互攀比，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
8. 中国为什么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显著，地方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分权制和对地方政府正确的激励是主要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了中国的直接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
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有良性互动，而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更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基建投资支持，换言之，GDP含金量不高。
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建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
基建投资包含着更大的官员腐败机会。
11.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在支出结构上造就了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扭曲，官员的晋升激励压力使他们选择见效最快的基建投资，而非科教文卫，另外支出结构扭曲并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纠正。
只要中国式分权的激励结构不变，地方政府就没有内在动力提升教育和公共服务上的支出比重。还是政绩考核机制问题
12.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分税制改革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的财政分权积极作用可能大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
13.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
中国的分权是在大的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的调整它们的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20世纪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做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已经提到了
分权式改革的问题关键是政治和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和企业内部的机制不一样，主要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组织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异质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他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很难界定一个指标对绩效进行衡量，而企业组织中股东的偏好是一致的，即利益最大化。
第二，政治组织一般是多任务的，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政治组织还需要追去i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保，公共服务质量等等目标，所以不能适用计件工资类型的强激励，而往往是固定工资的弱激励。
第三，政治组织的绩效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中美政府无法比较，体系不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由于地方禀赋的巨大差异其实也难以比较。
中国分权式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上级政府通过考察下一级政府辖区的经济发展（GDP）的相对绩效来晋升地方政府官员，而且这个机制在实证研究中的确是被证明使用（Li and Zhou，2005）。
现在的弊端是：第一，相对绩效的评估会造成代理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比如各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等，从而不利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城市的经济政策倾向。因为城市的二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发展就忽视了，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财政支出比重下降（Lu and Chen，2006）。另外，在各地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招商引资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资本拥有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会优先考虑资本拥有者的利益，而非普通劳动者。
第三，由于各地区先天的差异性，或者政策差异性，会出现由收益递增效应导致的经济增长差异，穷的地方会越来越穷，负的地方越来越富（Lu, Chen and Yan, 2004），而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地方的经济增长绩效到底来源于收益递增还是地方政府的努力。现在中西部省份省会过度发展而其他城市衰退是这个弊病的体现。
第四，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锦标赛下，赢家数量有限，大部分是输家。更为重要的是，落后地区的官员努力了也未必有用，他们也是理性人，在晋升可能性较小的前提下，会寻求替代补偿，比如贪污腐败。这样就会加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级效应。
第五，公共服务不足。地方政府官员根据经济增长绩效来获得晋升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会更注重能够短期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对其他长期目标则相对忽视，而且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机制来激励地方政府追求长期目标，例如教育和医疗。因此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没有正确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些公共服务政府投入反而不足。
另外，政府退出什么经济活动领域应当仔细考虑。私人部门有充分的激励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当产品质量比较容易监督的时候，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就有效；当产品质量难以监督时候，如果通过市场，私人部门生产者会牺牲质量而降低成本，这时候由政府提供这些产品就更加有效。而教育和医疗这类服务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并不标准化，政府不应该退出。
下一步的改革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放松管制。应该减少地方政府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低位，从而降低它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好处是可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倚重，减少绩效评估的各种代价，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小政府，而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作出决定。
第二，限制地方政府流动性创造功能。
由于目前制度不够完备，地方政府仍然有很多手段来创造流动性，包括干预地方银行信贷行为，乱收费来创造预算外收入，通过土地批租来创造资本化收入等。
主要需要：限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行为，管理土地批租，严格打击预算外收入
第三，改进地方政府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就是加强地方政府在“软件型”公共品，比如教育和医疗等的提供。改进地方政府以GDP为基础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更多引入其他目标权重，比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