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世界里的大乾坤

继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爱·摩·福斯特之后,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 )是英国又一位集小说家与批评家于一身的人物。他在伯明翰大学执教27年,一方面以他丰富、深邃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著述成为英国当代最著名的批评家之一,一方面与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1932- )一道,用小说形式来表现知识界的心态与境况,为英国文学拓展了“校园文学”领域。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他一本文集的名字,他是典型的“十字路口的小说家”,在他的小说与文学批评中,混合了喜剧性的反讽与严肃的关怀、现实主义的思考与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正是这种复杂性,使他的理论与小说不能被简单定位,拥有别样的魅力。
以学术会议为背景的《小世界》(Small World,1984)更在大洋两岸引起强烈反响。借书中人物之口洛奇指出:“20世纪最后20年有三件东西——喷气机、直拨电话和静电复印机——使学者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者们不再是整天泡在图书馆的书呆子,不再是局限于校园里的孤独者,他们利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交流,也利用一切机会追名逐利。于是出现了一批“学术旅行家”,他们坐着喷气式飞机,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又一个研讨会,成为“学术新贵”。 研讨会上的学术交流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那只是会议活动的一个方面,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层面。最为重要的,是会见各种人物:老友和宿敌;其著作被你评论过的人,评论过你的著作的人;你可能会聘用的人,或者可能聘用你或邀请你参加另一个研讨会的人。显然,还可以安排其他更为亲密的会见。” 所谓“亲密的会见”是指男女学者一夜风流的机会。洛奇说:“正是专业上的自我表现与性爱机会之间的张力,名利场上取宠于众人的雄心与情场上取宠于一人的性欲之间的张力,与其他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使研讨会成为如此令人倾倒的人类奇观。” 《小世界》是学者从知识界内部解剖知识界的书,是“学者的哈哈镜、笑料的聚宝盆、文本的万花筒”, 不仅赢得学者关注,也赢得了大众的欢迎,《纽约时报书评》称它是“一部奇异非凡、妙趣横生的小说”。
研究者指出:洛奇通过小说“比任何人都更广泛地传播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小说的思想。” 这方面公推的代表作是:《小世界》,它也许不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代表作,但它绝对是学院派文学里的佼佼者。
多年以前,在写作《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时候,洛奇就对小说进行了学术化的处理,他说:“我非常清楚大量使用滑稽模仿与拼凑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尤其是要冒使读者产生迷惑与隔阂、无法弄清所暗示内容为何之险。我这样做的目标是争取让这类读者完全读懂故事情节的叙述以及风格的经常性转换,并让他们感到非常满意,同时使那些文学修养比较高的读者因为发现了书中滑稽模仿的内容而获得另外一层乐趣。” 洛奇希望兼顾两个读者群体的意图昭然若揭。遗憾的是,虽然他在小说中为“文学修养较高的读者”埋下很多有待发现的“宝藏”,但是“书出版后能够全面辨认出其中运用的滑稽模仿手法的评论家微乎其微,更让人惊奇的是,竟有许多人在评论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为了不重蹈覆辙,洛奇在《小世界》里特意加了“导言”,详述写作之源起与内里之玄妙,更在数年后《小说的艺术》里就许多细节问题详细铺叙。正因为如此,《小世界》成为学术界最感兴趣的作品之一。
洛奇说:“……我是个学院派批评家,精通所有术语和分析手段……我是个自觉意识很强的小说家。在我创作时,我对自己文本的要求,与我在批评其他作家的文本时所提出的要求完全相同。小说的每一部分,每一个事件、人物,甚至每个单词,都必须服从整个文本的统一构思。” 《小世界》的精致和洛奇的用心良苦,于此可见一斑。
篇名“小世界”取自著名的《浮士德》,魔鬼带浮士德离开书斋时告诉他“咱们先看小世界,后看大世界”,就像浮士德先在“小世界”的欲海里沉浮,洛奇笔下的学者们也在学术的小圈子里追逐着爱情与韵事。此外,在小说的“开场白”里,还引用了乔叟的长诗《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从八重天上俯瞰,“彼小小寰球,为沧海所环抱”,与宇宙相比,地球是个“小世界”,学者们乘坐的喷气飞机的轨迹在上面缭绕,显得渺小可笑。用古典英雄的眼光看待这个小世界,英雄大概会“尽情地嘲笑这一景观,庆幸自己远远地离开了这一切。” “小世界”之小,洛奇在导言里还介绍说,是当代的学者们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的各种学术会议上、用一致的术语探讨和辩论着同样的争端和话题。由此可以看出,“小世界”是学术的世界,是名利场加情场,也是一个失去了崇高的世界。由此还可以看出,洛奇运用象征时的多层次特点。
《小世界》的副标题是“an academic romance”,这也出自洛奇的深思熟虑。“academic”既有“学院”之意,也有“理论”之意;“romance”既指“风流韵事”,也指传奇文学样式。这也就暗示着小说的双重主题:一方面是学院派学者的爱情传奇,一方面也是一次理论冒险。小说具有“现实故事”和“理论探索”两重意义。
唯恐读者不能领会其中奥妙,洛奇还在扉页的题记中连续引了古代、近代、当代三个代表作家的三句话,分别是:贺拉斯的“天上诸神,疾驰过海,初衷不改。”霍桑的“如果一个作家称自己的作品为罗曼司,几乎不必说,它在形式和素材方面都希望得到某种自由;但如果他自称在写小说,则不会感到自己有权专擅。”乔伊斯的“嘘!当心!回声之地!”联系作品内容和特点,当会明白,这三句引言各有侧重。当代的学者们与贺拉斯笔下的诸神一样,在天上穿梭、漂洋过海,一样的初衷不改,可是初衷完全不同了,当代人早已经没有了崇高 的追求,其间微露出洛奇的反讽之意。而提到罗曼司,霍桑的定义是将它把小说区别开来,提示罗曼司作品中作者的自主性,这应该是暗示《小世界》这部作品的形式革新,不同于传统的小说形式。至于“回声之地”,应当是暗示《小世界》的互文性,也就是文学作品、文体形式和文学理论的多声部回响。
小说“开场白”的开头是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诗句:“当四月带着它甘甜的阵雨赶走三月的干旱”;第一章的开头则是艾略特《荒原》中更著名的开篇:“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当然知道艾略特的“四月”本是对乔叟的“四月”的改写,而“春天”在弗莱的理论中正对应着罗曼司的原型,也会明白将乔叟时代的朝圣之旅与现代的学术会议的“朝圣之旅”相比照是多么讽刺。
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大含深意,主人公名叫柏斯·莫克加里格尔(Persse McGarrigle),“柏斯”来自“柏西华尔”(Perceval),而柏西华尔是圣杯传奇中使渔王康复的骑士,“莫克加里格尔”则是古老的爱尔兰名字,意为“超级猛士之子”——显见是将主人公比作了骑士英雄。至于女主人公安吉丽卡,与《疯狂的奥兰多》中轻浮而美丽的女主角同名,而且,安吉丽卡(Angelica)的词源是“天使”(Angle),——柏斯虽然将她当作天使来追求,可是实际上她却是一个轻浮的女子。小说中的学术泰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评委员会主席名叫亚瑟·金费舍尔(Arthur Kingfisher),“亚瑟”指向骑士传奇中的“亚瑟王”,“金费舍尔”则是“渔王”——“Fisher King”——的翻版。
小说的整体结构受到《荒原》套用圣杯传奇、《尤利西斯》套用《奥德赛》的启示,套用了重新解释过的圣杯传奇。在英国,圣杯传奇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紧密联系,经过弗雷泽的《金枝》和杰茜·韦斯顿的《从祭祀到传奇》的研究,又与异教传统中的渔王传说形成勾连。简而言之,渔王丧失了性能力,他的国度也变得干旱荒芜,只好在水边垂钓度日,等待命定的拯救者到来。但是这位拯救者必须先向渔王提一个问题,只有问对了才能解除魔障、让渔王重新站起、传授圣杯的秘诀。在传说里,只有亚瑟手下最纯洁的骑士柏斯华尔能够提出问题。 在《小世界》中,学术泰斗金费舍尔就是渔王的化身,他不仅丧失了性能力,也丧失了学术创新的能力,主席地位岌岌可危。同时,他“统治”下的国际文学批评界也一片荒芜:听起来喧嚣一片的新潮词汇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陈词滥调;学者们为争夺一个十万年薪的职位而勾心斗角;他们对性的追逐更是异常狂热。这里面,惟有天主教徒、讲师柏斯显得与众不同,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他单纯得几近浪漫,甚至被视为“迂腐”。他不是不懂时髦的批评理论,他的硕士论文谈“艾略特对于莎士比亚的影响”,就很有些读者反应批评的色彩,但是他不感兴趣于种种高深莫测的“后学”理论,显得像是学术的门外汉。到最后,在美国现代语言年会上,学者们讨论“批评的功用”问题,有五位发言者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史沃娄的观点代表传统的道德批评学说;塔迪厄的观点代表形式主义理论;托皮兹的观点代表读者反应批评;莫加纳的观点代表新马克思主义;扎普的观点代表解构主义,然而,金费舍尔对这些论述皆不满意。此时柏斯问了一个“傻问题”——“我想请教每一位发言人,如果大家都同意你的观点,其结果会怎么样?”这就是那个“本质”的问题,金费舍尔兴奋地指出:“在实际批评领域里至关重要的是差异而不是真理”——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圣杯”。骑士就这样拯救了渔王,批评界重新焕发了活力,金费舍尔也再度连任主席职位。
除了拯救主题以外,经过重新阐释的现代圣杯传说还有一重主题。“圣杯”(Grail)与“女孩”(Girl)发音相近、字形相似,“剑与杯”从来都是男性与女性的象征,所以柏斯所追求的“圣杯”也就是爱情。柏斯很有骑士精神,也有那种不断追寻的勇气,他追寻安吉丽卡的脚步从一个会议追到另一个,可是却误入歧途,与安吉丽卡的妓女妹妹发生关系。最后,他认识到安吉丽卡的本质,开始追寻平凡的机场服务员萨墨碧(Summerbee),“夏日蜜蜂”,这个名字似乎对应着弗莱所说的夏天的原型——婚姻、胜利、喜剧和牧歌。 骑士依然在寻找,依然未失天真和勇气。柏斯在小说中类似于唐吉诃德,其功用是提供一个“傻瓜视角”,反衬出世界的堕落,“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其他人的追求。”
在这个纷纷攘攘的小世界里,“大家都在寻找圣杯”,这圣杯可能是学院的职位或更好的职位、丰厚的薪水或更丰厚的薪水、有名望的出版社或更有名望的出版社、奖项或更高的奖项、女人或更多的女人、地位或更高的地位。学者们不再遵循昔日“精神贵族、物质穷人”的范式,比如洛奇着墨颇多的扎普,他过去研究奥斯丁,但是在当代社会里奥斯丁不时髦了,于是他去搞炙手可热的解构主义,借来德里达的“延异”观念,偷来巴特的“脱衣舞”比喻,写了篇哗众取宠的论文,大谈“文本性的脱衣舞”。不管在哪里、不管开什么主题的会议,扎普都要使用这篇论文,仅仅“稍加调整”而已。他是个开会迷,而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名与利,有名就可以申请研究基金、进而得到晋升、享受种种待遇、最后金钱美女滚滚而来。为了一个高级文学批评职位,他阿谀奉承,玲珑八面,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直到后来遭绑架勒索,方才醒悟到“死亡是你不能解构的观念”,——一个商业社会中被实用主义浸染了的知识分子形象呼之欲出。其他学者也各有渺小可笑之处:女博士安吉丽卡是搞罗曼司研究的,她喜欢名词轰炸,反复强调“罗曼司是多次重复的性高潮”,用性和身体打比喻,很是耸人听闻。教授托皮兹总是戴着一只黑手套,显得神秘莫测,结果人们偶然发现,黑手套下面的手其实是正常健康的,他不过是装腔作势地戴上一副“面具”而已。搞马克思主义的女教授住在豪宅里,酷爱性游戏。才华横溢的评论家把读书当成他的爱情、写作当成他的性生活……洛奇说过:“我认为任何一位有创作力的作家都必须对‘学院派神话’具有某种抵制。” 洛奇打开象牙塔的大门,让人看到了内里的肮脏和混乱;剥下精英的外衣,显露出他们的困惑和危机。在20世纪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里,《小世界》对学院派神话的消解应该说十分彻底。
更进一步说,这种对学院派神话的消解除了故事层面、还有对学术理论自身的消解,而消解的方式就是狂欢化。洛奇指出:“我想以一种狂欢的精神来处理形形色色相互竞争的文学理论——那些理论曾使文学界生机勃勃而又四分五裂,处理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出版界和传播媒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当代文化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 狂欢化是巴赫金所提出的概念,经由哈桑的阐释,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概括性特征,它“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化、无我性、反讽、种类混杂等,……传达了喜剧式的甚至是荒诞的气质。” 根据洛奇对巴赫金的研究,他特别强调的是“复合式文体”那种“笑”和“杂语”的特点。所谓的“笑”主要通过戏仿和反讽来实现:大处而言,小说的整体结构是对罗曼司的戏仿;小处而言,无论是人物、情景、语言和典故都显示出反讽的特色。 而所谓的“杂语”主要通过互文性和复调来实现:从《亚瑟王传奇》到《荒原》,从《仙后》到《希腊古瓮颂》,从《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老水手》,从《巨人传》到《哈姆莱特》,由于书中人物们皆是文学教授,所以互文性被发挥到极致;同时,不同的人物做着不同的事情,发出不同的声音,相互交叉,或者平行并置,构成一个多声部的世界。在小说里,那一场又一场学术会议,就是一个又一个狂欢的广场, 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术语与术语之间的对话、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对话,众声喧嚣,莫衷一是。同时,由于戏仿和反讽的运用,使权威瓦解,中心不再,正反命题集中于一体,学术理论的庄严性彻底被解构了。对于后现代中的高深精严的种种理论,不管是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还是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解构主义,在作品中,洛奇注意保持一种让它们平等对话的关系,既没有单纯的肯定,也没有单纯的否定,也许正如“渔王”金费舍尔所指出的:“至关重要的是差异而不是一致”。
洛奇曾说:“结构主义倾向于一种非常专门的精英主义的文学话语。对于那些对书本感兴趣却不懂文学术语的普通人来说,它专门的让人迷惑和烦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是使结构主义通俗化、大众化、或者会有人说庸俗化的人。” 在《小世界》里,这种通俗化-庸俗化的最佳例子,是“文本性如同脱衣舞”学说。扎普结合了巴特和德里达等人的观点,指出话语具有不确定性和游戏性,语言如同密码,“对每一个密码的解释,都是新的密码的编制”,阅读“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撩拨人的引诱、一种永无结果的调情”,任何企图一劳永逸地把握它的意义的尝试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终我们找到的只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文本本身”。所以,吸引读者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及由此带来的愉悦。“正如脱衣舞女利用她的观众的好奇心与欲望那样,…文本挑逗它的读者,给人以裸露的希望,但又拖延。” 利用脱衣舞的比喻,扎普把高深的理论通俗化和庸俗化了。至关重要的是,洛奇在“脱衣舞比喻”之外,还通过情节设置来解释这种高论:对于柏斯来说,安吉丽卡是一个神秘的能指,意义飘忽不定。柏斯权力要去做的,就是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所指。而所指的意义总是在逃避,柏斯的追寻总是落后一步,安吉丽卡永远都不在场,但是永远会留下一些踪迹暗示她曾经来过,这也就是延异。就像柏斯对安吉丽卡可望而不可即,所谓的意义也永远无法企及。“罗曼司”也有这样的特点,“它不断引诱读者,反复地拖延最终的结局,而这结局永远不会出现——或者,如果真的出现,文本的愉悦便告终止。”在小说结尾,柏斯开始了新的一轮追寻,未必不是得到解构主义的真味。通过这样的文学化表述,洛奇的确传播了高深的理论思想。
最后的问题是:洛奇到底支不支持这种“脱衣舞”理论?《小世界》是对这种理论的图解、抑或是对它的嘲讽?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小世界》到底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综合考虑到洛奇一贯的二元性特点,也许不妨将它视为融合了两种声音的作品, 不妨把它看作洛奇表演的脱衣舞。
注意,在作品阐释问题上,洛奇也是一贯中庸的,他既反对巴特“作者死亡”的观点,认为分析小说不可能抛开作者意图;他也承认读者的自由,认为分析小说要有读者的参与。所以在他看来,“小说是一种游戏,一种至少需要两人玩的游戏:一位读者,一位作者。” 换言之,洛奇的脱衣舞,也要有读者你的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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