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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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文献和二手论著看完,心中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悲凉。 History永远是暗处的镜子。 甲午战争清国焉能不败?在史圈里的共识是必败。 首先澄清一点,所谓清军入关的八旗包括后来收编明军降部编成的绿营(汉军)在晚清都已腐败废弛、名存实亡(失去战斗力,成了群杂兵),譬如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捻军、收复新疆这类硬仗都是依靠地方团练(类似于今天的雇佣军),曾、左、李、张这类地方实力派受到朝廷重用。日本则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多年的奋力实现了富国强兵。 归结起来,甲午之败,原因有八。 一,教育。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教育,使得每一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级以上的文化水平(能更快适应战术的调度)。反观清国陆军将领,还是天天读古文,上阵用兵书的老革(尽管海军将领多数留过洋,但你会发现,海军提督丁汝昌却是个弓马娴熟的陆军将领出身。),甲午惨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日两国将领军事素养上的巨大差异是决定这场战争走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二,外交。在开战之前,清国一直想借用外部势力制约日本,然日本以狡诈的外交手段,使各国处于观望状态,清国算盘=0(驻日美公使忠告日本政府云:“望日本政府尊重他国之独立及其主权,若日本兴无名之师犯上国疆界,挟持小国,则合众国大统领深为惋惜。”陆奥外务向美公使极陈清国对朝鲜使谲诈阴谋,日本若撤军,公正将难得保全。时美人不谙极东事务,误信陆奥外务之言乃止)。 三,情报。日本在情报方面下足了功夫,对清国各地驻军,以及战术、武器配置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而清国主战派文官以为日本是蕞尔小国,安能受上国一军之威。由于是眼里的蕞尔小国,所以情报账一塌糊涂(甲午之败,日本间谍出力甚大,今仍需警之。)。 四,装备。清国装备大量依赖进口,清军配备大量的德式武器,但标准并不统一,一旦一个武器对应的子弹用完,则无法使用其他武器的子弹。清军的弹药消耗数量也很大而且很不合理。 而日军装备质量上虽不及清军的德械精良,但拥有村田経芳这样的军械制造人才,直接点出三八式的鼻祖村田式步枪,使陆军武器制式统一,便于训练,战术熟络,此外还有攻城利器榴霰弹的使用(清军:“我有克虏伯大炮,受死吧!啊?怎么没弹药了……”)。 五,士气。前面说多了,日军的优势,这里其实在朝鲜本土作战,朝鲜军民多配合的是清军(宗主国情节,抵触日军。),故清军虽没有突出的战力,但守城是近乎无敌的(只要敢守),可历史给我们的答案却多是清军未接即走,望风而遁。譬如说平壤之役,若清军凭险,借助其粮草充沛,顽强抵抗,那么缺少粮草的日军极可能陷入危机。如果不是叶志超的错误判断,日军安能白白捡到一场胜利和后续战争用的粮草。 又鸭绿江渡河战役,清军畏日人如虎,仅聂士成、刘盛休、马玉昆对友军进行支援。湖南提督巴图鲁宋庆(字祝三)在被围困时长叹曰:“不料事终至此,马齿垂八旬,敢复偷生,惟决死战,以报朝廷。”及日军迫近,终为部下所劝,悉烧城外街市,率军退走奉天(我宋庆就是战死,死外面,从这跳下去,不会逃跑!真香!)。 六,战略战术。山县有朋的征兵令有效促进了日本军队的现代化,管控了武士阶级的特殊性。在山县有朋的影响下,明治天皇开始聘用德国或美国的军事专家来训练新军,并且使用新式武器(清军的编制极为简单,日军则已有工兵与辎重兵的区别。清军士兵普遍训练不足,只会喊一声就往前冲,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等射击姿势,一律站着射击,开炮前还要先摇动大旗。)。 在野战火炮大规模应用后,地理因素对于防御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御系统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在平壤战役中,清军诸将以为平壤负山临江,为不可失之险,利用城内外地势,共筑垒二十七,分四军守之。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素知清国将领有据险要之癖,必无南进之勇,决定分割包围,五路出击,依靠榴霰弹之优势,强攻牡丹台,致使巴图鲁左宝贵中弹壮烈牺牲,清军锐气大挫,溃散。叶志超闻讯夜遁义山,日军元山支队,截杀叶军四百余人,平壤易主。叶志超六日内狂泄五百馀里。)。 七,腐败。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困扰清国多年,但到了决死关头,为什么就没点数呢?开战之前,清廷克扣军饷,侵吞公款的现象,司空见惯。外人上表请李中堂多购军械炮弹,但由于朝廷内外掣肘,终不能成。当时主持军需的大人物张佩纶公开表示,耗费巨款购买军械炮弹,储藏无用,太不合算,如此往复,弄得军队装备废弛……及到甲午之战无可避免之时,李上折要求提取从1888年起打著海军名义筹备,实际一直被中央扣在手里生息以建颐和园的260万两银,获得150万两紧急军费,匆忙向英德等国添购军需装备,时各国恪守中立之原故,不能明卖;即使卖了,也不方便运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八,内部矛盾(各种微操)。这个日本也有,但长萨之间的恩怨在对待外敌之时出奇的一致。反观清国政治、军事、外交、财政上掣肘众多,内部集团对立,犹如一盘散沙。李本不想同日本打仗,想保存自己的实力,继续当清国地方实力派的老大哥,迫于光绪帝和清廷主战派的压力以及日军方面的寻衅,才着手开战的准备(李电告叶志超令其不可先开衅,需日军先打,我方才可反击之。朝廷和李的盘算就不同,朝廷的主战派文官一直就叫嚣着让蕞尔小国感受天威一怒,光绪帝也着急于表现一次,催促李进军。所以每次增兵一两千的清国和一次性投入一个7000人师团的日本,足见其思路上的差距,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清国以为是在打文明5,而日本早早开了上帝视角。)。成欢之战,李中堂隐瞒败报,向光绪帝谎称清军大胜,于是才有了后来叶志超成为朝鲜战事的主脑,左宝贵不服之事态。结果平壤之役后,立马就露陷了,史书载“朝廷且惊且怒,褫夺李的三眼花翎和黄马褂,叶志超革职查办。”又鸭绿江防线决战刚要打响前光绪帝拿问平壤之战逃跑主将卫汝贵。圣旨到,造成清军全军崩溃。微操害人,又不插眼。之前叫嚣要教训蕞尔小国的主战派文官这时候,却调转矛头,直接开始怼李鸿章,不断上书弹劾,还好这会光绪帝脑子没坏(这要是把李鸿章办了,日军可能直接推到北京城去)。此外洋务运动成于分权之中,而其弱势恰在于此,权力不集中,地方实力派不听中央调度,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兵部成为虚设(其他地方实力派都等着看李的溃败,自己好来接替李鸿章的位置。)。甲午海战结束后,牛昶昞写信给日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大致内容是要求日方归还广丙舰。牛昶昞说明广丙是广东舰队的,不属于北洋舰队序列,广丙可以拆除所有武器,虚舰归还。这种在当时朝廷看来很正常的逻辑,让伊东佑亨哭笑不得,他拒绝了这项提议。日本上下是团结的国民,而中国当时是各自为战的片区。事后李鸿章说他自己是一人怼一国(“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这真的毫不夸张(日本是一个正真意义上的近代国家,清国的威严则流于表面,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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