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人生，还是行动人生——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

一个思想过于沉重和发达的人，其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往往也随之而减弱。这一点，在俄罗斯小说家的不少小说里早已得到证明。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里的主人公顾明笛，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过剩”的人。但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不同，我们所要讲述的顾明笛，在意识到生活的无意义后，并没有丧失寻找意义的动力。相反，他敦促自己从书斋里走了出来。

作为一个出身于大都市中产阶级家庭，在静安寺附近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且每天上下班只需步行即可的青年人，顾明笛不可幸免地染上了上海这座城市里流行的病症——“小资情调”。小资情调，“对于古典时代而言，它或许具有某种进步意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它的局限性则暴露无遗。”北京《时报》专刊部主编柳童的判断无疑是非常深刻的。表现在顾明笛身上，由于他的知识过于丰富，思想过于活跃，因此他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事物，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都习惯于用一套形而上的语词加以叙述和阐释。他试图通过叙述和阐释，发掘和提炼出那些浮游在身边的碎片经验的意义。甚至对于爱情，他也从不放过。高度的自省意识，使得顾明笛的生活变得过于透明。在ABCDE的反复权衡中，顾明笛以为能找到最好的选项，殊不知，他那行动的意愿一脚踏空，坠入意义诠释的“黑洞”中而难以自拔。

庆幸的是，在行动力行将丧失殆尽的那一刻，长于“思想”的顾明笛及时觉悟到了自身的缺陷。因此，他也努力让自己从思想的人生转轨进入行动的人生——他从上海东山公园管理处辞职了。这个决定当然是主人公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决定，但恰恰因为它是深思熟虑过的，因而本质上也缺乏足够充沛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它的结论是逻辑演绎出来的，而非内在情感的诉求。这就为顾明笛将来能否从“思想人生”顺利转轨到“行动人生”，埋下了隐患。

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广州，顾明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绕了一大圈，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花样，但内心的困惑却一仍其旧。譬如作为一个报人，他就难以平衡职业道德和报社所赖以运营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报社确实不得不在“潜规则”和“规则”的边缘上小心翼翼地游走。这种游走，自然不是顾明笛所能应付裕如的——尽管他对此有充分的心理预期。于是，对新闻事业有着特别澎湃的激情的顾明笛，在社长的一再否定下，终于被迫而离开。随后，他又考进了高校。他读的是哲学博士。这个本来就“思想负担”过于沉重的年轻人，非但没有通过行动来释放思想的压力，反而卷入了一场更为强劲的思想漩涡。作为哲学在读博士，他要跟这个人辩论，跟那个人辩论。他想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帮助自己理清对人生意义的认知，但却屡遭挫折。因为无论是纯粹理性的辩论，还是学院体制的弊端，都给顾明笛以沉重的打击。

或许，《书斋》是《三城记》里最为精彩的一卷。这首先体现在小说原先叙事中相对均匀的速度和平稳的语调，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节奏上的波动，首先带给读者以情绪上的振奋，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对于小说意蕴的生成。可以想见，在第二卷《世界》里，我们还只是看到作家对顾明笛道德行为的关注，而到了第三卷，作者终于忍不住撕开了主人公行动的外衣，让他自己面对读者发出充分的声音。于是，一个内在的顾明笛酣畅淋漓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可惜哲学并没有给顾明笛提供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相反，他的困惑在读博阶段得到了更加的锐化。锐化而未予解决，这就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在行动上，他的意志力变得更加怯懦；在情感上，他的行动力变得更加软弱。他那秉性的灾难，是从内部搅乱开始的，但很快蔓延到了外部。好在后来，他意外地接到了一个任务：替程毓苏去给郊区的农民工夜校讲课。“讲课”的经历，或许在物质层面上帮助顾明笛从深陷其中的思想困境中走了出来。由此，他慢慢体会到了行动带来的意义。他甚至隐隐感到，无论什么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只要它还停留在脑海里、语词里空转，它就永远无法避免胎死腹中的悲惨结局。“雅不足以救俗，当以‘力’救之。”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他动起来，就会获得意义。在与农民工朋友们的接触过程中，顾明笛惊讶地发现，他们那套话语虽然听起来很朴素，很乡土，很形而下，但仔细想想，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包蕴着深厚而扎实的哲学。这套哲学来自于土地，来自于生存，来自于劳动，来自于吃喝拉撒的肉体行为。它与顾明笛总是在思辨的齿轮中永不停息地自我耗损的思想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一套真正的“行动哲学”。

顾明笛获得了启示，但在启示的过程中，他的思想根基发生了裂痕，他的价值立场发生了坍塌，他的心理防线遭到了破坏。他开始做噩梦，然后在噩梦中挣扎。但就如小说所说的，他并没有从噩梦般的“无物之阵”中走出来。他只是一圈圈地打转，像一只没头苍蝇一般。他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身体和大脑里发出“嗡嗡嗡”的噪音，最后把自己转进了安定医院。或许，安定医院还真是非常适合顾明笛这种“思想肥胖症”患者的。因为在一个根本不需要行动的地方（一张病床，一个病室），顾明笛终于暂时放下了“行动”的负担，而安安静静地做了一番“思想”的自我整理。事实上，在顾明笛后来的日记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个“思想肥胖症”患者有瘦下去的趋势。他的观察变得客观，他的心境也变得平和，他那颗发热发烫的头脑有了冷却下来的迹象。

“都市人孤独而隔绝，近在咫尺也只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人，相爱和相知改写为勾引和诱惑，心里却冷漠迷惘。”顾明笛在日记里如是写道。乡村是上帝创造的，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乡村的土地具有生长性，它可以培育野草、花木、菜蔬乃至于人。而城市的地面却是水泥铺就的。水泥作为一种人造的石头，它从一开始就删去了乡村泥土的生长性，因此它所释放出来的气息，是一种死亡的气息。在这种弥漫着死亡气息的人造石头上面漫游和居住，人心的热度也就自然而然凉下来，人也越来越容易把精神世界关进身体的躯壳内部。

从《沙龙》来到《世界》，从《世界》回到《书斋》，从《书斋》重返《民间》，在这条明显寓含了作者深思的小说线索里，顾明笛已经走过了整整五个年头。五年时间，相对于人的一生，并不算长，但对于顾明笛而言，却完成了数次的人生考验。回顾这五年，会发现，把顾明笛从思想的泥潭里湿漉漉、黏糊糊地拖出来的，首先是京郊的农民工，其次是广州浓郁的生活气息，最后才是劳雨燕的爱情。广州这座城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之一，自有其有别于上海、北京、深圳的独特之处。初来乍到广州的人，会觉得这座城市“像一只在急速晃动的吊篮”，“有一种随时都要被甩出去的感觉”，但这恰恰是这座城市接地气、平民化的体现。经过了无比肉体化、无比感官化的广州生活后，顾明笛思想的渊薮，终于被广州日夜不断的早茶、夜茶、河鲜、海鲜给填满了。现在，他那一阵阵狂风一般乱刮的脑袋里有了油脂的味道，他那理性到冻住的感觉器官，也从大脑的霸权统治之下逃逸了出来。他变得丰富、饱满、活泼起来，他的生命节奏与城市、生活、时代达成了相对的和谐。这一点，从他大年三十义无反顾地跳上火车，穿越大半个中国，直追到劳雨燕子的老家白洋淀的行动即可得见一斑。

小说读罢，掩卷细想，那些丰富而有质感的画面却继续在脑海里花枝乱颤。作家批评家的出身，以及曾在北上广读书、工作的经历，无疑为小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经验基础。这两大基础，在中国当代文学里是珍贵的，因为在那批与作者几乎同龄且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已叱咤文坛的著名作家的作品里，我们目力所及更多的是感官的王国，以及乡村的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三城记》是为中国当代稀缺的城市文学很好的实践。

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及这部小说似乎并无多大新意的艺术手法——老老实实的的现实主义。该手法无疑为作家重新编织经验的碎片提供了快捷有效的通道，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它与19世纪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无异，则就未免武断了。事实上，从整体上看，《三城记》悄然完成了从现实主义向寓言体的升华。你若不信，不妨将小说中所有具有历史感的阿拉伯数字抽掉后试试看。奇妙的是，在被抽掉数字后的《三城记》里，本文所阐述的“思想人生”与“行动人生”的辩证法，也豁然彰显了出来。

2019.4.1 于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