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现代过

现代性认为它自己创造出了自己，已经彻底抛弃了过去。但它却为我们遗留下了一个困扰人类的难题。这个问题可以用康德的第三对二律背反定律来概括，即必然性与自由意志。如果世界之事皆是必然，那么一切的源头必然要有一个神，而这个神是我们无法揣度甚至是恐怖的，人类不可能自由。如果属灵的皆拥有自由意志，那么一切都不可言说，失去必然性的自然永远无法被人类掌握。这种二律背反也在《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生命》里被表述成为“求知意志”与“求定意志”的冲突。

康德为现代性的难题做出总结的同时，也标志了启蒙——即同时掌握自然与拥有自由的幻想的终结。这种幻想贯穿了启蒙运动，但他的发端却更为幽深。一切的起源来自于一场中世纪的唯名论危机。出于对经院哲学的不满，许多神学家提出了全新的对神的看法，认为共相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修辞，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独立的个体。这种存在论上的重大变革击败了经院哲学却没有给人类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神的秩序被打破，人也从受造物的巅峰落下，成为了被上帝随意玩弄的羔羊。有限的人由于没有共相的支持，因此永远也不可能理解无限的神的意志。这种恐慌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只是它被转移到了许多其他的地方。

为了给唯名论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无数思想家们开始了自己的思想之旅， 而人类文明的午夜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彼特拉克发明了个体性。在彼得特拉克这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这不代表着我们无法接近神。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追寻美德来实现向神的靠近。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培养我们的感情——爱，让我们的感情爱真正值得爱的东西。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得救，这样的想法毫无疑问是一种伯拉纠主义。可以明显的看出，彼得拉克从古希腊那里得到了他思想的源泉，尽管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理解柏拉图主义。在这里彼特拉克留下的问题就是，虔诚和人性到底应该如何结合起来，人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接近神，这些问题他都没能给出解答，但他提供了一个方向。

这种思想如同野火般一发不可收拾，人文主义的时代随之而来。人文主义者们用各种方案完善这一想法，同时也是在寻找一条符合基督教的道路。进一步说，就是在基督教中寻找人的神性何以可能顺着彼特拉克的思路，英雄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存在。人是神的形象，所以人的原罪被降到了最小，在存在论层次上应该处于一个更高的地位。而对有意义的人生的追寻也来自于这种个体性的审视。欧洲大陆对于古希腊、古罗马和异教徒们的兴趣随之高涨了起来，尽管这与基督教很难相容，但人文主义者们没有放弃这条道路。一种想法（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既然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实际上异教徒也是基督的信徒，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是基督。因此古希腊对美德的追寻实际上正是对基督的追寻，人文主义需要做的是发现一种新的基督教形式（如布鲁尼、瓦拉、菲奇诺、皮科、萨奥纳罗拉、马基雅维利）。另一方面，北方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则认为，基督教的失败来源于教会的腐败，有灵性的虔信（即情感而非理性）才是宗教生活的本质。英雄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这里是被拒斥的。形而上学被他理解成为一种“高级疯狂”，实际上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反映了伊拉斯谟将哲学重新理解成道德哲学的努力。人在神面前应该俯首称臣，但仍然要爱美德。基督徒不应该追求荣耀，但可以追求一种正直的生活（因此他们可以追求苏格拉底）。总体上来看这种想法是温和的。

而在伊拉斯谟发展他温和的人文主义观时，一场激烈的宗教革命开始席卷欧洲。一名叫做路德的修士提出了因信称义、返回圣经的口号。路德接受了唯名论的形而上学立场，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更进一步。尘世间的人都是受撒旦奴役的（而且通常并不知情），运用理性正是傲慢的一种，也就是撒旦的蛊惑。只有聆听神的言语才能回到正途。显然，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创造撒旦，撒旦也定然曾被神驾驭过。但是神并不想让人听撒旦的话，他唯一想让我们听到的言语就是《圣经》。通过《圣经》，也只有《圣经》能让我们聆听神 的话语。教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世俗的权力只能统治人，却不能合法的使人相信。因此臣民不必服从君主，但仅限于不服从。尽管路德本人认为世俗意义上的革命是撒旦的蛊惑，但他确实留下了宗教战争的种子。（btw, 塔楼实验和老子的道在屎溺有异曲同工之妙）

伊拉斯谟与路德之间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冲突，他们二人之间难免有一场辩论，而这次辩论的双方所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也是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较量。这样的辩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也改头换面以其他的方式出现过好几次，例如霍布斯和笛卡尔。回到路德这里，路德的神是一个“隐秘的神”，这必然意味着神要为恶负责。实际上我们从路德这里也只能推出这样的观点。神创造了撒旦，但他不想让人明白他为什么要创造恶。说到底，路德只是回避了恶的责任与堕落的问题。而在伊拉斯谟那里，原罪被最小化了，人自然有一种美德的倾向，因此人爱神。当然，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道德生活中的选择实现救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影响救赎的。不过可怜的是，伊拉斯谟的伯拉纠主义立场既遭到了天主教会的批判，又受到了路德的嘲讽。悲剧的他除了一个关于宗教战争的预言外一无所有。

100年后，17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家——笛卡尔。通过把唯名论的神归结为纯粹的理智实体，笛卡尔驯服了神。神的理智之光可能是虚假的，但确实存在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也就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重新定义了思考与心灵，在这里人是可以思考自己的。只有将世界再现出来才是真实的，而这种再现永远只能是对于主体的再现。因此，一切思想都是一种自我思想。从这个基点出发，笛卡尔发明了他最著名的存在论证明，即证明数学为真。但这个证明实际上引入了一种新的对无限的理解，即无限是比有限有更多的实在性。传统的说法认为无限是对有限的否定，但笛卡尔这里有限是对无限的否定（即无限的集合图像与闭合的有限图形）。人本质上与神都是意志的存在，而且也没有什么不同（在笛卡尔这里意志都是无限的、完全自由的，这也是人完美性的唯一基础）。但与神相比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即神为全知全能，人为全能但并非全知），他认为这种割裂是对理智误用的结果。假如我们这样理解神，那么一切宗教的仇恨都将消失，因为对不能得救的恐惧最终会成为一种幻觉，支配我们的只有良知。

霍布斯经常被人称为无神论者，但我们很难真的说明他到底信不信。加尔文教派的家庭背景使他接受了唯名论观点。神在霍布斯这里不是静止的，也没有把宇宙的发条拧动之后就撒手不管，实际上他一直在运动，也存在于运动中。虽然运动没有目的，但并非不能理解。科学所追寻的正是运动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存在的知识。他只承认质料因和动力因，这基本上是现代科学主义的观点的雏形。在人类学上，霍布斯认为人只是受激情驱使，每个人都是个体的存在，但我们并不存在自由意志。而霍布斯提出了一种实用意义上的自由，即追寻自己的激情。这其中最重要的激情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我们被驱使着保护自己，但最初我们的自发冲动是逃离危险或搏斗。只有在无可逃避也无可战胜的死亡恐惧面前。我们才选择了放弃部分自由，选择协商的方案。也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有朽的神来执行契约，这正是利维坦。而利维坦，在圣经里指涉的正是傲慢的原罪。通过冒充神，国家为人提供了一种和平。此外，虽然霍布斯认为神学不是科学，但神学的结论不会与科学冲突。基于以上的因素，如果不理解这种全新的神学观，也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现代科学。

迄今为止，我们把所有认为神的属性转移到了别的东西上，一种彻底的伯拉纠主义在今天以成为主流。但对于神与人的存在论关系上的争论仍没有结果，大革命的恐怖统治也证明了必然性和自由意志不可兼得。现代历史观念是一种调和自由与必然性的努力，但这种调和是不可能的。例如在马克思这里，历史被理解成为必然，但却拥有自由的目的。这种历史观并不新鲜，它的存在本身也证明了那些隐藏在中世纪神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从未消失，也从未解决。

总的来说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很大的，对于理解什么是现代性有着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这本书也让我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很多核心观念有了初步的理解。唯一不足的是最后两章之间似乎存在断裂，也许是碍于启蒙运动的资料过于庞杂，或是作者默认读者对于启蒙的历史已经非常熟悉。不过最触动我的是本书译者张卜天，真的是....以翻译为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