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论府兵制相关诸文随劄
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1981）
安史之乱的平定，朝廷所能用惟郭子仪、李光弼统率之朔方军，力量不足，只好借兵（前后三次）回纥（不靠回纥，朔方军未必有独立攻取两京之勇气），其战功不容抹杀。然中央政府面临两个问题，其一为回纥之骚扰掠夺远过于安史叛军，其二为两京易取，河北难收（叛军两大据点，安庆绪在相州，史思明在范阳）。
仆固怀恩平定河北，大战役打法与过去不同。一则过去收复两京要依靠回纥兵，这次主要依靠仆固怀恩统率之朔方等军。二则当时河北地区安史余党田承嗣、张忠志、薛嵩等皆手握强兵，霸占州郡，而仆固怀恩等领军不过四万余。故而其采取一种新战略，打击目标缩小为史朝义（总头目），至于田承嗣等实力派，只要名义上投顺，则一概保存其既得地盘和实力，由中央任命为合法节度使。重建河北藩镇策略之决定者非仆固怀恩，乃出于朝廷，其仅为执行者。其平定河北后与田承嗣等不曾往来，叛唐后亦不见河北之声援响应，说明此中不过办行公事，未拉私人关系及勾结。然仆固怀恩颇为当时几个权势者反对（河东节度辛云京、泽潞节度李抱玉、中官骆奉仙、鱼朝恩），深文周纳，被逼而反，得史书之污名。
*《通鉴》大历八年记田承嗣建安史父子“四圣祠”事，“圣人”在唐朝习惯称呼皇帝，则“四圣”者实际是建立河北地区的太庙，隐以自身继之为第五代（领袖河北地区之整个割据势力以对抗中央），故而中央绝不同意，讽令毁去，从而遏制其野心。
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1982）
府兵有宿卫京师和征镇四方两项任务，府兵废坏后宿卫任务诚然由彍骑承担，征镇则由招募健儿长任边军的办法来解决，从而形成藩镇擅兵的局面，彍骑之废与方镇之盛没有因替关系（论《新唐书 兵志》）。其中河北藩镇在唐代藩镇中有特殊的重要性，由于对付不了奚、契丹（号为两番，威胁东北）才不得不在河北地区设置节度使，其产生消灭均与之有密切联系。
武则天时，发生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之变，控制奚契丹的第一线据点营州失陷，第二线河北重镇幽州亦岌岌可危，中央三度兴师，两次全军覆没，乃靠突厥袭击其后方，奚、契丹又怀贰，勉强取胜。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之军事设施有问题。
唐初边防设施，从都督府到军、守捉、镇、戍都有一些常备兵，主要是由中央招募派来的健儿，府兵按照规定也要定期来边防地区轮流承担镇戍任务，但人数有限，难对大敌，因此唐初起另有命将出师的措施。临时任命的行军总管、大总管调用若干府兵（及其他）组成大兵团到前线充当作战主力，虽能集权于中央，但将帅士兵并无从属，互不相习，对地形和特殊作战技术亦无从熟悉，战斗力低。
狄仁杰已否定命将出师，强调充实边镇。充实边镇首先要解决兵源问题：先设置武骑团（组织当地居民，一百五十户出人十五，马一），没有改用招募。进一步改革，将武骑团兵之不离乡土和健儿自愿应募结合，在防地直接招募健儿长任边军（各边镇先后采取，未必一定奉诏办事）。解决兵源同时要改革边防的指挥体制：第一阶段将原来行军大总管权力转移给边防军事长官（镇军大总管），出现节度使（节度使兼任都督/都督兼充节度使/低一级之军大使及边防都护改为节度使），大致从睿宗景云元年到玄宗开元九年完成了九个节度使的设置，而最先设置则为幽州（奚契丹）、河西（吐蕃）。第二阶段，把所管地区甚至一道之地方行政和财赋大权都逐步集中至节度使（兼领诸使如支度营田使、采访处置使），成为最高军政长官。
自景云元年至开元二十年，正是防区建设过程中与奚、契丹（此时期其与突厥联合）对抗之历史，互有胜负，唐军逐步取得优势（主动出击，扭转消极防卫，恢复营州，所用基本为幽州包括后来平庐节度使管内兵力，兵将间之封建关系已建立）。此制度成效显著，从而使玄宗对之深信不疑【要】。
只要有河北藩镇在，奚、契丹之南侵就不能不遭到阻遏。安禄山以击奚契丹起家，贵为节度使后仍全力以赴，安史之乱平后无法尽除余党，仍重建河北藩镇（幽州、成德、魏博），但在制御奚契丹上仍继承幽州节度以来的积极作用（亦为朝廷公认）。至唐末五代，幽州节镇仍是契丹南侵的最大障碍（后非为拔去，乃是自动撤除，遂大开南侵方便之门），如非赵德钧妄图称帝，自弃根本，即使石敬瑭甘愿割弃幽州，契丹亦未必能轻易到手。
中国边患，前期多来自北方、西方，后期则多来自东北方，其转折非五代，武则天时契丹李尽忠变乱已现端倪，如非唐及时采取措施，建立河北藩镇，则五代北宋时期严重的东北边患可能在中唐提前出现（北宋人如欧阳修、宋祁等对唐代奚契丹情况颇隔膜）【要言，此文精彩】。
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1993）
《周书》以至其所本西魏、北周国史和隋牛弘旧史在纂修时心目中重视八柱国制远过于重视农兵分离制【驳陈寅恪说，惟农兵分离虽以旧籍未明确拈出，但不能说明其不重要】
驳陈寅恪所云宇文泰创制实以鲜卑旧俗为依归。认为此论两个前提均不存在：
（1）西魏军人绝大多数是鲜卑并包括汉人之已鲜卑化者。
将领种族鲜卑确占多数，但尒朱天光带进关陇之兵马为数不多（三千人），远不能和东边高欢相比。六镇鲜卑格局还是东多西少。【然依归鲜卑旧俗正在于将降附俘虏之杂牌用一种有效能凝的部落军事组织统合起来，将领以鲜卑成分为主自为更要，此条反驳似并不成立】
（2）李虎、李弻、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都有极其强大之实力，让其分任执掌兵权的六柱国是对既成事实的合法化。
*陈寅恪忽略了大统元年“进太祖督中外诸军事”之记载，根据废帝二年之记载认为“此为宇文泰权力扩张压倒同辈名实俱符之表现”，可谓千虑一失。
宇文泰从被推为领袖，吞并莫侯陈崇系统之后就不和诸显要等夷了【不等夷亦不代表诸人就无权势】。据潼关斩窦泰和沙苑败高欢两大战役，每名高级将领手下只能摊到六百到八百多骑兵。
宇文泰建立八柱国制度应该从兵少必须扩军【要】和扩军必须整训这两层来考虑。
宇文泰扩充兵源有三种来源：
（1）吸收东魏的降附者和俘虏。
（2）吸收少数民族和地方豪帅宗党的武装。
（3）利用乡兵。
*乡帅之用大都督、帅都督名义，只是说明其地位相当于正规军的大都督、帅都督而已，并无消除其地方性之用意。（驳谷霁光）
*大统三年八月东伐前已有十二军，也许本年“七月征兵会咸阳”就是为了正式成立十二军建制。
所谓“大阅”、“大会诸军”、“西狩”实际上都是为了整训，六柱国、八柱国制度仍旧是为了进行更大规模的整训【甚要，然与依归鲜卑旧制似无矛盾之处，旧制便无此功能耶】。六柱国任命时间参差不齐（唐长孺已经注意），盖为了稳定局势，采取一批批交割的办法。利用此种鲜卑化使战士视其将领有如酋长父兄，以强化军纪，这显然又是配合整训的一种措施。【此点与陈寅恪所论亦不悖，且陈氏已深抉之】
二十四军实为西魏北周军队的基本建制，推测二十四军也当建成在大统十六年前后，此时六柱国整训杂牌，充实正规部队，原有十二军不能容纳，故而扩建。
六柱国任命前的实力并不足以威胁宇文泰，但宇文泰死后被翦除，而柱国、大将军已完全脱离府兵制，成为散官、勋官之类的虚衔。
*驳王仲荦之论六军。以唐长孺将大统八年“初置六军”解释为“天子六军”较合乎情理。
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1996）
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在杨隋建立后已开始发生变化（基于魏征《隋书》），并非如陈寅恪所说要到武瞾时才被破坏而分崩衰落。【陈寅恪只言“此集团自西魏至武瞾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与黄氏所拈出之靶子有别】
隋文帝时期关陇集团虽因文职人员如苏威者参掌朝政而稍有突破（“四贵”：杨雄、高颎、虞庆则、苏威，杨素），但大体上维系不坏，其开始解体要到隋炀帝手中。隋炀帝时“五贵”（苏威、宇文述、裴矩、裴蕴、虞世基）中仅有宇文述是关陇集团文武合一之人物，其余二裴、虞世基则来自山东、江左，皆为文职人员，参掌朝政机密。越王杨侗在洛阳称帝时之“七贵”，自隋炀帝“总留台事”的班子演化而来，段达、皇甫无逸（入唐后为文职）属关陇集团，元文都、韦津虽籍贯关中而系文职，卢楚、郭文懿、（二人籍贯不明）赵长文也是文职。说明东都留守班子亦不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不仅局限于上层中枢人物，乃是一上下组织起来之社会集团，仅讨论时贵人物似嫌不足，况且此数“贵”亦是当时一种印象式之称谓，不能尽括实际，仅从此处立论似薄】
“关中本位政策”指导下形成的关陇集团之所以局限于关陇，是由于宇文泰当年只控制了关陇地区。宇文泰创建的关陇集团之文武合一，与之前汉族（封建领主制社会）、游牧部族的文武合一实质上无区别【要言】。当宇文泰组建关陇集团，西魏北周文武合一时，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已经重新向文武分途回归（先进）。文武分途亦成为颜之推等文士的共识。故而关陇集团此时开始解体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赖武瞾个人之努力。【虽关陇集团之文武合一渐有崩势，然亦统整山东、江左之文武合一集团，新朝如唐之建立必然再造一种文武合一之勋贵，此一定程度上又可回转，要之此过程并非线性，须在更长时段考察。】
说隋末的骁果——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1997）
隋炀帝改制后出现骁果（亲兵），掌领骁果的是左右备身府，编制略同于府兵。备身郎将、直斋（备身府正副长官）管备身府事，折冲、果毅郎将掌领骁果，后者并无受前者指挥的迹象。
招募骁果原因是感到兵力不足，原有的府兵制亦暴露问题不可尽用（府兵制败象在隋炀帝时已充分暴露，不待唐高宗武后时）【要】。大业九年正月募民骁果，正在大业八年第一次征高丽失利（九军并陷，损失在三十万以上，亦暴露了兵农合一的府兵不适宜远征）之后。为了保持并增强战斗力就需要在府兵以外招募一支脱离农业化生产的专业化新军（国家实际依靠之主力）。说明大一统局面下，继续实行地区政权的府兵制是行不通的，必然要走上募兵制道路。
所招募的骁果多属轻侠恶少年（此类又最易成为天子亲信武力），总兵力超过十万。骁果的作用：讨击杨玄感，解突厥雁门之围，唐室统一战争（关中以骁果为主的数万人随屈突通归于唐）等。骁果中更多应随驾驻江都，其组成包括从关中（两万以上，归乡为唐室利用）、江东（一万以上）、岭南（近两万，关东岭南两支后为王世充所有，后为唐室收编）三个地区分别招募来的。
刚招募骁果时就出现由府兵系统官员来率领骁果的情况，以后不断出现。依唐朝之情况推测，盖府兵败坏之后，其将领已无应属其统带之府兵，而将领名额又依然沿袭，故而改用其统率骁果。
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1997）
府兵制所以败坏之根本在于兵农合一。府兵的真正兵农合一在隋文帝开皇十年（和普通农户同样编造籍帐，有权利获得土地耕种。省却平时原先供养府兵的财政开支。府兵不需要缴纳租调和服劳役，有其优越感）。这种府兵已不愿背井离乡作长时期远征，大规模动员（征高丽）震动全国，而后顾之虑（耕种）亦不能妥善解决（故而不能在短时间取胜【下语较虚，仍需结合陈寅恪所论地理条件、粮食运输及持久战之士气问题】）。唐初重建府兵是因为历史教训甚难吸收【下语太虚】。其后重新兵农合一开始于唐高祖武德六年，到了太宗远征高丽，高宗武后时陷入东西两面作战，只好再走募兵道路。
驳均田制破坏从而府兵制随之败坏说，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云均田制扩大与均田制不足自相矛盾（且无历史文献之依据）：“均田户”名称不见于史籍，当时称“课户（口）”，指需要负担租庸调的丁口，且府兵与之亦有别（不是普通自耕农身份，不缴纳租赋）。户口搜括和均田并没有必然关系【然均田的前提仍是统计户口】，而府兵亦非逐户抽取。均田制是荒地收授制和限田制相结合的制度，并非是平均分地（用汪籛《汉唐史论稿》说【此论钱穆早已言之，黄氏或不见或忘之矣。《国史大纲》中于均田、府兵诸问题皆有特别留意，眼界似远超黄氏所论，而议论多与陈寅恪相通，二者成书亦在同时】）。根本谈不上用分够与否来讲均田制是否推行或破坏。【此文多逞口快，立论似亦疏散，黄氏文章每露一种意气】
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1997）
西魏北周此关陇集团自然是存在的，但到了隋朝其存在就颇成问题，进入唐代亦并非陈寅恪所说。唐初这里指的太原起兵到武德贞观两朝。太宗用人已不因袭关陇集团陈规，而此文驳论主要从文武分途与否着笔。【关陇集团虽有文武合一之要征，但姻党、族系、出身阶级等亦不可忽视，且与地缘意义上之政治中心密切相关，定都长安即决定其立国形势】
太原谋立功臣名单【单看功臣宰辅有一定代表性，然其既为极少数高层职位，仍不能代表整个“集团”之情况】，十七人中确属文武合一的关陇集团人物只有李世民（皇子身份）、裴寂、刘文静三人【“文武”之划分是根据其官员职履担任文官武官而言，然文武不可纯以此分。黄氏划为“武”者多有出身勋豪之贵者，岂不能文，又“文”者岂不能武？仍当看其阶级】。高祖朝宰相名单，十二人中符合者有七人（皇子二人）【还需比较各人担任宰相时间之长短，不可单以人头计数】。太宗朝功臣实封差第名单，四十三人中符合者有八人【太宗所依仗者多有山东人特可注意，然籍贯关陇仍有二十二人】。图画凌烟阁名单，二十四人中符合者有五人【凌烟阁所画功臣皆特出者，际遇偶然，又多属太宗私人，无法完全代表“集团”。且其政治符号性强，必须兼顾关陇、山东和江左】。太宗朝宰相名单，二十九人符合者有七人。斯足以证明高祖、太宗不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确不复存在。【“关中本位政策”包罗颇广，不局限于中枢用人，更重要为立国形势与战略安排，且尚有政策之惯性需待考察。陈寅恪拈出关陇集团，并非忽视山东集团和江左人物，关陇集团之成立非以后两者不参与中枢为前提，只要其仍有相当规模，分享政治优势即可。】
关陇集团不复存在之原因在于大一统政权之创业治国者不可能继续局限于关陇而必然同时从山东、江左挑选。文武合一本是封建领主制现象，政治上的文武合一在当时也是一种落后的措施【可商榷】，其必然要向北齐、梁陈趋同。关陇集团解体与武瞾并无关系，更不是为了达到消灭唐室势力的目的【然也，陈寅恪此论点并不坚牢。惟黄氏论文实不如陈寅恪之密，意趣亦未及陈、钱为远】。
乙亥季春随安室 记
